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及国际比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马克思主义研究 Author 邝艳湘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确立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何优势？比较制度优劣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及我国历届领导人就如何评价制度的优劣进行了许多探索，他们认为一种好的制度应该符合生产力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世界贡献等多个标准。历史、理论、实践和国际比较等多个角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政治稳定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优势。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好的制度是现代国家定国安邦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实践是检验制度优劣的试金石。中国在几十年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发展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社会进步之大，是许多同一起跑线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中国速度”与“世界之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确立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历史、理论、实践和国际比较等多个角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政治稳定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优势，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继续推进“中国之治”的伟大历史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创新和发展；是对中国人民新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引中国人民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和“普遍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和“特殊性”，“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首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道路，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提出要“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改造和建设之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其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许多理论探索的成果如关于协调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等，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酝酿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首次正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全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主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鲜明主题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开创性贡献，也是对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凝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转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等，科学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以及国内和党内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入新阶段。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紧密联系，一脉相承但又层层推进。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直面时代之问和时代挑战，承前启后，接续奋进，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不仅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且明确提出了制度的执行能力以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重大课题，具有“开创性、里程碑”的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组成，涵盖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13个方面的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政治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显著优势，在经济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培养造就和吸引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更在于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2．判断制度显著优势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制度好坏的“试金石”。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不能凭借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而要看事实，看实践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评判制度的多种标准，对如何评判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基于客观标准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实践比较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要判断一项实践究竟是否正确，不能仅仅看实践结果是否达到了实践目的，更要看这项实践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否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评价实践的最高标准。
基于马克思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制度应以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还首次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评价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优劣，最终是要“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1956年他再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国内对改革开放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疑，邓小平多次提到如何评判制度的优劣。早在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984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987年，他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更明确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认为好的制度既要能搞好经济发展，又能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两者不可偏废。
此后，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出如何评判（政治）制度优劣的论述。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了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 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五个有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做出概括，即“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对国家政治制度优劣进行科学评判的“八个能否”的标准，他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将制度建设的目标全面概括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即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国家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综上所述，一种好的制度必须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满足诸多的条件：不仅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应当实现民主、公正、稳定等目标。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好的制度还应当具有国际责任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据此，评价国家制度优劣概括起来有五个标准：第一，生产力标准。这是考察国家制度是否有优势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主要考察该制度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公正标准。公正标准考察的是该制度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否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三，民主标准。民主标准考察的是该制度下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第四，稳定标准。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因此，评价制度的优劣，也应考察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可持续；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第五，世界贡献标准。谋求和平与发展、促进合作与进步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一种制度是否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进步显然也是评判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以下结合生产力标准、公正标准、民主标准、稳定标准和世界贡献标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公正性、民主性、稳定性以及世界贡献分别进行国际比较。
1．生产力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分别采用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中国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及其年均增长率等数据来进行多角度的衡量和比较。
第一，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大幅提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居世界的位次不断前移，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DP世界排名第11位；2010年以后，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1980年我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7%，但是2010年占世界GDP的份额上升至9.2%，2018年，我国GDP为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5.9%，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1978年至2017年的3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居世界首位，打破了“自然增长率”理论中提出的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的论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放缓，然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10年高达10.6%。近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增速放缓，但是2017年和2018年中国GDP增速分别为6.9%和6.6%，仍然远高于世界3.0%左右的平均水平。“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与“世界之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均GDP的增长同样快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但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8美元，已经超过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文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了1980—2017年巴西、印度、印尼、南非、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世界人均GDP，与中国人均GDP进行比较。数据显示，1980年至2017年，与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人均GDP起点低，但增速快，世界人均GDP的增速只有5.9%，而中国人均GDP的增速高达8.8%，从1980年的人均195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8759美元。目前，与世界人均GDP（10777美元）相比，虽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印度、印尼等国家相比，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远远高于印度（1981美元）和印尼（3836美元）；与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起点较高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均GDP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些国家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我国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基础极其落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今，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从生产力标准来看，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相比，中国生产力大幅提升，实现了更快更持久更高质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优势非常显著。
2．公正标准
一种好的制度，不仅应当是有效率的，还应当是公正的。公正的核心是分配公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公平的制度，意味着以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本文选择预期平均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极端贫困率等指标，对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南非、印尼、巴西等近年来的新兴经济体的民生状况进行比较。
首先，从预期平均寿命来看。预期平均寿命是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依赖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1949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到了1960年，世界平均预期寿命是52.6岁，中国为43.7岁，略高于印度的41.4岁，但巴西、印尼、南非和苏联均高于中国，2017年中国预期平均寿命上升到76.5岁，比世界平均的72.4岁高出3.1岁，比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平均寿命均要高出13岁至1岁不等，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预期平均寿命的提高，不仅意味着我国卫生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其次，从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来看。该指标与预期平均寿命一样，不仅是评判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而且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1970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112.6‰，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1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至9.2‰，比世界平均水平39.8‰低30.6个千分点，在众多新兴经济体中仅高于俄罗斯（7.6‰），比巴西、印度、印尼、南非低5.6至26.1个千分点不等。
最后，从贫困率来看，中国减贫的成绩最为引人瞩目。据世界银行测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平均每分钟26人脱贫，2020年将完全消除绝对贫困，“这样的奇迹只有中国人做得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和贫困发生率不降反升。以美国为例，“2014年美国民众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今天平均每7个美国人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与此同时，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却与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
无论是预期平均寿命的提高，还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和绝对贫困的消除，均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不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稳步提升。据2016年法国益普索公司的民调显示，中国人对国家制度的满意率高达89%，美国为36%，法国仅为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有力地彰显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分配领域，更体现在生产领域。生产是经济活动的起点，生产活动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个社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由于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且以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因此，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两手都要抓”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我国的社会生产始终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为导向，体现了生产正义与人民正义、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统一。
3．民主标准
中国的民主状况往往是西方社会批评和指责的重要方面，但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为了确保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具有西方民主制度所不具备的两大特点。
首先，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党，既要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民声、汇聚民意，同时要正确实行集中。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
其次，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实现民主权利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确保人民既有选举权利，也有参与管理的权力。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国家乱象丛生，政坛恶斗、逆全球化趋势迅速蔓延，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西方之乱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由于实行多党制这种对抗式制度体系，各党派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博弈、相互掣肘，常常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使得许多国家很难通过一些利民但耗资大的项目和工程，从而使得民众的整体利益受损。此外，选举政治耗资巨大，广大选民的利益最后不得不让位于财力雄厚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因而“有选举而无实惠”。以美国为例，多年来美国枪支泛滥、枪击案件频发，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然而“军工复合体”这一强势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军火交易的巨额利润，不断游说国会，使得美国很难通过有效的枪支管理措施。
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多角度全方位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单一的选举民主忽略了人民对国家事务的过程管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这样的民主制度导致领导人的竞选承诺往往无法兑现，选民的权利无法保障，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是：执政党的重大失误最终由选民担责和买单，在“一票敲定”的全民公决中尤为明显。
4．稳定性标准
稳定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重要而基本的前提条件，而要实现稳定，需要具备诸多条件：第一，政权的更替是否合法有序，这是影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政策是否具有连贯性和可持续性；第三，是否有长期稳定的规划目标。
由于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原因以及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中国的稳定有制度保障。首先，从政权的合法更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年龄限制’、‘有限任期’、‘定期更替’、‘梯队建设’等原则”，形成了成熟的国家领导层合法有序更替制度。其次，从政策的连贯性来看，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砥砺奋进。最后，从长期目标的规划来看，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从“大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小三步走”发展战略，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两步走”战略安排，我国始终有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引领前行。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感叹：“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政府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从而得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完成了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项目。”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艰难的课题。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迫于国际压力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多党制，但是民主竞争激化了许多国家原本存在的族际冲突，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权更替制度，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和动荡乃至内战，政治稳定自然无从保障。
对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由于各政党轮流执政，执政党倾向于从自己的政党利益出发，只做对自己政党有利的事，很难在国家最大化利益上达成共识，政策具有较强的短视性和狭隘性，且容易受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绑架，很难想象能够为国家制定未来30年乃至100年的奋斗目标。典型案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就宣布退出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确立长期规划目标，从而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中国政府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是保证经济不断增长的秘诀。”从稳定性标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稳定上具有显著优势。
5．国际贡献标准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前进，但是这一过程充斥着血腥的掠夺和残酷的战争。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掠夺土地，西方国家不仅对内展开各种形式的“圈地运动”，而且远渡重洋建立殖民地，把殖民地变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开展了罪恶的黑奴贸易以及对土著人的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英、法、德、美、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的同时，还展开了此起彼伏的争霸战，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动辄发动对外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罔顾国内民众的“反战”呼声，变本加厉地发动或介入各种局部战争，其真实的原因也在于其制度，因为军火商可从军事订单中获得巨额利润，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自然成为战争的积极推动者，导致人民为巨额军费买单，而“军工复合体”却从战争中大发战争财。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无论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和面临怎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战略，始终以追求和平为目标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国尽己所能地作出更大的贡献。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从1979—2012年的15.9％提升至28.1％，居世界第1位，超过美国、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着眼于构建从全球到区域的多边制度结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协定，这些“逆全球化”的举动折射出他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国际责任意识的缺乏。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血腥积累和频繁的争霸战争相比，中国始终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构成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制度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结论。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要从事实出发，尊重人民的意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世界贡献等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开拓创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1] 徐育苗：《中外政治制度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4] 袁银传：《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5] 于国辉：《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六期；作者：邝艳湘，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相关链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访前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托马·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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