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要求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这两段重要论述，前者是习近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后者则是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党和国家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政治自觉。因此，深入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特别是创造性地适应这种新要求，对于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伟大创新
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阶段的具体体现，并随着自身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变革。“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换个研究视角，在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变化，因而社会形态没有改变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是否转化，这既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维度加以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与习近平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自觉的统一。恩格斯曾经提出：“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并认为这个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3]我们把恩格斯的这些追问，用以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不难发现，如果客观上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但我们在主观上没有意识（认识）到这种转化，缺少对这种历史性转化的认识自觉和理论自觉，如果我们的思维中没有“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即使客观上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我们也难以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深入分析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给党和国家提出新要求的重要哲学基础。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依据
马克思说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5]这是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方法论，它启示我们，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矛盾关系长期演化的必然结果。
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220 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产能出现大量过剩。这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是构成主要矛盾的一方。
二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新要求。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形成了人数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已从数量满足型转向追求质量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已从物质文化生活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等各领域。
三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动力。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不合理所导致的城乡、区域以及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出来, 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为我们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正是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南，才使我们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更清楚、更真切、更明白，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这是我们能够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变化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掌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战略主动权的思想“主心骨”。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自觉
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关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因此，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知、理论觉悟、理论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就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没有一以贯之，以至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后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从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探索的曲折过程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重大政治判断，是全面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了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根本任务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因此工作着力点就不仅要解决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而且要着力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产关系），特别是要解决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仅要解决和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而且要完善上层建筑（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从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把马克思视野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价值蕴含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讨论问题，如果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统一，那么，任何一种认识、一个理论都必然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如前所述，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个重大政治判断，不仅是重大事实判断，而且是重大价值判断，深刻蕴含着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换言之，习近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本身就承载价值，就是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视角，去深入思考、正确把握、科学分析、清醒判断，并确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两个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对应）关系，从而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和政权的人民属性，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自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蕴含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直启示和引领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新发展理念。从历史逻辑考察，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逐步形成过程，就是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逐步演化的创造性回应过程，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成和确立过程。
40 年前，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针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强调：“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7]，明确“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总体布局”概念，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8]，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雏形。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概念，标志着“三位一体”总布局思想正式确立。
在 2005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党中央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形成，建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础上，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特别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统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更是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方略层面，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标志着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思想境界和理论高度，是对如何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庄严回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判断，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替代原来提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包括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包括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新要求；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替代原来提的“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发展的重点由物质生产拓展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要求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两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双方各自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从而实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
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政治自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永远不变的根本价值追求。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9]而适应这些要求，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政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选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觉悟，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的思想理论“主心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自觉地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从而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法，是我们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指南和基本方略。只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党和国家工作中，融入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生活，并形成自觉的思维习惯，自觉的行为方式，自觉的话语体系，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主义的理论指引，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策略，成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的方法论，才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追求，是我们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价值指向和人民情怀。只有将这一重要思想用于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特别是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检验政党和政权性的根本尺度，才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根本价值选择。
2.坚持把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转化为“四个过硬”
习近平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10]
必须做到信念过硬。党员干部只有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才能始终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中，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只有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始终在战略上把握主要矛盾，在战术上解决主要矛盾，进而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必须做到政治过硬。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政治能力作为第一位能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决不能在政治信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价值、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只有牢固树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观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组织、忠诚于党的立场宗旨、忠诚于党的事业，才能把坚定拥戴核心、忠诚紧跟领袖融入血脉、植入灵魂，转化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和纪律要求，并全面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才能不断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解决。
必须做到责任过硬。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把党的信任重托和人民期待放在心上，把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勇做新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才能以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钉钉子的精神，奋发有为、创新进取、苦干实干，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业绩，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必须做到能力过硬。党员干部必须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面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新知识、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新任务新风险新挑战新问题纷繁复杂。只有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让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到好学乐学，才能在学习中夯实坚定理想信念的真理支撑，在学习中汲取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精神滋养，在学习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履职担当的能力水平。特别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广大党员干部在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时始终有思想理论“主心骨”这个重要的看家本领，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走样、不偏离，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必须做到作风过硬。党员干部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在真心实意向人民学习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工作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在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人民立场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一切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坚决在全部工作生活中践行“三严三实”，才能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3.坚持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启示，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当前，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落脚点。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的体制机制，为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坚持优化协同高效。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原则，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依规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管理机构和编制，既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又通过改革加强法治工作，做到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
总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自我革命，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也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更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回应时代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注释：
（作者：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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