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发展、完善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具有中国逻辑，而且具有世界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逻辑与中国逻辑交互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一种崭新制度文明。
近年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版本，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使中国制度显著优势、特殊结构、生成逻辑、效能转化等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纵观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可谓思考深邃，视野开阔，富于启发。当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往往更多地侧重于讨论中国制度的“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这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宝贵的研究。然而，当我们借鉴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置身德国之外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问题的逻辑理路时便会发现，中国制度除了中国逻辑之外，还内在地存在着一个世界逻辑。所谓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系指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文明并没有离开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历中，在世界治理体系深度调整和变革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并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构中探索、创造、完善、发展中国制度的逻辑。笔者认为，研究和讨论中国制度问题时，对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的关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只有把中国制度内在的中国逻辑和深层的世界逻辑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在全新的高度上认识中国制度，才能真正领略中国制度蕴含的中国智慧，才能真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理解和把握中国制度内含的“中国特色”，进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版本。
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探索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近年来，中国制度之所以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具有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享有盛誉，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中彰显了其绝对优势，深刻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气派、内含中国智慧、表达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文明，因而必然有其中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制度是在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跌宕起伏中探索和生成的。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并不断把道路开辟、实践探索的经验上升为国家（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渐发明和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人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模式只有一个，这就是美国道路和美国模式，或者说“美国模式”是人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最高模式、最终模式、唯一模式，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在西方现代性模式那里已经终结，不会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其他模式，特别是不会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沿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理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面临“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之时成功探索和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这无疑为人类现代化道路和制度建设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学理依据。
列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根据世界帝国主义演变的新的时代特征，创造性提出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在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极有可能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甚至在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新纪元，把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经过科学推进到实践社会主义新阶段。他反复强调：“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艰辛探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和伟大开端。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继承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成功开辟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性探索，把世界社会主义推向新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实践向现实国家（社会）制度的伟大转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让世界社会主义由数百年来的美好理想（空想）变成了灿烂的客观现实，从此成为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新型社会制度，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世界旧格局。
正是一个人类世界、两种社会制度，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曾经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走向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已经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有按照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演进逻辑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4]。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制度选择的政治自觉。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扭转了中国千年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为近代以后100多年来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发展道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随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世界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探索和成功确立，不仅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实现了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然而，中国社会制度的版本并非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再版，而是在“回望自己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以后，检讨以往的制度探索，借鉴别的制度前提和基础上的探索和创造，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注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理性地批判、比较、鉴别，从而选择、创造、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体地说，诸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在中国人民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都曾尝试过，尽管这些悲壮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向人们揭示了“此路不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试图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既不符合规律性（中国国情），又不符合目的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曾经照仿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但转而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苏联模式”存在极大弊端，比如所有制上的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体制上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的片面阶级斗争、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和权力高度集中等弊端。这类问题一经发现，中国共产党便立即“以苏为鉴”，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区别于苏联模式、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将改革开放前的深刻教训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成功探索和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国家建设的重点聚焦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首先对我国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剖析，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因而社会主义社会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优越性并不在于矛盾存在与否，而在于矛盾总体上是否具有非对抗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时代特征、运行规律的规范性把握，其优势不在于制度的绝对完善，而在于能够通过制度本身的运行和变革不断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其次，党中央确立我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的总体逻辑和大框架，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首位。毛泽东始终坚定地认为，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包括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无论国家制度如何变革和发展，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不能突破的，大格局是无法颠覆的。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奠定了重要地位，为社会主义中国争取了社会制度改革创新的主导权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动权，是我们不犯苏联式的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障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定海神针。正如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5]
中国制度的探索和创立，是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矛盾、波折中深入发展，中国人民睁开眼睛看世界，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鉴别中创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比较鉴别中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6]。
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历中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中不断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诸多挑战和风险中不断创新。因此合乎逻辑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必然不断完善和发展，而这种完善和发展是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规模扩张，全球化进程对人类制度文明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愈演愈强，世界各国正在形成新的政治格局、经济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生态背景下进行的，是大国博弈日渐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中进行的。一句话，中国制度正是在与世界上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竞争博弈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的。
中国制度积极回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重构世界格局的严峻现实。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充分证明，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和世界的基本格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科技创新又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电子科技与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电子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5G等重大颠覆性技术的革新速度明显加快，科学技术竞争实则反映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趋势在科技创新的大潮中更加突出，在给各国带来科技无限发展潜力的同时，也给世界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变迁无疑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回望世界科技变迁史我们可以发现，发轫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其一举摄取世界霸主地位；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的美国，一跃成为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航者。当前世界各国在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纷纷出台新的科技创新战略，加大对于科学研究的投入，加强对于人才的培养、对专利的保护、对标准的制定、对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力求在全球风险剧增的环境下抢占科技和产业革命高地。在科技竞争残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顶层设计，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中明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7]，抢抓历史机遇，应对严峻挑战，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育先机，不断优化中国根本制度、不断完善中国基本制度、不断发展中国重要制度，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积极回应世界多极化发展新格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际秩序变迁之后，国际格局自20世纪以来基本形成了集团对峙较量的对抗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扩散。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由悬殊到微弱，历史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局面正在悄然转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由政治领域向经济等领域快速蔓延，构成多极化的全新广度和持续深度，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国际力量对比在总体上差距趋于平衡。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暴露和社会主义内在优势的发展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最为深刻的、最具历史性且最难以逆转的变革。制度竞争成为根本竞争，制度优势成为根本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充分展现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积极应对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大趋势。从世界主要格局构成的力量博弈这一角度出发，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力量失衡态势已经明显改变。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防控的过程来看，美国对于大国责任的推卸深刻证明了其独自掌控国际话语权的意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从退出国际卫生组织的荒谬行为可以看出其控制国际性组织的野心并没有收敛，但从美国国内不受控制的疫情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各方面实力趋于下降，“一超”地位正在逐步被“多强”所弱化。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仅要克服自身弱点，还将面临复杂尖锐的国际斗争。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制度创新和科技博弈成为各国占领国际地位制高点、掌握国际话语权、重塑国际规则、争取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因此也导致世界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变革。世界各国都在共同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中，不断更新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创造国际新规则、新制度、新体制、新机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着力打好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正是对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潮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家治理体系呈现了诸多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主体的优势；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各民族一律平等、携手共进的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优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优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优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权、党指挥枪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等。这些显著优势为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国家（社会）制度相互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推动了人类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既定的国际规则，为自身谋利，使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逆多极化的潜在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制度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加自信地走在时代前列，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在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中找准我国的定位，不断拓展中国制度的现代文明视野，不断塑造中国制度的现代文明品格，形成了胸怀博大、视野宽广、内涵丰富的新制度文明观。
三、在世界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经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加以评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的世界中。习近平曾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来概括当今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但是，无论怎样变革，都不会超越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社会的框架。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变革创新的步伐不断向前。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日益丰富。从现实的维度考量，我们并没有摆脱挑战与风险频发的境遇。世界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动力转换，社会发展更加需要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愈益需要弥合。和平赤字、发展滞缓、治理失衡，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8]，致使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逐渐攀升。值得关注的是，人类世界的这种态势不仅难以逆转，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首先，尽管21世纪人类文明与马克思所经历的人类文明截然不同，但我们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随着人类文明制度的不断革新，尽管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的矛盾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深深地恐惧，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抵触和遏制没有改变，反而不断加深。特朗普在2019年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中曾宣告美国将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在这里，在美国，我们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新呼声感到震惊。美国建立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而不是政府的胁迫、统治和控制。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我们将保持自由。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度分析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9]的伟大预言至今仍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一预言的实现必然是一个困难丛生的漫长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用理性思维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必然性，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自身弱点的自我调节能力，必须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优势，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必须充分认识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合作与斗争的必然性。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社会变革，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具体发展实践。改革是共产党人进行实践的根本手段之一，是实现社会革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改革的根本手段是什么，要看这一过程是否遵循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是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对于中国制度中现存的、落后的、能改的内容我们坚决改正，对于不符合我国发展命题的、不能改的内容我们坚决不改，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项内容。
在国际上，由于近代以来的经济强国的崛起之路大多都离不开战争和殖民掠夺，且旧中国曾遭受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害和掠夺，因而中国如何实现伟大复兴以及复兴后走怎样的国际关系道路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发达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会通过向外扩张、殖民统治等帝国主义的旧手段走崛起之路。对于中国越来越具有国际话语权、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这一事实，很多国家加以无端猜忌，频频在边界地区引发军事摩擦、挑起贸易战、进行技术封锁、无端恶意抹黑，屡屡在领土主权、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向中国发起责难。就国内情况而言，我国正处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因强而骄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因强而畏的信心动摇都值得高度警惕。因此，必须在这一历史节点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与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何敌对势力和现象作斗争，敢于发出符合中国利益、维护中国形象的声音，跳出“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摆脱“闭关锁国”的思想误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历史地摆在世人面前，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正是基于世界逻辑维度的深度考量，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主权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为各国发展营造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为各国创新发展提供世界舞台……而所有这些，无不需要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力，继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1]
四、中国制度世界逻辑的历史必然及其与中国逻辑的内在关联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创立、坚持、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实存在一种世界逻辑，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开始探索、正式确立、坚持完善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进行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驾驭、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和现实。
问题在于，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的内在机理何在，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何以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制度的探索、形成、确立、坚持、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和时代变迁中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成功，成为人类制度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制度文明。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世界的伟大社会实践过程。换言之，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自然史过程是历史决定和人类选择辩证相统一的过程，是合乎规律性和合乎目的性的相统一的过程。因此，如果说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那么人类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的道路如何选择、以何走法，则往往因各国家、民族、地区各自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其与世界历史演进过程的特殊矛盾关系而有所不同。因此，人类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从而其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基本制度的选择和创设，必然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晚年把唯物史观关注的焦点转向世界东方，深入研究剖析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特殊经济结构、特殊所有制形式、特殊历史文化，明确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回避资本主义痛苦，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这在逻辑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奠定了认识论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论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把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把社会主义与人类难以逾越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与人类处于其中的经济全球化大势对接起来，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文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探索、创立、坚持、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6世纪确立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的时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尤其是随着中国离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近，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暴露无遗，人类世界“西强东弱”正在成为现在完成时，而“东升西落”则正成为正在进行时，中国从近代以来曾经的“大幅度落后”已经转变为“大幅度赶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仿佛一块试金石，检验着“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真理和道义选择，让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历史和时代大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探索到确立，从坚持完善到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无不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使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成为一种必然。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是相对于中国制度的“中国逻辑”而言的。所谓“中国逻辑”，系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依据，即毛泽东视野中“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政治结构、特殊的社会结构等，以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历史抉择。毋庸讳言，中国制度的“中国逻辑”绝不是“闭门造车”的中国逻辑，而是按照马克思站在德国之外看德国——“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13]的思维方式，统筹国内和国外，把握中国与世界，在两种制度并存、斗争、合作中，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既学习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既借鉴了国外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世界逻辑与中国逻辑本来的内在逻辑。
总之，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庄严神圣的历史使命，必将在我们不断提高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实践创新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逻辑和世界逻辑的互动、互构中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作者：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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