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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长期以来，网络上流传着一篇题为《不能公开的悔与恨》的关于宋庆龄的虚假传说。该谣文编造出所谓的宋庆龄反对“1956年三大改造”、“1957年的反右”，宋庆龄因不认同我们党的政策而两次拒绝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在投票选举时只有毛主席、林彪和康生三人反对宋庆龄担任国家副主席），并且从1958年起宋庆龄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会议，以及宋庆龄在6、70年代先后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等等谎言，甚至还不顾历史事实，称宋庆龄临死之前拒绝党中央的入党特批，说是心灰意冷。此谣言在网络上传播甚广，为了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本文作者胡新民特意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对此谣言逐条地进行有力的反驳，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消毒。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她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和共事，逐步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此后几十年，她始终不渝地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她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国家主要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宋庆龄满怀热情地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文章，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欢迎我们的领导者”。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1949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又明确地指出，“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的刘少奇时，向他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刘少奇在欢送伏罗希洛夫去杭州后，偕同夫人王光美特地来看望宋庆龄。在亲切交谈中，刘少奇向宋庆龄谈起了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谓：‘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谓：‘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接着，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但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
（《宋庆龄年谱》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1502页-1503页）
1962年，王光美、宋庆龄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妮 在随后的日子里，几乎在每一件国家大事上，宋庆龄都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她表达入党要求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由于极少数人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整风运动开始转为反右派斗争。宋庆龄很快发表了两篇旗帜鲜明的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另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宋庆龄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党员们工作作风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领导党和政府的方法上标志出一个新的途径，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
“我对有些人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做好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又说共产党员们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当然，什么地方存在着这种情况，就应该加以纠正。并且纠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
“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为自己确立最高的标准。并且同广大的群众保持始终一贯的联系，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荣誉。行使我们这项权利的办法就是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使它获得成功。同时，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决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或它的领导地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73页-275页）
“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79-280页）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毛主席亲任代表团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在到达莫斯科的当日，毛主席郑重地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
“宋庆龄与郭沫若、沈雁冰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1957年11月7日，毛主席与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发表了即席讲话。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据赫鲁晓夫回忆，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
毛主席的这段话，实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形成的共识。当时在莫斯科与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一下子都听不明白，会场一时沉寂下来。而就在此时，唯有宋庆龄一人发出了会心的一笑。（其实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无非是说，对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尽管知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但怕是没有用的！打不打不能由爱好和平的人们说了算，因此只能做好应战的准备。万一战争爆发，就要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核战争不可能消灭整个人类。打完仗幸存的人还是可以重新建设好自己的家园的。关于毛主席这段话的奥义，本文作者胡新民在《铁证如山：毛主席没有说过“死3亿人没关系”！》一文里详细分析了此事，请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1957年11月19日，当毛主席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的时候，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就紧坐在毛主席身边注视着毛主席执笔。在此前的11月18日毛主席发表“语惊四座”的即席讲话的时候，宋庆龄发出了会意的一笑。从这会意的一笑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同志”宋庆龄等党外人士，是与中国共产党心灵相通的。他们完全理解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战止战的战略思想。因此，摄影者留下的照片和亲历者留下的回忆，为这次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11月20日晚，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莫斯科返国。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及各界代表数百人到机场送行。登机后，毛主席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一等舱。宋庆龄对毛主席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主席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侯波：《宋庆龄——中国妇女的骄傲》，载《团结报》1997年12月17日。） 文革期间，尽管宋庆龄逐步发现了这是一场“内乱”，但仍然以她的国际影响力，坚持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1972年1月，她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
文章指出，22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个言行一致的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并且，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和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都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到处都可以体会到团结的感情。”“正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748-1749页） 1978年，宋庆龄深情地写出了《追念毛主席》一文，全文如下：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541页）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5月15日清晨，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匆匆赶来探望。宋庆龄在病榻上与王光美进行了交谈，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记得你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法？’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三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话告知胡耀邦。胡耀邦即表示：‘我这就处理此事。’” “（5月15日）上午9时50分，邓颖超前来寓所探望。10时13分，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邓颖超、彭真是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宿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虽然微弱，但十分清晰。” “（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前来北京寓所，通报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 在卧室的床前，廖承志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躺在病榻上的宋庆龄，听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后，显得十分激动，她连连点头，微笑着，眼里闪着泪花。但她说不出话来，她仍然在发高烧。”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2010页-第2011页）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记载： “1981年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为国家名誉主席。” “1981年5月16日上午，（邓小平）看望重病中的宋庆龄，祝贺她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希望她安心养病。” 实际上，这是宋庆龄的第二次入党。从后来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文献中可以查到，宋庆龄早在1934年春天以前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不过，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党的是共产国际。廖承志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对于这一段历史，中国共产党并不知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宋庆龄在1949年以后仍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 1981年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6月4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上海市万国公墓（后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隆重举行“宋庆龄同志骨灰安葬仪式”，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她父母墓地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碑文如下：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作者：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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