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文化 | 优秀姿娘嗒埠仔：潮州歌册的产生与发展【转发】

 潮州歌册的产生于发展一共可以分为4个时期：发展期（清代初中期）、繁盛期（晚清至民国）、新变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衰落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潮州歌册在题材内容、文本形态、表演形式、创作者、演唱者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潮汕当地的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的。

潮州歌册剪影

摄于潮州市文化馆

潮州歌册的生成与发展

清代初中期，经历了前几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社会从已逐步走向稳定的状态。经济逐步复苏，人们的生活水平相较有所提高，社会对日常消闲文化的需求扩大，刺激了通俗说唱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而此时，作为南北说唱艺术代表的弹词和鼓词，在清代初中期已走向成熟的阶段，为潮州歌册的借鉴提供了基础。

潮州歌册的创作需要相关的人才。由于清代狭窄的文化政策（文字狱和八股文），使得一部分的文化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市民阶层文学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潮州歌册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储备。

潮汕当地先民一部分来自历史上由中原南迁的百姓，他们南迁到潮汕地区后，中原的汉族歌谣、戏曲与当地少数民族（畲族、疍族等）的歌谣发生了相互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潮汕当地富有地方特色的特点，表现在唱念方式上即以“首句入韵，四句一转韵”的传唱模式，往复运用，以此形成篇章。这种模式脱离了伴奏音乐，可以根据传唱者自己的节奏、韵律来传唱。

就这样，在清代初中期时，潮汕地区戏曲、歌谣的唱念方式与外地传入的弹词、木鱼书等唱本的结合，经过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形成了潮州歌册，并在当地开始了传唱。

总之，在清代初中期，潮州歌册在继承与融合中国传统说唱文学、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尽管在题材内容、演唱方式等方面未尽成熟，但已在当地受到市民们的追捧了。

晚清至民国潮州歌册的兴盛

晚清民国时期，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各方军阀割据混战，农民起义爆发，社会是一番动荡不安的景象，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此过程中，潮州歌册与社会风云变化密切结合，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艺术特点。

一些进步文人将潮州歌册与政局时事联系起来，创作了一些具有宣传鼓动的歌册作品。如讲述孙中山领导革命军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过程的《新中华》《国民军》。有一些还利用歌册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特点，号召女性站起来，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女革命》就讲述了武昌起义后，女子参加革命的故事。由此可见，此时潮州歌册重视宣扬爱国精神、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潮州歌册的繁盛还体现在歌册的大量印制。在咸丰、同治年间，潮汕地区出现了一批印制和销售潮州歌册的书坊，如李万利、瑞文堂、王生记等等。他们往往承担着联系潮州歌册创作者、安排创作内容、印制出版歌册的功能，据称，仅李万利一家的刻本就有五六百种之多，但具体数量已不可考。

相比于发展期，这一时期潮州歌册的创作在题材逐渐走出了弹词等说唱的束缚，直接从潮汕地区的民间传说、时事取材，地方特色更加浓郁，如《刘进忠乱潮》《康清王平潮》等，这些作品保留了潮汕地区的独有的民间习俗，为今天研究潮汕地区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资料。

在潮州歌册的题材走向独立创作的同时，它向弹词借鉴的长篇叙事结构也在开始式微，中短篇歌册逐渐增多，多为三四万字的作品。同时，像《百屏灯》《百鸟名》《百草歌》这些短篇的知识普及性歌册，也说明潮州歌册与潮州歌谣的融合趋势，为今天潮州歌册的创作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此外，从现存的一些潮州歌册可以看到歌册的表演与潮剧融合，比如《金花牧羊》《苏六娘》等耳熟能详的潮剧曲目，亦可在歌册中找到对应的版本。另外，在当时潮剧表演前，常出现丑角先吟唱一段潮州歌册以起到静场作用的现象。

从种种现象中可以得知，晚清民国时期，潮州歌册在当地处于兴盛的状态，并走向成熟，真真正正拥有自己的地方特色。随着红头船，潮州歌册也漂洋过海，跟随“过番”的潮人传唱于东南亚诸国。

图片来源  网络

20世纪50--70年代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重视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文艺的宣传与教育功能。潮州歌册也借此东风，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产生了新变。

一是潮州歌册得到了有计划性的重印。1955-1961年间，潮州歌册出版商李万利先后曾重印了两次潮州歌册刻板，推动了潮州歌册的留存和传播。此后李万利藏版被毁，文革时期潮州歌册的收缴，都使百姓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接触潮州歌册。

潮州歌册的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各市县的文艺创作学习班都开班培训潮州歌册的创作，文化部门也倡导开展新歌册的表演和创作。196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还专门组织潮州歌册创作者创作宣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革命历史等时代特色歌册，可惜后来因“文革”的兴起而未能出版。

随着方针政策的号召，一大批地方文化部门的文艺工作者也投身于潮州歌册当中，他们的知识文墨不仅用于新编歌册的创作，还用于对潮州歌册历史、唱法等的研究，为歌册的发展增添不一样的表演技巧。慢慢地，潮州歌册走进了广播电台，使歌册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虽然这一时期的潮州歌册处于创作的新变期，在数量、流传范围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了革命宣传的功能，大大削弱了歌册的艺术性，成为了歌册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的衰落

历经文革十年之后，国家调整了文艺工作的方针，注重各种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但是在这一时期，潮州歌册却走向没落，在今天的潮汕地区，提起潮州歌册，许多新一代的年轻人往往不知所云。

在文革时期，李万利等书坊的刻板被销毁，各地的潮州歌册也被当成“四旧”清除。文革之后，许多当年的传唱者想重温当年的歌册记忆，十年前在手中摩挲的歌册却已难觅其踪。尽管后来各个地方的文化部门、出版商采用新的技术加印了一部分代表性的歌册，但已难回到以前的盛况。

2008年潮州歌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潮汕当地的文化馆加大对潮州歌册的传承力度，80多岁的传承人林少红，经常被邀请去参与潮州歌册的培训、录音活动，为潮州歌册在新时期的传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潮州歌册省级传承人林少红

图片来源  网络

时代在变化，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也是潮州歌册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在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艺术文化的管制放松，各种文化娱乐方式蜂拥而上，进一步挤压着潮州歌册的生存空间。为了适应新时期观众的需求，很多文艺工作者为潮州歌册做出了创新改造。潮州歌册第二代传承人柯秉智在第一代传承人肖菲的唱法基础上整理出了十种潮州歌册基本唱法，第三代传承人翁楚钿为歌册表演设计了一些身段。专攻创作的传承人陈锡权创作了一大批新编潮州歌册，如《青龙古庙的传说》《电台情缘》。

岁月流逝，潮州歌册的保护与发展越来越迫切。对于潮州歌册，我们应立足于当下的传承，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遭到遗弃。

转自公众号“瓦来呾歌册”

图文：Lam

审读：李妍

责编：老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