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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 | 舒饭:《石岐话词语笔记》后记

甘于恩 语言资源快讯 2020-01-18

《石岐话词语笔记》后记


舒饭

动笔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出生于1966年的我,到目前为止,竟没有一次离开石岐连续超过一个月的,这么说,我可以算是一个石岐本地人了吧。


我是一个石岐人,自然,就是一个广东人,的确,还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一偶然事件,因为我也有可能是越南人,或者是河南人,或者是沙溪人。我写这本《石岐话词语笔记》,因为我是石岐人,我没有因此而骄傲,也没有因此而自卑,这也是我对石岐话的态度。


之前的所谓“保卫粤语”,不少声嘶力竭的粤人力陈粤语保留不少的中原古音,但我想,难道若粤语没有保留中原古音,只是保留了土著的古音,就无需“保卫”了吗?事实上,我写这本小册子跟“保护”“保卫”之类的字眼没多大关系,它最多就起一点点记录的功能。我那在念大学的儿子,基本上不讲石岐话,他讲台山话倒是讲得很开心(那是他妈妈的母语),我没有强迫过他要讲家乡话,也没对他讲过“石岐人要讲石岐话”的道理(如果这算是道理的话),相反,我觉得我家的小狗吠起来倒是有点石岐话的腔调。

作家张炜认为,方言是真正的语言,因此,“汉语小说大都是一种译作’。”他说:“方言是一方土地生出来的东西,是生命在一块地方扎根出土时发出的一些声响。任何方言都一样,起初不是文字而是声音,所以它要一直连带着自己的声调,即便后来被记录下来形成了文字,那种声音气口一定还在。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方言中常常有一些字是很生僻的,因为它记下的是当年那个古音。”


方言的消亡(当然包括石岐话),速度不低,这几乎是无法挽回的,诚如陈丹青所说:“这一百年的革命,其它都可能还有希望转变,但是语言回不去了,是一个不归路。”他还说:“这一百年的悲剧莫过于语言的悲剧,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的思维,然后变成我们的人格。”


我不是一个专家(这年头“专家”已沦为一个贬义词),早些年我在《佛山日报》有一个“非常粤耳”的专栏,专栏有我的照片和一段话,意思大抵是:我非秋雨,若有讹误,一定会不含泪地低头承认。还有一点,我想我是没什么能力去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所以我不会说“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单止不会说,甚至非常反感,去其糟粕,大哥,你是漂白剂啊!这比如咸水歌,你把所谓的“糟粕”去了,那不成了是纯水歌吗?

几年前,我在香港买得詹宪慈先生撰写的《广州语本字》一书,在附录中发现,他的老友,邑人杨铁夫先生(1869—1943年)大约于上世纪20年代末写过《铁城土语语原考》一文,后来辗转发现杨先生的这篇文收录在香港龙门书局1976年印行的《杨铁夫先生遗稿》一书中,在互联网上查到这书省城广州有两家图书馆藏有,分别都去了,皆遇冷脸,都说找不到,后又发现香港大学图书馆有,于是便十五十六地和太太去了趟香港。到了港大,发现不是其学生便进不了其图书馆,硬着头发在门口叫停了一位女生,跟她说明原委,女生答应帮我忙,大约20分钟后,那女生空着手出来,我有点绝望了,她说:“这书图书馆肯定有,不过要等到下午两点半,知道其摆放位置的员工回来才能找到。”她让我们先去吃饭,她会在图书馆呆到两点半之后。


大约是两点四十五分,女生拿着一沓复印件走了出来,还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自然是感激万分,给了她200元港币作酬劳,她略有迟疑,还是收下了,她这样我更是欣赏,她帮我并不是因为想收酬金,但也的确耗费了她不少时间,她收下了酬金,更显其大方得体。

为这本书作资料搜集,之前大概用了4年时间,动笔的时间接近两年。后记大抵是要谢天谢地谢人的,我打字超慢,所以书稿都是手写,然后烦广州的华姐和娟妹录入,事实上,我的那些蛇飞鸭舞,好些事后我自己也几乎认不出来,真的是要谢谢她们。弟媳黄毅华做的排版,也要谢过,还有封面设计的周彧,为封面封底作画的梁静雯,多谢郑集思先生热情为本书作序,更要谢的,是资助本书出版的黄定中先生,事实上,我在写这些词语笔记的时候,对结集出版并没有太多的期望,是他提出的建议,他资助的,不仅仅是金钱。

            (《石岐话词语笔记》,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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