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 刘慧、张亚琼、黎顺苗：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多维透视【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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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多维透视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刘慧 张亚琼 黎顺苗

本文描述广州市天河区现存规模最大的两个城中村：石牌村和棠下村（图1、图2）的语言景观状况。两村的面积分别为0.73平方公里和0.97平方公里，居民均为10万人左右，其中90%以上为外来农民工（下文简称“农民工”），他们来自湘、鄂、赣、川、皖、豫、鲁、桂等省份，以及广东省内的湛江、潮汕、梅州等地（此数据来源于对石牌村和棠下村居委会的访谈，以及对问卷填写者来源地的综合统计。我们在石牌村和棠下村分别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527份、532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7.83%，88.67%）。

大量农民工居住于城中村，使得城中村的房屋租赁和商铺经营日趋繁荣。城中村的语言景观也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由城中村原住居民建造的历史传统语言景观，如宗祠、庙宇（图3、图4）等不断减少，所剩无几（据我们的调查统计，石牌村现存历史传统语言景观39条，棠下村现存历史传统语言景观35条），体现外来居民特点的语言景观大量出现。

图1  石牌村入口牌坊 图2 棠下村入口牌坊  图3石牌村内的“池氏宗祠”

图4  棠下村内的“福善庙”

一、语言景观反映城中村行业特点

2015-2018年，我们对石牌村、棠下村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穷尽性拍摄，共收集到石牌村语言景观1507条，棠下村语言景观5510条。从行业分布来看，两个村语言景观具有如下特点。

（一）行业类型满足了农民工居民基本生存需求

石牌村及棠下村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行业类型以租房（图5、图6）、餐饮（图7、图8）、批发零售、社区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服务为主，这些行业满足了农民工居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具体数据见表1。

图5 石牌村朝阳社区出租屋信息栏  图6 棠下村房屋租赁广告
图7 石牌村内的“皖宜包点” 图8 棠下村内的“襄阳面馆”

（二）行业差异体现出两个村居民构成的差别

石牌村及棠下村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行业大类基本相同，但在行业小类分布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两个村居民构成方面的差别。

石牌村位于城区中心，区位优势明显，农民工租住的历史有30余年。村内街巷狭窄，人口密度高，居住环境差，治安和消防压力大。农民工多在附近商场、电脑城、娱乐城打工，或于村内经营小商铺，从事手工制作。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流动性强。因此石牌村“手工修理制作”类景观的数量（57条）和占比（3.78%）高于棠下村（25条，0.45%）。石牌村的“安保警示牌”的占比（4.45%）也高于棠下村（3.36%）。

棠下村距市中心稍远，农民工租住的历史约20年。近年来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除了以农民工为主的租住群体之外，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也开始租住村内条件较好的新建房屋。因此棠下村出现了教育培训机构、大中型超市、名牌电器店等石牌村没有的语言景观，反映出中等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需求。

二、语言景观的语码特点反映农民工居民的语言身份认同

（一）中文语码占绝对优势

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使用的语码主要是中文。石牌村的全中文景观1399条，“中文+拼音”景观86条，占该村语言景观总数的98.5%，棠下村的全中文景观4377条，“中文+拼音”景观142条，占该村语言景观总数的82.2%。

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中中文语码的数量及比例都显著高于村外商业区。在紧邻棠下村的棠安路中档商业区，全中文景观169条，“中文+拼音”景观17条，占该区景观总数的60.6%。而在石牌村旁的“太阳新天地”高档购物广场，全中文景观59条，“中文+拼音”景观7条，仅占总数的23.3%。可见语言景观与地域经济状况直接相关：随着商品价位的提升，人群消费能力的增强，中文景观逐渐减少，而外文景观逐渐增多。

（二）城中村农民工居民具有很强的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

语言实践、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语言身份认同。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参与式观察，对石牌村和棠下村农民工居民的语言实践、语言能力、语言态度情况进行了调查。

语言实践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逾八成的农民工在村内公共场合常说普通话，逾六成的农民工与家人及老乡交谈时常说方言。他们几乎不使用外语。语言能力方面，农民工居民的普通话及方言能力较强，英语能力很弱。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也验证了问卷调查的结果。

语言态度方面，对普通话、方言、英语三种语码的情感、功能、地位的评价，两个村农民工居民的看法基本一致。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满分为5分的语言态度量表，结果显示，在情感评价方面，普通话（石：4.27分；棠：4.35分[i]）＞方言（石：4.19分；棠：4.16分）＞英语（石：3.24分；棠：3.41分）；在功能评价方面，普通话（石：4.42分；棠：4.58分）＞方言（石：3.97分；棠：3.92分）＞英语（石：3.58分；棠：3.68分）；在地位评价方面，普通话（石：3.99分；棠：4.11分）＞方言（石：3.84分；棠：3.79分）＞英语（石：3.36分；棠：3.45分）。可见，两个村农民工居民对普通话及方言的情感、功能、地位的评价均较高，对英语的情感、功能、地位的评价较低。

问卷调查和访谈显示，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的设计者及阅读者以农民工居民为主。两个村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景观创设者意图[ii]、阅读者感受[iii]之间的契合度较高，体现了以中文语码为主的语言景观与农民工的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这种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语言文字交际功能的工具性认同。

此外，农民工居民对各自的家乡话有着较强的内群体性认同。前文所述石牌村及棠下村的历史传统语言景观有助于居民传统文化认同的建构，但由于数量骤减，故其功能也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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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石”和“棠”分别代表石牌村和棠下村两个调查点。

[ii] 我们口头访谈了石牌村63家店铺和棠下村的157家店铺，其招牌为中文语码或中文加拼音，其老板均表示自己是店铺招牌的创设者。在回答为什么选择中文语码时，85.49%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让顾客一看就懂，清晰明了。79.52%的受访者选用拼音是为了装饰，让招牌的语码更加丰富美观。90.18%的受访者表示不选择英文是因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太好，而且村里的人大多数都习惯看中文标牌，没有必要设置英文。

[iii] 在询问作为阅读者的石牌村及棠下村居民对待景观语码的态度方面，问卷中问题之一为：“目前村里的商店招牌大多数只有汉字，您认为这样（ ）。”，选择“非常好”或“比较好”的占51.67%。问题之二为：“如果村里有5家店铺，除了招牌不一样，其余都一模一样，你会选择去哪一家购买？ ”，选择“招牌上都是汉字的那一家”占总数的49.18%；选择“‘招牌上有汉字，也有拼音’的那一家”占15.42%。问题之三：“您觉得村里的店铺招牌存在哪些问题？（可多选）”，选择比例最低的选项是“招牌上的英文太少了”，仅占6.54%。问题之四：“如果对村里的店铺招牌进行改造，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可多选）”，选择“在招牌上增加英文，用中英双语”选项的比例依然最低，占总人数的23.33%。

三、语言景观词汇反映农民工居民的地域身份认同

从两个村语言景观的词汇特点来看，既具有平民阶层社会方言的特征，也体现出农民工居民对家乡的地域身份认同。

（一）用词通俗易懂，部分语言景观使用方言词语

石牌村和棠下村商业景观的创设者大多是外地户籍的个体商贩，文化程度不高，其创设的语言景观用词通俗易懂，体现了平民阶层的社会方言特点。如石牌村的“百姓老酒坊、我家超市、蜂蜜百货店、乡下老妈布拉肠、好妈妈童装屋、美味咸骨粥、开心文具、人人好商行”等；棠下村的“老街坊早餐店、阿琴包点、兄弟裤行、陈辉肉丸店、幸福园特产店、大众电脑维修、南边美食坊、天天鲜果、一分利百货”等。

石牌村和棠下村中的部分景观使用了粤方言中的“士多（图9）、云吞（图10）、烧腊、糖水、车衣店、拉肠、鱼旦（“鱼旦”即“鱼蛋”，“旦”是已废止的二简字。）、叉烧、靓汤、煲仔饭、孖仔、肥仔、一哥”，潮汕方言中的“杂咸粥、虾姑、卤水、粿条、顶尚（潮州话中的“尚”有“不错，很好”之义，“顶尚”有“很不错，非常好”之义）、焯肉”、客家方言中的“腌面”等词语，反映出岭南方言和饮食文化特色。整体而言，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中的外语词、音译词、生造词的使用频率显著低于村外中档和高档商业区。

图9 石牌村的“民生士多”

图10  棠下村的“陈记云吞”

（二）外地地名用词较常见，体现了农民工居民对家乡的地域身份认同

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的创设者常常将家乡地名置于景观之中，体现出对家乡的地域身份认同。

在石牌村，含有外地地名的商铺招牌共187条，占商业类语言景观总数的34.43%，出现频率远高于该村附近的商业街和居民社区中的商业景观。

石牌村商铺招牌中的地名用词涵盖了我国南北方多地地名，如“潮汕杂咸粥、重庆鲜面店、娄底公寓（图11）、湘潭菜馆、湖南平江风味小吃、化州糖水、澄海狮头鹅、雷州湾椰子鸡、万州烤鱼、四川酸辣粉、皖宜包点、蜀湘小厨、北方饺子馆”等。我们对这些景观的创设者即店主进行了访谈，78.53%的店主表示招牌中的地名是其家乡或所属区域。如一家名为“皖宜包点”（图7）的店主表示，他和家人来自安徽安庆，因此用“安徽”的简称“皖”和“安庆”的别称“宜”来给店铺命名。

图11 石牌村含有地域类词语的商铺招牌

图12 棠下村“河南街”的商铺招牌

在棠下村，含有外地地名的商铺招牌共计365条，占商业类语言景观总数的19.44%。村内居民俗称的“河南街”即该村北社大街的语言景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河南街经营餐饮业的店主多来自河南，其店铺的招牌多含有河南地名以及河南特色饮食的名称，如“周口高炉马蹄烧饼”“老郑州烩面馆”“正宗逍遥镇胡辣汤”（图12）等。

在河南街，商贩、食客和行人常用河南话交流。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出租车司机中河南籍司机达万余名。他们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从河南举家搬迁至广州，多居住在棠下村，河南街是其聚集交流的地点之一。

无论是在石牌村还是棠下村，作为景观设计者的店主，将家乡地名植入城中村的语言景观，这些地名唤起了农民工居民对家乡的回忆，使得语言景观与农民工对家乡的地域身份认同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

在石牌村和棠下村，以本地地名命名的语言景观分别仅有3条和29条，远低于以外地地名命名的语言景观的数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居民对城中村的地域认同感远低于对家乡的认同感。

我们在问卷中调查了石牌村、棠下村农民工居民对家乡、城中村、广州的地方感，“地方感”是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赖和认同，是衡量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结果如表2所示，城中村农民工居民对家乡的地方感最强烈，对广州的地方感最低，对城中村的地方感略高于广州。他们与城市居民基本没有交集，因此与家人或老乡交往进而形成内群体认同，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支撑。

四、语言景观现存问题及治理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目前石牌村和棠下村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越轨式放置

主要体现在城中村内招牌林立，摆放无序。建筑物外墙及电线杆上张贴了大量租房、搬家等小广告。

2.版式设计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商铺招牌上的字量过多，店铺名称、经营范围、宣传语、联系电话等信息都出现在招牌上，不够美观（图9）。

3.字体颜色搭配不协调

主要体现在字体设计单调（图6），字体颜色和招牌底色搭配不协调。

4.外观破旧残损

主要体现在商铺招牌破旧残损，经营者未及时加以修复(图13)。

5.招牌内容与经营项目不符

主要体现在一些商铺的经营已经转向，而招牌却未及时更换，使得招牌的内容与经营项目不符（图14）。

上述问题都会影响居民对城中村乃至广州的地域认同感。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已联合民间力量，共同开展对城中村的微改造。微改造不同于以往对城中村推倒重来的全面改造，而是提倡以保留为主，允许必要的新建，重视城中村居住环境的改善，保护村内的历史传统景观。

城中村微改造也包括对语言景观的治理。在石牌村绿荷社区我们看到，主街道两侧的商铺招牌的设计置放更为美观，商铺外墙引入了飘檐、回型纹、青砖等传统文化的元素（图13）。据石牌村管理人员称，石牌村还将设置展示该村历史文化的景观墙，旨在向居民展示石牌村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民俗文化。这些举措对于改善石牌村居住环境，增强外来居民对城中村乃至广州的认同感都是有益之举。

图13 棠下村已残损的灯箱式语言景观

图14 石牌村店铺招牌内容（“靓靓鸳鸯贴纸相”）与经营项目（盐焗食品）不符

图15  微改造之后的石牌村绿荷社区的语言景观——“兴隆食府”“潮汕砂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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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排版：罗文丽

本期审读：老  甘

责任编辑：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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