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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恩 语言资源快讯 2021-12-03




闽南方言资源保护的几点看法

甘于恩

摘要:方言资源的保护目前是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如何保护、如何应用,保护与研究的关系怎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对闽南方言资源保护提出了个人的浅见,主要有:(1)语言资源保护的目的;(2)方言资源保护的前提是扎实的基础研究;(3)语言资源的活化是资源保护最可靠的保障;(4)语料的收集面临从基础语料到口语语料的转向;(5)闽南方言资源保护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6)教育导向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一般人对方言抱绝对否定态度的人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士呼吁采取措施,对丰富的语言资源进行保护,使中华传统文化根基稳固,代代相传。

方言资源的保护目前是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如何保护、如何应用,保护与研究的关系怎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以闽南方言资源保护为主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浅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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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资源保护的目的


随着方言文化的趋热,各地都陆续创办了综合性或专题性的方言博物馆,这对于宣传方言作为文化资源的理念,加强方言的应用与保护,当然是有莫大的好处。不过,语言资源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或数个博物馆,让语言资源只是以固化或音像的形式存储在馆内,那可以说是语言资源保护事业的失败。

从某种意义来说,保护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应用才是最终目的。建再多的语言类资源博物馆,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语言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各种各样的语言更好地服务于人群。以我的看法,语言资源保护的重心,应该放在活力较好或甚好的语言(或方言)上,采取措施保持它们的活力,确保它们代际传承的延续性。只有那些极度濒危或无可挽回的方言,才需要费力气将它们“搬”进博物馆,那是为了后人更好地进行研究,做的是一项文化“典藏”的工作。而对于活力较好或甚好的语言,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传承上,而不是放在“典藏”上,之所以有人热衷于典藏,那是因为典藏容易出成绩,出看得见的成绩,进博物馆供人观览,更是一种“宏大叙事”。虽然这里有点泼冷水的意味,但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与其花诸多人力、物力在美轮美奂的静物上,不如在师资培养、教材编写、使用场景的拓展上多做些实事。假如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宁肯让语言资源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于人间,而不愿让这些资源以静态的方式(即指已失去了交际作用的方式)存在于博物馆。


(甘于恩在第七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岭南师范学院,2019】上做主题发言)

2方言资源保护的前提是扎实的基础研究


闽南方言是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也是我们探知闽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关系的重要窗口。古汉语的入声调及入声韵尾,在普通话和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在闽、粤、客诸方言中还保留得比较完整,这在汉语史和方言理论研究上极具价值。另外,用闽南方言吟诵古代作品,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古典文学作品的韵味,更具艺术感染力。

方言资源的保护包括方言体系的保护和方言文化资源的保护,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方言本体系统是基础,方言文化资源(包括方言文学、方言曲艺、方言口语语料、方言景观等)是方言区人们对方言本体的运用结果,也可以说是衍生物。从这点来看,方言文化资源如果没有方言本体作为依托,就如同空中阁楼一般虚幻。这从诸多濒危方言的案例中皆可清晰地观察到。也就是说,方言资源保护的前提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如果我们对某一方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没有细致的调研,对该方言的语情一无所知,可以断定,方言教学和传承就失去了基础,那么,想要很好地保护方言文化资源,或者仅依靠有限的几位传承人进行传承,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开展语言资源保护,一定要破除“方言研究无用论”,消除那种认为“方言保护,只要会方言即可,方言研究可以放一放”的想法。

(中心成员主编的岭南童谣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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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资源的活化是资源保护最可靠的保障




不可否认,当一种语言或方言提出保护的课题时,就已经说明它面临着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我在多篇文章提出了“语言资源激活”的概念,“所谓语言资源激活,是指启发民众的主体意识,提升语言的使用频率,增加语言的使用场所,有意识地将语言文字完整地传承至下一代。”(甘于恩 2018)

而语言资源具备活力,除了需要广泛的使用场景外,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人口维持稳定或有所增长。我们知道,人口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的,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也是动态变化的,倘若没有新的人口补充进来,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口将越来越少,导致该语言最后走向濒危或死亡。所谓补充新的人口,指的是补充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假如这一地区补充的人口,使用的是别的语言或方言,那么,活力的标志就是下降状态,就是负值。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在许多语言或方言皆可见到。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方言的“弱化”(随着人口的迁出,使用农村方言人口减少)和城市方言的“稀释”(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使用本地方言的人口比例变小),最后的结果是为了交际需要,使用方言的人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另一种中介语(比如英语或普通话)。

虽然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明白,但如何活化语言资源,却是一道难题,需要综合治理。有人盼望以方言进课堂来解决方言人口下降、传承乏力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的语境下,可行性却不高。原因另文讨论。因此之故,不少方言人对所谓的“方言进课堂”并不热心,因为语言资源的活化在于社会的大环境,在于有关方面采取适合的语言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在于具备必要的传播媒介,以及使用某一语言或方言的群体有积极主动的母语保护意识。这些是语言资源具备活力的前提条件。方言使用人群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区分,可以从职业、身份来区分,也可以从年龄、性别来区分。窗口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方言使用的主力军,媒体从业人员则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学生则是方言使用的生力军及后备力量。从这几个人群入手,才是解决语言资源“断流”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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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的收集面临从基础语料到口语语料的转向




在学术界,谈到语言资源保护,最多提及的便是前些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诚然,语保工程启发了社会的语言保护意识,收集了大量的语言材料,抢救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语保工程从本质上而言,调查研究的对象还是基础性的成分,尤其是字音、词汇、语法条目比较有限,无法代表语言的全貌,更无法精确体现口语的特征。这些材料属于基础语料,对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不过,语言保护传承光靠这些,还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大量活的音视频口语语料。因此,将来一段时期,除了继续调研基础语料外,应提倡向口语语料的转向。暨南大学方言中心自前几年创办“语言资源快讯”公众号后,全力收集各地方言的音视频,作为研究和教学参考之用,特别是收集到一些小方言及民族语言的音视频,并整理成“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素材,对语保事业也是一种贡献。当然严格说来,这些素材多数还不是合格的口语语料,因为这些音频是在文字基础上形成的,受制于文字,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而且由于诵读者较多为大学生,在语言特点上也体现出与父辈的代际差异。

语料分为生语料和熟语料,我们的语料大部分为生语料,对于科学研究可能不太方便。可是对于语言教学和未来的研究,未必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未来的人工智能,采用的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因而语言的分析与转写,可能不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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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方言资源保护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




闽南方言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其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保护这种语言资源,就是保护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与海外华人联系的桥梁,就是保护两岸之间沟通的文化纽带。学术界除了要对闽南方言开展本体研究之外,还要善于与文化界以及民间人士开展合作,要多做学术普及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闽南方言的价值与作用。

我曾经多次说过,不要轻易地指责某些业余的语保人士工作不到位(即使是目前的语保工程,也尚有改善和提升的空间),而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做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尽力地扩大语言资源保护的队伍。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学术界唱“独角戏”殊不可行。

我针对岭南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曾说过:“岭南文化研究中参与的人数越多,兴旺发达的希望才越大,指望靠少数学者来保留、弘扬、推广岭南文化,那是不切实际的。”这句话对于闽南方言与文化的保护传承而言,同样也是适用的。

语言学家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一是师生合作,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是发掘、利用语言资源的最好向导,利用这一因素,开展方言保育的大创项目和志愿者语保活动;二是与社会上的语保人士合作,以方言为载体,开展推动民间非遗、民间文学等的抢救工作;三是与大型企业、热心个人合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并开展一些技术难题的攻关,如科大讯飞2017年启动方言保护计划,打造中国方言库数据,得到包括暨南大学在内多所高校的鼎力支持。科大讯飞开发的多方言语音输入法(包括闽南话)也在不断的完善中。再有一个是与媒体的合作。


6教育导向的转变


有效的方言资源保护有赖于教育导向的转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方面在幼儿、中小学生的语言教学上,要勇于尝试,有所作为。语言资源保护有几个切入点: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传媒、家庭。

         (1)教育主管部门

 李如龙(2009)曾经对推普和方言保存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要有切实而全面的理解,对五六十年代强调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要有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方言分歧严重、语言规范不足的情况下,强调推普是适应社会需求的。......(但)有些做法显得过激和偏颇,以致客观上加速了方言的萎缩。......关于尊重历史、保留方言在各种传媒的活动空间,还需要用政策加以认定。

       语言资源保护的主导单位,是教育主管部门,同时又是“推普”的负责单位,从以前强调全民推普,到现在推动语言资源保护,这面临着角色转换的问题。对于某些人而言,还存在观念更新的问题。社会上存在着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推普”和语言资源保护都是不利的,要理顺推普和保护语言资源的关系。尤其在政策上,要做一些调整。如强化母语意识,加强语言资源意识的灌输,放宽传媒语码的限制(各大方言都应有新闻播报)。

(2)学校:学校教育是影响学生语言发展的重要场所,要提倡“以普通话为核心+适当放宽方言使用面”的新模式,以适应新时期语言资源保护的形势需要。

       编写乡土教材,提供大区方言的选修课,打造宽松、人性化的校园语言环境,在高中阶段鼓励学生进行与本地语言文字生活相关的研究活动。学生是方言运用和传承的生力军,如果无法解决生力军的问题,方言“断流”将迫在眉睫。

         (3)传媒

       传媒从业人员在语言资源保护和传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示范和标杆作用。就闽南话而言,便涉及语音的规范问题(即正音)、语义运用的准确问题,还有方言字幕的书写问题,这些都不可掉以轻心。

         (4)家庭

         要从家庭语言入手,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社会上也要给方言生存提供宽松的环境,改变使用方言是“低人一等”的认知。詹伯慧教授就提倡“父母在家应跟孩子讲方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家庭语言都无方言的立锥之地,地方文化的生存将会是怎样一种窘境。

         司罗红(2016)认为:“应鼓励家庭成员说方言,形成‘儿童在家说方言,在校说普通话’的语言培养模式。这首先需要家长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需要家长认识到传承方言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语言培养模式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学校只能说普通话,家庭只能说方言,而是要根据需要来决定语码的使用,要允许在课余时间使用方言,这对普通话在校园的主导地位不会形成冲击。

         影响家庭语码使用的因素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教育政策、家长(不限于父母)态度以及下一代个人态度。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的后果就是,方言“普通话化”日益明显,方言在社会的传播失去基础,方言文化失去根基,最终导致新一代失去母语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负面影响。

(甘于恩代表中心向广东众志捐赠文创产品)

END

参考文献

李如龙 2009:濒危方言漫议。南方语言学,创刊号。

司罗红2016:方言传承的纽带在家庭。《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甘于恩、陈李茂 2017:广东语言资源保护:策略与措施。学术研究,第3期。

甘于恩 2018:岭南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一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言,湖南长沙。

甘于恩 2020: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20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书馆。


(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语言资源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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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张蕾蕾

本期审读 | 赵雪羽

责任编辑 | 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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