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付义荣、胡萍：闽南农村语言状况调查——兼谈推普脱贫的对象问题【转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付义荣，胡萍
以下文章转载于“语言战略研究”
2020年第6期
专题研究：语言与贫困
作者简介 /Profile/
付义荣，男，汕头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胡萍，女，华侨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闽南农村语言状况调查
——兼谈推普脱贫的对象问题
付义荣1，胡 萍2
（1. 汕头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2.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提 要 即便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闽南农村仍旧有必要进行“推普脱贫”工作。此次调查发现，普通话在闽南农村已基本普及，但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厦漳泉三地，漳州农村则是未来推普的重点区域，而就“脱贫”来看，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中年人群又是推普的重点对象；普通话的普及并未威胁到闽南话的生存和优势地位，但却造就了大量兼说闽南话与普通话的双言人。
关键词 闽南农村；普通话；闽南话
一、引 言
农村是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与核心，因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①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要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总体目标。为了响应这一战略决策，2018 年年初，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制定《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推普脱贫》），提出：“到 2020 年，贫困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现有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当地普通话普及率明显提升，初步具备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为提升‘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② 很显然，《推普脱贫》是将“推普”视为“脱贫”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对待的。
今年已经是 2020 年，不仅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推普脱贫工作的最后一年。考虑到贫困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甚至反复性，我国的反贫困工作不会随着 2020 年的结束而结束，而推普工作自然也将继续为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发力助推。为此，王春辉（2020）对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工作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当前的脱贫成果还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减贫扶贫事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继续存在，而语言扶贫工作也是同理。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同时也认同他精准语言扶贫的观点，即精准定位语言扶贫对象，这不仅是精准语言扶贫的内涵之一（王春辉 2019），也是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一项主要任务（王春辉 2020）。那么，该如何对一个地区的语言扶贫对象实施精准定位，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提供一个模板。本文不揣浅陋，将结合多年来在闽南农村的调查对这一问题尝试进行回答。
推普脱贫的理论基础无外乎这样一种观点：说话人掌握国家通用语不但有助于他们接受新鲜事物，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学会一门职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增加社会凝聚力，为全民脱贫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方小兵 2019）。很显然，在时下的中国，不会说普通话，不仅难以习得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甚至连出门都会成为问题，这无形中使说话人处于不利的竞争中。因此，要在一个地区真正实现精准推普就必须弄清这样一些问题：该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如何？哪些人的普通话水平还不高？他们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方面具有怎样的特点？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普通话水平较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免不了要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语言状况调查。
本文所要调查的是闽南农村，即厦门、漳州与泉州三地的集镇（不包括县市所在的城关）与乡村。闽南地区包括厦门、漳州和泉州这三市及所辖区县，其构成的三角地带是福建省乃至中国东部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因此被海内外称为“闽南金三角”。但即便如此，这一区域并没有完全脱贫。据 2013 年的统计数据，在福建各县（市、区）中，只有福州5个城区、厦门6个城区以及平潭县、长乐市、石狮市、晋江市、惠安县等 5 个县（市），已完成国定标准脱贫任务，其余县（市、区）仍有不少贫困人口。例如，在闽南地区，泉州的安溪县、漳州的诏安县，贫困人口分别为 4.73 万、3.37 万人，在福建各县域分列第 2、3 位，仅次于仙游县；而从贫困人口的密集程度看，泉州的安溪县、南安市和漳州的诏安县在福建各县域分列第 4 ～ 6 位（黄欣乐 2017）。再从整个福建省来看，全省 2016 年的常住人口为 3874 万，其中农村人口 1410 万，而同期的厦漳泉常住人口共约 1755 万，其中农村人口近 570 万，约占全省农村人口总数的 40.4%。③ 可见，闽南实际上是福建省贫困人口与农村人口都较为集中的地区。此外，闽南地区通行闽南话，而闽南话又是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一种方言，推普较之其他方言区更为困难。因此，闽南地区的推普脱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任务还相当繁重，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这一区域语言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其实，近年来已经有学者针对闽南地区的语言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市区或某些特定的人群。对市区进行的调查，如林华东、徐贺君（2009）关于泉州市区市民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陈燕玲（2012）针对泉州市区中小学生，林晓峰、吴晓芳（2015）针对漳州市区小学生而进行的调查；张荣荣（2015）关于漳州市区外来人口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的调查。还有一些调查没有具体说明是针对城市还是农村的，如陈燕玲、林华东（2011）在厦漳泉、潮汕及台湾地区对学生、企事业员工以及公共领域说话人所做的调查，付义荣（2017）在厦门所辖六区公共领域进行的语言使用状况调查。虽然有个别调查涉及闽南农村，但其目的只是与城市进行对比，且调查对象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群体，如陈燕玲、林华东（2013）关于泉州城乡中小学生语言状况的调查。总之，现有的闽南语言状况调查或聚焦于某个（些）城市，或聚焦于某一群体，对于了解整个闽南农村的语言面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向或局限。为此，我们有必要在闽南农村实施一次广泛的、针对非特定区域和群体的调查，而调查内容主要就是闽南农村居民对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掌握情况，以便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
二、研究设计
厦漳泉地区有着 2.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居住着近 570 万农村人口。要在如此广袤的地区对如此多的人口进行一次调查，只能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抽样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这里既包括调查地点，也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考虑到“推普脱贫”的性质，我们将重点选择那些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点，然后在每个点选择一部分调查对象。例如，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闽南地区各县域单位（县、区及县级市）下辖的乡镇，接着再重点选择那些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域，如泉州的南安市、安溪县等地，漳州的诏安、平和等地。厦门虽然已经不再有贫困人口，但其境内的同安、翔安二区仍旧集聚了大量农村人口，其经济也明显落后于市内其他辖区，因此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重点。在每个调查点，我们采用判断抽样加“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若干被试，而所有的被试必须成长于当地且是年满16周岁的农村人口。
调查方式就是让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被试进行问询，再将相关数据填入问卷。调查员共有 6 人，他们都成长于闽南当地，能熟练运用闽南话与普通话。我们按“来自哪就调查哪”的原则给他们分配调查任务，如来自泉州的就去调查泉州，来自漳州的就去调查漳州。2016～2017 年间，调查员利用节假日在各地展开调查，最终我们共获得688个样本的有效数据（见表 1）。
从表1看，此次被调查的对象涉及不同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其中来自泉州的最多，其次为漳州和厦门，大致能够反映闽南农村的人口面貌，符合我们的研究预期，即要在闽南农村针对非特定的人群进行调查。
三、调查结果
由于调查的区域广、人数多，因而在问卷的设计上我们尽量做到明确、简单。虽然语言状况包括语言的使用、态度、习得与水平等内容，但我们选择了与“推普脱贫”最直接相关的“语言能力”进行了调查，即调查被试会说哪些语言或方言，水平如何。以下就是此次调查的结果，我们按地域、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分别叙述。
（一）不同地域的语言状况
表 2 显示，闽南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有近80%的人会说普通话，但最通行的仍旧是闽南话，有98% 以上的人会说闽南话；会说其他话的人则比较少，仅为6%左右，具体来说，主要有客家话、广东话、英语，个别归国华侨还会说印尼语。在语言水平上，闽南农村居民能够很熟练使用普通话的还不到30%，但有一半以上的人能熟练使用闽南话。如果将语言水平进行量化平均⑤，那么闽南农村每位居民的普通话水平为 3.0，人均达到“一般”的水平，而闽南话水平则为 3.5，人均介于“一般”与“很熟练”之间。
再比较厦漳泉各地的语言状况。厦门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最高，有 87% 的人会说普通话；漳州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最低，只有不到 70% 的人会说普通话；泉州则介于两地之间，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了83%（见表 2）。不过，三地的普通话水平略有差异，其中泉州最低，仅有 2.9，略低于厦门的 3.1 和漳州的 3.2，而通过 EXCEL 所做的 Z 检验分析，这样的差距并不显著，很可能只是样本误差。闽南话在闽南农村非常流行，其中漳州农村居民会说闽南话的比例最高，其次为泉州，最后为厦门，不过三地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仅在 1% ～ 3% 之间；但就闽南话水平而言，漳州农村最高，达到了 3.70，明显高于泉州（3.42）和厦门（3.36）。综合而言，闽南农村主要通行闽南话与普通话 ⑥，其中对闽南话的掌握能力要明显高于普通话；三地之间的语言状况也有一些差异，普通话在厦门最为普及，而闽南话在漳州最为通行，泉州则处于两地之间。
（二）不同性别的语言状况
由表3来看，闽南农村大多数男女都会说普通话与闽南话，且彼此差别不大，只是在会说其他语言这一项，女性要比男性多出两个百分点。在普通话水平上，闽南农村男性居民平均达到3.03，略低于女性的3.08，但在闽南话水平上，男性平均达到3.6，比女性的3.1 明显要高。通过EXCEL所做的Z 检验分析，闽南农村男女居民只是在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和闽南话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说，在闽南农村，大多数男女都是闽南话与普通话的兼用者，其中男性的闽南话水平要比女性高；但在会说的语言或方言上，男性则要逊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此次被调查的女性有不少是大学生，她们大多都会英语。
（三）不同年龄的语言状况
表 4 显示，在闽南农村，会说普通话的人口比例会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减少，其中 44 岁及其以下的人群，会说普通话的占 90% 以上，45 ～ 54 岁则有 80% 左右，55 ～ 64 岁约有一半，而 65 岁以上的人群会说普通话的只有 1/3 多一些；而在是否会说闽南话上，彼此差别却没这么明显，除了 55 岁以上的人群都会说闽南话外，其他年龄层也都在 96% 以上。
基于表 4 的相关数据，我们进一步计算出闽南农村居民对普通话与闽南话的掌握水平。表 5 显示，普通话水平与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而闽南话与年龄则呈正相关的关系，即年龄越大，普通话水平越低但闽南话水平越高。55 岁以上的两组人群，普通话也就维持在会说一些简单用语的水平，而他们的闽南话几乎都是熟练水平；34 岁以下的两组年轻人，普通话水平相当高，介于“一般”与“很熟练”之间，而他们的闽南话水平虽然都在“一般”之上，但比起其他年长的人群则还有不小的差距；35 ～ 54 岁这两组中年人群，其普通话与闽南话水平大体处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闽南农村居民的闽南话水平总体要比普通话高，但到了 34 岁及之下的年轻人，闽南农村居民的普通话水平开始超越闽南话。这说明，闽南农村的语言状况大致是从 80 后、90 后这一代人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此外，我们所做的 Z 检验分析说明，闽南农村居民的语言水平在年龄分布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四）不同文化程度的语言状况
表 6 显示，闽南农村绝大多数居民无论怎样的文化程度都会说闽南话，彼此差别不大，但在是否会说普通话上，彼此差别很大，其中没读过书的人会说普通话的还不到 20%，而高中以上文化的则有90% 以上的人都会说普通话，小学文化程度的也有七八成的人会说普通话。这说明，在闽南农村，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会说普通话。
再从语言水平看，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又有着其他一些差别。例如，闽南农村绝大多数人都会说闽南话，但具体水平还是有些差别的，其中没读过书的人约有 90% 达到了“很熟练”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居民。如果将他们的语言水平进一步量化平均，则可看出语言水平与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表 7 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闽南农村居民的普通话水平也在提升，其中没读书的人普通话水平最低，平均还达不到会说一些简单用语的水平，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超过了 3.5，其普通话基本上没有方言口音了；在闽南话上，没读过书的人水平最高，其他人彼此差别则不大，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即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闽南话水平最低。
针对以上一系列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小结一下：
首先，闽南农村主要通行闽南话与普通话，其中厦门的普通话水平最高，而漳州的闽南话水平最高，泉州介于两者之间。
其次，闽南农村绝大多数男女都会说闽南话与普通话，二者差别不大；但年龄分布上却存在显著差别，普通话更通行于年少者，而闽南话更通行于年长者，而且大约从80后这代人开始，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开始高于闽南话。
最后，普通话更通行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闽南话在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中都比较通行。
四、分析与讨论
（一）推普脱贫的重点区域与对象
按照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印发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到 2015 年，普通话在城市基本普及，在农村以教师、学生和青壮劳动力为重点基本普及；到2020 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如果将“基本普及”定义为 75% 的人会说普通话，那闽南农村总体上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只不过其中的漳州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见表 2）。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整个闽南农村的普通话水平“一般”，远未达到“很熟练”的程度，普通话往往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因此，漳州将是未来闽南农村推普的重点区域，而且整个闽南农村地区的普通话水平都有待提升。
由调查结果看，闽南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与水平都与年龄、文化程度有关，越是年轻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就越有可能会说普通话，且水平也越高。这跟其他调查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跟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合作，于 1994 ～ 1998 年开展了题为“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与外语观”的调查，结果显示：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年龄越小，会说普通话的比率相应就越高（刘志明，倪宁 1999）”；还有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并联合地方语委于 2010 ～ 2011 年所做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也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年龄越轻或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会说普通话（谢俊英 2011）。很显然，我们在闽南农村的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符合语言国情。如果单纯地从“推普”角度看，闽南农村居民中那些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具体来讲，就是 55 岁以上、小学文化以下的那些人将是推普的重点。因为从表 4 至表 7 看，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最低，绝大多数人还达不到“一般”的水平，即还不能用普通话与人自由交谈。但若从“脱贫”的视角看，这些人已经接近或步入“老龄”，他们不再是家庭的主要劳力，而那些中青年才是家庭脱贫的骨干力量。从表 4 与表 5 来看，35 ～ 54 岁之间的大多数人，普通话水平也就是“一般”，达到“很熟练”水平的还不到 25%。若要完成“脱贫”任务，这些人显然才是“推普”的重点，因为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一旦掌握便可以获得所需的 Q 值（Q-Value）⑦。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它也具有效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特征，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Marschak 1965）。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支配群体的语言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通用语，如果处于附属地位的语言族群能够讲支配群体的语言将会对他们有利；相反，如果附属群体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迈克尔·A. 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2011 ：248）。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领域最广泛，居于支配地位。对于身处社会低位的广大农民来说，一旦掌握这种语言，无疑会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据李强（2002 ：253）在 1996 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级，我国城镇职工的经济收入便可增加7.27%。
还有在我国许多农村，外出打工是一个重要的致富途径，而普通话在农民工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指出，方言和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了农民工就业的机会，在一些普遍使用普通话的行业里，他们很难找到适当的岗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7 ：117）；刘玉屏（2010）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往往因语言不通而影响求职、工作和日常交际；秦广强（2014）在对进京农民工所做的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刚来北京时还是现在，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其月收入均高于普通话不熟练者，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他们的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拉大。因此，闽南农村居民若要外出打工，熟练掌握普通话显然是一门必要的技能，否则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致富途径。
总之，普通话之于农村脱贫的意义不言而喻。就厦漳泉三地而言，漳州农村无疑是“推普脱贫”的重点，其中针对 35 ～ 54 岁之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进行普通话培训则又是重中之重。
（二）闽南话的现状与未来
1958 年 1 月 10 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不等于消灭方言”亦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共识（韩婷婷 2006），而近年来随着“语言是一种资源”观念的增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方言的特殊价值，对其生存状况与未来发展也越发重视起来。闽南话虽然只是闽方言的一个次方言，但由于其使用人口数量大且分布广泛，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⑧，闽南话是一个跨出省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汉语方言，全世界约有 6000 多万使用人口，是联系全世界闽南人、促进闽南文化交流的纽带，尤其对于加强海峡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作用。闽南是闽南话的源发地和核心区，其闽南话的状况自然备受各界关注。然而，关于闽南地区的方言状况，学术界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李如龙（1995）认为闽南话还是相当活跃的，直到目前，在青少年一代中，在社会生活中，它还没有失传的危险。20多年过去了，陈燕玲、林华东（2011）通过在厦漳泉以及潮汕、台湾等的调查，认为闽南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与普通话长期和谐共处，但是青年一代的闽南话能力在明显趋弱，许多传统基本词汇在消失。林晓峰、吴晓芳（2015）通过在漳州的调查则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厦漳泉地区的闽南话流失严重，已处于濒危状态。笔者也曾在厦门实施过一次快速匿名调查，认为厦门的闽南话暂无濒危之忧，但随着外来人口的持续涌入，未来还是面临不小的生存压力（付义荣 2017）。现有的这些研究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争议，或许是因为大家评估的标准不一。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2006）的看法，评估语言活力是一件非常复杂而艰难的事情，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指标，主要有：（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闽南方言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只不过是一方之言而已。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理念：现实社会中，语言基本上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的，每个人都至少是一种方言的使用者，即使是某种语言的标准形式，其实也是一种方言（Chambers & Trudgill 2000 ：3）。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套评估标准也适用于闽南方言。依此来看，闽南方言的活力还没那么糟糕。本次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闽南农村居民无论是整体，还是不同的年龄段，会说闽南话的人口比例都相当高，都在 95% 以上（见表 2、表 4），而且闽南话的整体水平及各年龄段的水平都比较高，都在 3.2 之上；重要的是，无论在是否会说，还是在说的水平上，闽南农村居民的各项指标也都优于普通话。这说明，无论是使用者的绝对人数，还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代际传承，闽南方言都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此外，这次调查还发现，闽南农村只会说闽南话的有 137 人，而只会说普通话的仅有 9 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 20%、1.3%，而这两种话都会说的则有 540 人，占了总数的 78.5%。这些数据进一步说明，闽南话在当地仍旧最为流行，普通话并没有取代它而居优势地位，而且当地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弃用闽南话而转说普通话的现象，大多数人都是兼说闽南话与普通话，但这属于正常的多语现象，其本身并不对语言构成必然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2006）。“遗弃”自己的语言是一种语言濒临消亡的重要标志，甚至有学者认为，语言的死亡并不是人们不再使用这种语言，而是人们遗弃了这种语言（Batibo 1992）。从我们的调查来看，闽南话还是很具活力的，远未达到濒危的程度。此外，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闽南农村的政府机构、公交车等公共领域，仍旧有闽南话的使用，甚至在一些中小学还开设了闽南话兴趣班，当地的书店里可以买到多种闽南话的学习与研究材料，各种以闽南话为主要载体的地方文艺，如芗剧、南音、讲古、木偶戏、通俗歌曲等，在当地仍旧受到不同程度的欢迎。因此，无论从哪个指标看，闽南方言都还没有陷入濒危的境地。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对闽南话的未来掉以轻心。毕竟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厦漳泉地区的年轻人，闽南话的能力在下降。陈燕玲、林华东（2011），林晓峰、吴晓芳（2015）等在这一点上态度基本一致，而我们的调查也显示，闽南话水平随着年龄的递减而递减，而且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其闽南话水平已经开始不如普通话了（见表 5）。如果放任这种情况，那么若干年后，闽南话还能不能保持现状就很难说了。因此，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对于闽南话也要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五、结 论
根据《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 2020 年）》，开展语言国情调查，调查特定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一项重点工作。本文所做的也正是这样一项工作，通过调查，我们对闽南农村的语言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普通话在当地已基本普及，但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3 个地区中，漳州农村将是未来推普的重点区域，而就“脱贫”来看，35 ～ 54 岁之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又是推普的重点对象；普通话的普及并未威胁到闽南话的生存和优势地位，但却造就了大量兼说闽南话与普通话的双言人。总体而言，如今的闽南农村普方共存，语言生态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地年轻人也出现了闽南话能力衰退的迹象。因此，在做好推普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方言的保护工作。在此，本人非常赞同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王宁教授的观点，她在第九届全国普通话宣传周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保证普通话与方言互补共存、繁荣和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拉开推普工作的层面；在教育、大众传播等层面要坚持对普通话的推广，不能动摇，但在其他层面，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不需要过多干涉方言的发展，要给方言自我发展的空间（韩婷婷 2006）。
注释：
①按国家统计局（2018）公布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年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 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 3046 万人。2018 年年初，在国新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指出，2017 年年底我国贫困人口在 3000 万左右（参见 www.cpad.gov.cn/art/2018/1/5/art_2241_101.html）。对照这两组数据，说明我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集中于农村。
②参见中国政府网，《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关于印发〈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www.gov.cn./xinwen/2018-02/27/content_5269316.htm。
③据福建省统计局（tjj.fujian.gov.cn）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常住人口为 392 万，其中农村人口 43.1 万；漳州常住人口 505 万，其中农村人口 221.19 万；泉州常住人口 858 万，其中农村人口约为 304.6 万。
④年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限。
⑤具体做法就是先将 4 个不同等级的语言水平分别赋值 1、2、3、4，即水平越高，赋值越大；接着统计每个群体语言 水平的总值，再除以该群体的总人数，最后得出平均值。以厦门为例，其普通话水平总值为：1×3+2×20+3×126+4×51=625，平 均值为：625÷200=3.125。此法也适用于计算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群体的语言水平。
⑥由于闽南农村主要通行闽南话与普通话，故本文亦将主要围绕这两类语言变体来谈，例如在分析语言水平时，就只分析闽南话与普通话，至于客家话、广东话以及英语等，就不再涉及了。
⑦ Q 值是指语言的交际价值。荷兰语言学家德斯万（de Swaan）认为，Q 不代表任何单词，就像数学中的 X 不代表任何单词一样，它是人们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美好憧憬，这是荷兰人的一种特殊用法（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102）。
⑧参见 http: / /www.fujian.gov.cn/zwgk/ghxx/zxgh/201405/t20140513_739205.htm。
本期编辑：陈诗欣
本期审读：吴玥、王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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