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 | 陈晓锦：田调中的尴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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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田野杂记：

田调中的尴尬事

陈晓锦

《方言那些事儿》，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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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听到这几个字，一般人头脑中反应的想必是农民大叔在大田里劳作， 而在语言学界，却喜欢把汉语方言学者下到方言点调查汉语方言称为“田野作业”，方言工作者常自诩自己是“田野工作者”。自20 世纪20 年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以田野作业的方式调查吴方言起，中国的方言研究才算迈进了“现代”的门槛。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遭遇尴尬的经历。比方说，在大街上心猿意马，走路不看路，磕到碰着，西装革履的却当众摔了个鼻青脸肿；买东西时一轮舌战，砍价成功，左挑右选， 好不容易挑到了心仪的，终于咬紧牙关决定买，兴冲冲地掏出钱包，却发现根本没有带够钱，在商家恼怒的目光下悻悻地离去……但我现在要说的不是遭遇诸如此类的尴尬，而是在方言调查田野作业中遭遇的尴尬。

这些年，我到过海内外的不少地方调查汉语方言，在方言的大田中摸爬滚打，有过喜也有过恼，有过开心也有过神伤，还有过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上面提到了买东西千辛万苦砍好了价却没带够钱的尴尬，那就先说说方言调查中遭遇的有关钱的尴尬吧。

市场经济时代，东西都应该是等价交换的。调查方言，发音人付出了辛劳，该得到应有的报酬。但由于科研经费紧张，囊中羞涩，有时只能尴尬地以送小礼品的方式答谢对方，或者尴尬地掏出不成敬意的一 点点薄酬。当然，知道我们经费有限，理解我们研究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发音人都是“友情赞助”，只是热心帮忙，甚或倒贴帮忙—除了工作，还反过来请我们吃饭。这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这种感动从国内的方言调查一直延续到海外汉语方言调查。我不止一次被异国他乡在方方面面帮助我的发音人、被那些素昧平生的华人深深地感动，每每只能说，我麻烦了你们，希望你们也能有机会到中国“麻烦”我。

好像只有那么一两次例外。有一次，我到××省调查一个在方言学界闻名遐迩的方言岛。因为已经历经了数次被调查的“训练”，发音人很是专业，对所有的程序都已熟知。他一边发音，一边诉说自己是如何在百忙之中不顾喉咙不舒服，抽空来帮忙，多么不易。我当然很感动，于是不但请他吃了工作餐，在工作结束时还毫不犹豫地奉上了自以为还过得去的酬劳。谁知接过票子，发音人发话了：“怎么这么少？那次某某人来，人家给得很多。上次某某国家的来，人家给得更多。”一时语塞，我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于是又只好再手忙脚乱地翻出钱包……

没想到，更尴尬的事还在后头。之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正好碰上××省的同行， 对方埋怨道：“都是你们广东的，去我们那儿调查给那么多钱，把行情都抬高了！”

说钱伤感情， 咱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

行内的人都明白，调查方言词汇，基本词汇一定不能放过。基本词汇中一定得包含人体用词、詈语，这是常识 。刚出道时还年轻，记得老师的教诲，问词汇总会先用普通话读出词条，并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可是一问到这些 “敏感”的条目，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因为大多数时候，发音人都是男性（这也是老师的教诲，男性的语音通常比女性稳定）。尝试过双眼盯着词条，低着头用手指着“这个”“这个”“这个”，匆匆记下；也试过在发音人奇怪的眼光中急急地翻过那几页， 留待晚上回到招待所时，请女服务员帮忙，在大姐小妹们吃吃的笑声中尴尬地记完。

有一回得到一位老同学的帮助，带学生去实习。老同学是某地某单位的领导，为我们安排好发音人。仗着有好几个人，也为了给后学者做示范，“敏感”条目也大胆问，没想到发音人大笑不已。当时尴尬不说，第二天，见到老同学，老同学竟然皱着眉头问：“你们怎么光问那些东西啊？”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天知道他的下属是怎样向他汇报的！

类似的尴尬在国内调查时遭遇过 N次，奇怪的是，在海外调查汉语方言时却至今基本没有遇到过。调查华人的方言，无论问者还是被问者，双方都坦坦荡荡，你问我答。这是因为教育的不同或是什么造成的吗？

不过，海外方言调查遭遇到的尴尬，有时却是在国内绝不会发生的。新加坡的芽笼区美食荟萃，那里既是风月场所红灯区，也是华人聚居、华人社团云立之地。记得那年到新加坡调查，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发音人。下了地铁，不辨东南西北，在大街上扫视了一番，选择了一位普通华人中年妇女问去芽笼怎么走。妇人听言，对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几遍， 眼睛里充满了疑问。我见状赶紧声明，要去找那里的潮安会馆，妇人的面色才稍有和缓， 伸手为我指了指方向。自此，再不敢轻易在芽笼问路。一天，和我的一位专程从马来西亚过来帮忙的女学生去芽笼的某华人社团记录广府话，找到地点时已过午膳时间，想外出买一个盒饭垫补后再工作。发音人马上说：“要吃什么我去帮你们买吧，要不我陪你们出去也行。”我说不必劳烦。发音人则坚持帮我们买饭，理由是，“免得你们出去碰到麻烦”。

再举一个例子。

同行都知道田野作业之苦之累。有时候找来的发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满口应允， 说帮忙说话是小菜一碟，可是当看见你拿出的调查字表和词表时， 却立马“花容失色”：原来要读这么多啊。于是，无论你再怎么开导、怎么恳求，都推说没有时间。如此遭遇想必同道都不会陌生，可是下面要说的尴尬，则不是人人都碰得上的。

20世纪90年代末，我带学生到某地做项目。方言点定在一个小乡村，我们准备做些随机随意的社会语言学问卷式的调查。那个地方不通车，到了镇里还得再走约莫个把小时的路才能到。镇里的领导好心关怀，说：“你们不识路，想办法弄个车送你们去吧。”于是满怀感激地坐上了一辆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面包车。

时值中午，车子一路吭哧吭哧地吃力地开去，远远地看见村口的大榕树下男女老少围坐了不少人，似正在聊天歇息。我们很兴奋，有那么多人，一路担心随机调查可能找不到发音人，看来应该没问题了。奇怪的是，听到汽车声，原本坐着的人站起来张望了一下， 立马就一哄而散了，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更是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跑。待我们下了车，询问没有走的几位老者，不是不搭理，就是一问三不知，真真是叫人好生纳闷：这是怎么啦？

过了一会儿，见我们这几个斯文人并无什么进一步的动作，有人就大着胆子过来问：“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赶紧好生解释一番，才听对方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啊。还以为你们是来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呢。”

原来我们赶巧了。那段时间当地大抓计生，风声一浪紧似一浪，而我们乘坐的那辆破车，正是镇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专车！

2009年6月

 完稿于广州华景新城

（原题为《遭遇尴尬》，《方言那些事儿》，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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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晓锦

排版：林虹池

本期审读：冯啸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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