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 | 胡萍：行走湘西南，不了平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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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田野杂记 | 胡萍：行走湘西南，不了平话情

2018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湘西南的电话。

“胡老师啊，我是绥宁的杨章益，今年我家的杨梅结得好呢，又大又甜！今天就托汽车站的人带一箱到长沙，给你尝尝……”

杨章益，是我做关峡苗族平话调查时的口头文化发音人。那腔洪亮的乡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遥远的黄昏。

那是2001年的秋天。为了撰写硕士论文，我来到了湘西南边陲的小县城——绥宁。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颠簸（那时还未通高速公路），我站在了那个老旧、凌乱的县汽车站门口。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听着咿呀难懂的乡音，我以为自己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未曾料，我与‘绥宁’从此有了十多年、数十次的亲密接触，它成为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

这个片段，被我写进了拙著《湖南绥宁关峡苗族平话研究》的后记中。如文中所言，“绥宁”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苗瑶平话，从此便与它“纠缠不分”了。

湘西南苗瑶平话，是少数民族所持的一种汉语。其分布区域，以城步苗族自治县为核心，向周边的绥宁、新宁、龙胜、资源等县辐射。使用者约8万人，以青衣苗人为主，也包括新宁县麻林、黄金两个瑶族乡的过山瑶人。

当地人，也自称为“人话”、“平话”、“峒话”或“团里话”，今以“苗瑶平话”统称。

明弘治年间，朝廷在湘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强迫当地苗民改汉服、习汉俗。城步《蓝氏墨谱》记载，八里、都、图的苗族皆“丈地化为汉民”，横岭、扶城、莫宜、拦牛、蓬峒等五峒地区却“宁可守旧当峒地为峒民”。

这五峒地区，史称“五峒四十八寨”，是今天苗族平话的主要分布地，也是湘西南苗瑶平话的“核心区”。这里的苗民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甚至认为唯有他们所说的才是正宗苗语。

平话的古全浊声母保留了浊音，是真正的不送气浊音且浊度很强，和苏州、上海等地吴语的“清音浊流”有明显差异。这个特点，发音人自己都察觉到了。

生于1955年的江冠齐，曾担任过县文化局局长，是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点的发音人。他说：“我们青衣苗人以前多是靠游山打猎为生，与野物猛兽像野牛啊、豹子啊、豺狼啊打交道多，所以我们“人话”的发音呢就像动物的吼叫一样，很低沉、很凶猛、很有力！”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形象地解释“浊音”。

说平话的人大多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语言就是“苗语”或“瑶语”，这给单字的调查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一些老年发音人一看到我拿出《方言调查字表》，就摇头说“苗话是没有文字记录的，这些汉字我们苗话不说。”通常情况下，我并不会跟发音人辩论苗瑶平话的属性，而是委婉地告诉他们，我们只要了解汉字的这个意思在“苗话”中是怎么表达的；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词语的耐心询问来达到单字调查的目的。

例如：“食”这个字，峒话发音人雷支团一开始就说，这个字我们峒话里没有，要说也是跟着“客话（县城话）”说[sɿ13]，于是，我问：“吃饭”你们怎么说呢？他说[y11pai11]，其实就是“食饭”；又问“猪食”怎么说？他说[tei35ie11]，于是“食”的两个白读音就问出来了。

如今，苗瑶平话已属濒危方言。在非核心区域，濒危程度尤为严重。也因此，那些母语的坚定守护者尤其令人触动。苏成英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绥宁县关峡苗族乡苏家塝人，是我在当地做平话调查时最主要的发言人。他有文化，能写能说，自学了根雕技艺，在村中德高望重。

他常说：平话是我们苗家祖先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话，不能失传，失传就意味着忘祖。

一次调查中，我发现苏老的入声分阴阳，而他的侄、孙辈则保留了一个入声调，不分阴阳。例如，苏老认为声调不同的“百”与“白”，“桌”与“浊”等两组入声字，今新派都认为是同音同调的字了。

双方都觉得自己读的才是对的，还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争执。

看到说服不了年轻人，固执的苏老带着我走遍全村，向他的老伙计们寻求支持。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那次走家串户，给了我启发——可以用社会语言学方法来调查关峡平话入声变异。

如果要问：田野调查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说，它打开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

我在城市长大，对农桑之事原本一窍不通。而今，我能说出水稻种植从“浸种”到“入仓”的每个环节，这都是发音人教给我的。

在麻林瑶族乡调查峒话时，听说旧时瑶山因经济落后、耕牛不足，使用过一种人力牵引的耕地工具——“抬犁”。这种农具，现在很少见了。为了让我拍摄到原物，麻林人陆大献师傅帮我多方打听，终于在该乡百宝村一户农家的仓库里翻出了一副沉睡多年、沾满灰尘的木制“抬犁”。

为了让我明白使用方法，陆师傅和一位村民当场脱掉外衣，一前一后把“抬犁”架起来演示给我看。

如果要问：湘西南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说，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记得女儿曾多次询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你为什么每次调查都去湘西南呢？’而我也只能这样回答她：因为那里有独特的山水，独特的人文，也许倾我一生，也只能触及其十之一二啊！”这是拙著《语言接触与湘西南苗瑶平话调查研究》后记中的最后一段话。

如今，“湘西南”这三个字已经深深烙在我记忆中，就像杨章益大哥家的杨梅，吃在嘴里，融进心里，便化做了乡愁。

 2018年12月27日

图一：旧时八峒瑶山的人力耕地农具——抬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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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009年作者在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

丹口镇调查，与发音人合影

（胡萍，任教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原载《輶轩使者——语言学家的田野故事》，李宇明、王莉宁主编，商务印书馆）

本期编辑：杨  悦

本期审读：杨  悦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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