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张静芬、朱晓农：潮汕入声：从阴高阳低到阴低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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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Equinox

“语言资源快讯”左边显示的名称并非原作者，而是公众号管理者，原作者将于大标题和文末显示，感谢各位读者的谅解！

（本文第一作者张静芬博士）

潮汕入声：从阴高阳低到阴低阳高

张静芬¹，朱晓农^2，3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中文系，广东 佛山 528000；2.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3.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香港）

摘要：潮汕方言的入声经历了从“阴高阳低”到“阴低阳高”的演化，此过程并非“翻转(flip-flop)”变化，而是语音上的连续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阶段一，假设早期潮汕入声与相邻的漳泉入声一样，如晋江闽语，入声格局为“阴高阳低”；阶段二，以云澳闽语为代表，入声格局是“阴中降阳中升”；阶段三，以达濠闽语为代表，入声格局是“阴低降阳高升”；阶段四，以汕头闽语为代表，入声格局是“阴低阳高”。阴入、阳入在语音连续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发生合并，是因为两者的基频走向不同，而基频走向不同的主导因素是发声态：导致阴入基频下降的是嘎裂声，导致阳入基频上升的是张声。

关键词：入声演化  翻转(flip-flop)  阴高阳低  阴低阳高  连续音变

1

引言

本文讨论潮汕闽语入声的阴低阳高现象。一般认为汉语方言声调阴阳的对立来源于声母清浊（更精确的表达应为：清洌声音节vs.气声音节）对立的消失，阴调类对应清洌音节/清声母，而阳调类对应气声音节/浊声母。从语音学角度看，清洌声/清声母音节音高较高，而气声/浊声母音节的音高较低（Hombert et al. 1978; Thurgood 2002），因此，浊音清化（气声清洌化）后的声调应呈现阴高阳低的格局，就像我们在粤语中看到的分布情况。由于官话中浊音清化发生得早（最早在北宋《皇极经世》中已见端倪，见麦耘 1998），失去清浊制约的阴阳调就只有名义上的区别，而无实质差别，“因此，在浊音清化后，阴调能发生多少种变化，阳调照样也能；阴调在现代方言中有多少种表现形式，阳调也同样可以有。反之也一样”（朱晓农1987/2006）。也就是说，阴阳调和高低调的对应是随机的。如果在一个方言区内，系统地出现阴低阳高现象，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其他制约因素，导致原先的阴高阳低“翻转(flip-flop)”为阴低阳高。

“翻转”这个概念最早由王士元（Wang 1967）提出，指的是两个音发生了对换翻转的变化，例如原先有X和Y两个调值，结果X变成了Y，Y变成了X。发生翻转的交替形式可用于描写共时的声调交替，如潮州方言的高调在高降调之前变为低调，而低调则变为高调；也可以用于说明历时演变，如闽南、客家、秦晋、江淮方言中的古阳调类的调值高于古阴调类。王士元（Wang 1967）认为潮州方言入声调值呈现阴低阳高的格局正是由于阴入、阳入发生了调值上的翻转。Yue-Hashimoto (1986) 曾援引众多汉语方言材料对“翻转”进行说明。

潮汕方言入声的阴低阳高现象已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近几年对其开展了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如朱晓农等（2008），Hong (2009, 2013)，朱晓农、洪英（2010）等发现潮州方言阴入为嘎裂声而阳入为张声，并假定翻转是由不同发声态引发的基频变化，阴入逐渐降低而阳入逐渐升高。本文将1）用实验数据证明阴阳入的区别是发声态的区别，2）用具体的音高连续变化材料来证明音高的实际演变过程不是突然的翻转，而是一个渐变过程。

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粤东潮汕方言、其次是位于福建的漳泉片晋江方言的入声录音材料。工作程序是先进行潮汕方言的内部比较，然后与晋江方言进行比较，以此揭示潮汕方言入声从阴高阳低演化为阴低阳高的具体过程，并论证翻转在语音上的渐变机制。不过，文章的结构是按演化的先后四个阶段来安排的。

二

入声演化的四个阶段

本文考察了潮汕地区65个镇区方言点，并与福建晋江闽南语进行比较（发音人信息见附录1）。文中所用材料均为第一手声学材料，录音、测量、统计分析、语音学分析均使用同一标准：首先使用Praat对数据进行标注，其中声调时长的起点与终点的选取方法详见朱晓农（2010）；其次，利用Praat提取单字调的基频和时长数据；第三，在Excel表中对数据使用Log Z-score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得出相应的声调基频走向图；最后，利用Voicesauce 提取相关声学参数，并用R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基于这些材料，本文认为潮汕入声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阶段一，以晋江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高阳低”；阶段二，以云澳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中降阳中升”；阶段三，以达濠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低降阳高升”；阶段四，以汕头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低阳高”。

2.1 第一阶段晋江型：阴高阳低

 第一阶段的例子来自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发音人ZNY），阴入4a是一个高短调，而阳入4b是一个低升短调，如图1所示，阳入时长短于其他舒声调但长于阴入调，有舒化的趋势^[1]，在三度长度格局^[2]中属于中短调（朱晓农2014）。

图 1 第一阶段，晋江型：阴高阳低

在曾南逸（2013）调查的17个泉厦方言中，有11个方言的入声如苏厝村一样是阴高阳低的格局，另有6个方言是阴低阳高的格局。而到了粤东潮汕方言，入声的格局主要是阴低阳高，个别方言处在入声演化的中间过渡阶段，如汕头市南澳县的云澳方言，又如汕头市濠江区达濠方言。

晋江方言的入声处于本文讨论的入声演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潮汕地区居民大多从福建漳泉地区移民过来，两地方言可进行历史比较。漳泉晋江方言入声之所以被认为更为保守，处于本文讨论的演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由以下两方面的理由支持：1）晋江入声是阴高阳低，这符合中古的格局；2）根据历史比较法，如果晋江设定为音变起点，那就最为容易得到整个演化链。否则，我们还得假定晋江从阴低阳高又重新变回阴高阳低，这不但变得繁琐（不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而且在语音演变上根本不合理。

2.2 第二阶段云澳型：阴中降阳中升

第二阶段的例子来自潮汕地区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深澳镇、青澳管理区三地23位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阴阳入曲线的拱度基本上是“阴降阳升”（除了一两个阳入升势不明显），高度基本上是中等高度（极个别阳入稍高）。此处云澳方言入声的高度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1）调头高度（第一和第二个测量点的F0均值）和2）整体曲线高度（简称“整线高度”，即整条曲线上11个测量点F0均值）。由于入声时长较短，所以两者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调头高的往往相对整线高度也高。根据阴阳入调头高度的相对关系，可以细分为图2的三个小阶段。第一个2a小阶段：阴入的调头高于阳入的调头，整体曲线呈交叉情形，如图2左小图。第二个2b小阶段：阴入与阳入的调头相近，阴入基频下降，阳入基频上升，见图2中小图。第三个2c小阶段：阳入的调头略高于阴入，见图2右小图。

图 2 第二阶段，云澳型：阴降阳升

我们利用R软件采用Anova对云澳型三个小阶段共23位发音人的阴入、阳入的调头高度及整线高度进行显著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处在第一小阶段的12位发音人，其阴入调头均显著高于阳入调头；第二小阶段9位发音人阴阳入调头极为接近，均无显著性差别；第三小阶段2位发音人，阴入调头低于阳入调头，也均无显著性差异，p值接近0.1（具体每个阶段每位发音人的数据及分析结果见附录2）。因此，图2 给出的三种直观的入声格局得到统计数据的充分支持。表1总结了三个小阶段中发音人的调头高度以及整线高度的总均值，如表中阴入第一小阶段的调头高度的总均值就是12位发音人的所有阴入例字调头高度的均值。

表 1 云澳型方言入声调头高度均值与整线高度均值的比较

如表1所示：2a小阶段中阴入调头大大高于阳入（差值为16 Hz）；整线均值相当接近 (4 Hz)。2b小阶段中阴阳入调头基频非常接近 (2 Hz)；整线差值较大 (13 Hz)，阴入明显低于阳入。2c小阶段中阴入调头低于阳入调头；阴入整线均值低于阳入整线均值，差值是三个小阶段中最大的一个（18 Hz）。

2a、2b、2c这三个阶段是我们根据入声的人际变异情况总结出来的分类，并不意味着每一位发音人都需要经历这三个小阶段。在听感上，云澳型方言阴阳入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阴入是一个有压抑感的降调，而阳入是一个有绷紧感的升调。下面给出23位发音人的基频曲线图。

处于2a这一小阶段的有12位发音人，他们的基频曲线分布见下图。

图 3 云澳型2a小阶段：阴入调头高于阳入调头

2b小阶段的共有9位发音人，他们的曲线分布见下图。

图 4 云澳型2b小阶段：阴入调头与阳入调头一致

2c小阶段共有2位发音人，见下图。

图 5 云澳型2c小阶段：阳入调头高于阴入调头

2.3 第三阶段达濠型：阴低降阳高升

第三阶段的例子来自汕头市濠江区达濠方言。无论是在基频图的表现上，还是在听感上，达濠方言阴阳入的高低区别和升降区别都很明显，阴入基频曲线是一条低降曲线，而阳入是一条高升曲线，我们调查到的七位发音人均是这样的表现，见图6。

图 6 第三阶段，达濠型：阴低降阳高升

达濠方言根据阳入的调头/整线高度可进一步分为3a（图6第一行两小图）和3b（图6第二行五小图）两个小阶段。处于3a阶段的阳入较低，调值记为{44}，3b阶段的阳入较高，记为{45}。值得注意的是，达濠型3a阶段的阳入基频高低和走向都和云澳型2a阶段（图3）和2b阶段（图4）的绝大部分阳入曲线相似。区别在于阴阳入调头高度的相对关系不同，3a阶段的阴入调头比2a/2b阶段的阴入调头低了很多：2a型阴入调头显著高于阳入，2b型阴阳入调头无差别，而3a型两位发音人的阴入调头均显著低于阳入（p<0.001）。

2.4 第四阶段汕头型：阴低阳高

第四阶段的例子来自潮汕地区大多数方言点。阴入是低短调，阳入是高短调，两者区别不在于拱度，而仅在于基频高低的区别，听感上，阴入是一个明显的低调而阳入是一个明显的高调。下面给出13个潮汕方言点的入声格局例图，包括汕头市金平区、澄海区、潮阳区棉北街道、潮南区胪岗镇、南澳县后宅镇，潮州市湘桥区、潮安区庵埠镇、饶平县黄冈镇，揭阳市榕城区、揭东区新亨镇、揭西县棉湖镇、惠来县惠城镇、普宁市流沙街道等地，发音人信息详见附录1。第四和第三阶段的区别在于，阳入的拱度自由变化了，并不仅限于升调。

图 7第四阶段，汕头型：阴低阳高

三

阴阳入不同发声态的各种区别

和Hong (2009，2013) 和朱晓农、洪英（2010）指出潮汕方言的入声与舒声存在不同的发声态区别，阴入是个嘎裂声，但阳入情况比较复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节将着重从语图、声学参数等差异来分析阴入、阳入具有不同的发声态。

3.1 语图和听感区别

图8展示了发音人DZW的两组入声的波形与频谱图。如图8两小图所示，阴入从左至右的音强不断减弱，基频下降、甚至断裂；而阳入从左至右的音强不断增强，基频上升。

图 8 云澳型发音人DZW阴入、阳入的波形与频谱图（蓝线代表基频，黄线代表音强）。[左]例字从左至右：约[ioʔ43]、药[ioʔ45]；[右]例字从左至右：得[tik43]，直[tik45]。

根据Gordon & Ladefoged (2001) 的研究，嘎裂声将伴随不规则的振动周期以及波形上的音强减弱，阴入的波形及周期表现符合嘎裂声的特点。阳入末尾音强的增强则显示了其发声态很可能是张声（Fortis Voice）。根据朱晓农（2010：104-108）关于发声态的分类，前喉塞与喉塞尾均是张声发声态的表现形式，张声发声态在汉语方言中极为普遍，尤其是在吴语、闽语和湘语中。喉塞尾张声可以引发高调，其音理是通过声带迅速拉紧实现基频上升，不论高调还是低调，只要音节末尾有喉塞尾均会引起调尾的上升（朱晓农2007）。嘎裂声则是通过声带强烈地往中心收缩，而不是像发喉塞尾那样往两端拉紧，同时发嘎裂声时声带大部分不振动，只有前部一小段漏缝，气流很小，溢出时振动这一小段的声带，为此声带变得厚实，从而引起基频降低（朱晓农、杨建芬2015）。

虽然在传统记音上，闽南方言阴入、阳入均笼统地被记为带有喉塞尾，但阴入的发声态其实并不是喉塞尾，而是嘎裂声。张声喉塞尾与嘎裂声都是喉部作用，均有喉部的紧张感（发喉塞尾时声带向两侧拉紧，发嘎裂声时声带向中心拉紧），所以传统记音都将其记为喉塞尾。最近二十年来的语音学研究发现（如Laver 1994: 187-188；Garellek 2013；Kong 2001；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75；Esling et al. 2005；Edmondson & Esling 2006等），即使使用同样的喉塞尾标记[-ʔ]，在不同语言中经常会有不同的语音表现。

传统描写上，云澳方言不仅有记为保留纯喉塞尾的音节，也有保留-k, -p等唯闭塞音尾的音节，根据以往的研究，唯闭塞音韵尾同时也存在附加喉塞色彩：1）赵元任等先生在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时曾在译者按（1948：170）指出南方方言入声唯闭韵尾大多伴随同时性喉塞：“据译者观察，中国有-p，-t，-k尾的方言，例如广州，大都同时带一点喉头塞音-ʔ的作用，结果‘十文’（-pʔm-），‘一年’（-tʔn-），‘六艺’（-kʔŋ-）中的各闭音并不像英文‘Chapman’，‘at nine’那么直接从软腭向鼻腔爆发。”2）岩田礼（1984，1992）利用光纤维镜和肌电仪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发现“韵尾塞音-p、-t、-k发音时，除了声门关闭外，声门上部也发现了显著的收缩”，这从实验语音学角度直接证实了同时性喉塞成分的存在。3）朱晓农、严至诚（2009）在考察香港粤语入声唯闭韵尾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化时发现，入声韵尾除了唯闭音-p^┐、-t^┐、-k^┐外，还有其他变体，如带有同时性的喉塞音 -p^ʔ、-t^ʔ、-k^ʔ，或已变为喉塞尾 -ʔ，还有少数喷音韵尾 -t^，、-k^，，证实了之前赵元任先生观察到的事实。

云澳方言的唯闭塞音尾音节也有一个同部位的喉部作用，阴入带有嘎裂声，阳入带有喉塞尾。因此，云澳方言入声不管是否保留唯闭塞音尾，阴入均带有嘎裂声，而阳入均带有张声发声态。综上，云澳方言入声的音节结构可以表示如表2。

表 2 云澳方言入声的音节结构

3.2 声学参数差异

下文我们以十位云澳型方言母语者（详细信息见附录1中标有代码（如M1等）的云澳、深澳发音人）为研究对象，考察其阴入、阳入不同发声态的声学表现。在实验中，我们针对十位发音人进行录音，录音过程采用统一的字表，包括124个入声音节（70个阴入，52个阳入，详细字表见附录3）。后期再用Praat对入声进行时长标注，并用VoiceSauce获取每个入声音节的各个声学参数的数据。本文最终选取七个声学参数进行观察，这七个声学参数的选择参考了 Keating et al. (2011)，它们分别是H1-H2，H2-H4，H1-A1，H1-A2，H1-A3，Energy（能量）和CPP（Cepstral Peak Prominence，倒频谱峰值突显）。VoiceSauce自动计算出每一个音节的每一个声学参数在每一毫秒上的数值，研究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导出相应的数值，在该实验中，我们获取了每个入声音节的每个声学参数在总音节时长上的平均值，之后，基于获得的每个发音人的阴入与阳入的数据，再利用R软件采用Anova进行显著性统计，计算每一个发音人的阴入、阳入在七个声学参数上的表现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十位发音人阴入、阳入在七个声学参数上的显著性差异比较

（显著性水平: 0.05; 显著性代码: ***: p< 0.001, 0.001≤ **<0.01, 0.01≤ *<0.05, NS=无显著区别）

统计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十位发音人的阴入与阳入均至少有一个参数具有显著性差异，只是发音人各自所采取的区别策略具有较大的人际差异：或是七个声学参数中有五个参数具有显著性差异，如发音人F2；或是只有一个声学参数具有显著性差异，如M4。

其中，CPP（倒频谱峰值突显）是本实验中区别阴入、阳入具有不同发声态的最有效参数，因为十位发音人中有八位发音人（除了M2和M4）的阴入与阳入在CPP值上均有显著性差异。CPP被认为反映了噪声所占的相对比重（Harmonics-to-Noise Ratio谐噪比）（Hillenbrand, Cleveland, & Erickson, 1994; Thomas, 2011: 237-239），CPP数值大表示周期性强，反之则噪声强。嘎裂声的周期性信号较弱，其倒频谱的峰值就较小。十位发音人中有八位发音人阴入CPP值显著小于阳入，阴入较小的CPP值显示了阴入的周期性差，与阴入具有嘎裂发声态的听感相符合。另两位（M4阴入CPP值小于阳入，M2阴入CPP值大于阳入，但）均无显著性差异，见图9。

图 9 八位发音人阴入的CPP值显著低于阳入的CPP值

本实验中区别阴入、阳入具有不同发声态的表现排在第二位的参数是H1-H2，有五位发音人的阴入、阳入在H1-H2上有显著性差异。H1-H2在不少研究中已被证明是一个能有效区分各种不同发声态的参数（Keating et al. 2011, Kuang 2011）。

综上，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分析方法，较好地证明了云澳方言的阴入、阳入具有不同发声态。综合考察波形图、频谱图、七种声学参数的差异，以及听感的差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定阴入的发声态是嘎裂声，而阳入的发声态是张声，其中CPP值是区分阴入、阳入具有不同发声态的最有效的声学参数。

根据Chen (2014)，莆仙闽方言的入声格局也是“阴降阳升”， Chen考察了十位发音人的情况，均是阳入的基频起点比阴入的起点略高一点，且阴入、阳入的基频走向差异较为明显（阴入为降调，阳入为升调），这与云澳方言2c小阶段两位发音人阳入起点略高于阴入的情况一致。Chen (2014) 进一步通过实验分析方法，论证了阴入与阳入具有不同的发声态，综合基频、声波及频谱等声学表现，Chen认为莆仙方言的阴入具有嘎裂发声态，而阳入具有张声发声态。Chen的结论与本文的结论一致，不过Chen在考察莆仙方言阴入与阳入带有不同发声态时只使用了一位发音人的材料，相较而言，本文的统计研究更有说服力。

四

语音上连续变化的解释

如果我们只看到晋江型（阴高阳低）与汕头型（阴低阳高）这两个阶段的入声材料，也就是本项音变的起点和终点，就会认为阴入与阳入的调值关系是翻转突变的结果。传统分析认为短调不能承载声调曲拱的区别，在入声窄窄的音高空间中，阴阳入在某个中间阶段会发生调值的重合而导致合并，故因此排除了入声在语音（调值）上连续演变的可能性，这也是王士元先生（Wang 1967）提出翻转突变的原因。

现在我们有了云澳型和达濠型方言，就能重新解释王士元先生提出的翻转概念。阴阳入的音高翻转可以是语音渐变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发生调值合并，首先是由于两类入声的发声态不同，引发的听感也有所不同。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即使短调，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开合并，也能有基频曲拱的区别以增强区别度，阴入是短降调， 阳入是短升调，而基频走向不同的主导因素就是发声态的不同，阴入的低降曲拱是由嘎裂声导致的，阳入的高升曲拱是由张声引发的。

阴入嘎裂声与阳入张声的区别，即发声态的区别在入声演化的四个阶段中均起作用，阴入具有嘎裂声，故从阶段一的高调值状态慢慢演化为阶段四的低调值状态，而阳入由于张声发声态的驱动，从阶段一的低调值状态慢慢演化为阶段四的高调值状态。发声态的区别贯穿演化的四个阶段，而入声调值高低的区别与曲拱的区别并未贯穿这四个阶段：在阶段一，调值高低区别明显，而在曲拱上，阴入的降拱在听感上并不显著，相反，阳入的升拱在听感上很明显，且阳入有舒化的趋势；在阶段二，调值高低的区别并不起作用，入声曲拱的区别在听感上最显著；在阶段三，入声的调值高低与曲拱均有明显的区别；在阶段四，入声的调值高低有明显区别，而曲拱没有区别。

云澳型方言和达濠型方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这两个方言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短调能否承载声调的曲拱对立？就云澳型方言和达濠型方言来说，阴入、阳入作为短调，在听感上阴降而阳升，两者基频走向具有显著差异；而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基频走向的不同看成是不同发声态的表现，仅以发声态作为整体的区别特征。

因此，本文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短调的拱度还是不起区别性作用。这可以分两种情况：1）高度能起区别作用时，拱度不起区别作用，如晋江闽语（尽管低调阳入如果时长达120毫秒有可能呈现升拱）、汕头闽语；2）高度不起作用，而发声态起作用，这时拱度作为发声态的伴随特征（嘎裂声导致低/降调，张声导致高/升调），会有听感上的明显区别，但在理论上可以不将拱度作为区别特征，如云澳方言、达濠方言。尽管如此，短调所呈现出来的拱度区别，在听感上有可能帮助辨别不同声调。也就是说，作为简化而确定的理论上的区别性，并不等同于声学曲线，甚至和听辨的区别性也不必然相等。

五

结论

通过中间阶段云澳型方言与达濠型方言入声格局的发现，本文重新解读了王士元（Wang 1967）提出的闽南方言入声音高翻转的概念。闽南方言入声翻转并非语音突变，而是语音上连续变化的过程。共时的语音格局差异可以反映历时的语音演化过程，通过考察潮汕方言及福建晋江方言的共时语音材料，本文认为潮汕方言入声从阴高阳低到阴低阳高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一“晋江型”→阶段二“云澳型”→阶段三“达濠型”→阶段四“汕头型”

阶段一，以晋江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高阳低；阶段二，以云澳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中降阳中升；阶段三，以达濠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低降阳高升；阶段四，以汕头闽语为代表，入声的格局是阴低阳高，且拱度不限于阴降阳升。阴入带有导致低调的嘎裂声，阳入带有引发高调的张声（喉塞尾），入声这两种发声态的区别在入声演化的四个阶段中均起作用。阴入在嘎裂声的驱动下从阶段一的高调型慢慢演化为阶段四的低调型，而阳入在张声发声态的驱动下从阶段一的低调型慢慢演化为阶段四的高调型。

云澳方言和达濠方言的入声格局作为入声演化的中间过渡阶段，提供了入声从阴高阳低到阴低阳高在语音上连续演变的关键证据。入声之所以发生音高“翻转”，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两类入声带有不同的发声态，阴入带有引起低调的嘎裂声，而阳入带有引起高调的张声，我们以云澳型方言十位发音人为研究对象，从波形图、频谱图、CPP、H1-H2等声学参数进行综合考察，论证了阴入、阳入确实带有这些不同的发声态。

潮汕方言入声演化的过程对于汉语方言入声的演化具有重要的启发，过去许多被看成是翻转的演变或许有必要重新检视一番，寻找正处于演化中间阶段的方言是解决问题、发现新知的关键环节。例如，李菲、朱晓农（2016）发现客家方言入声存在和潮汕入声相同的音高翻转现象。此外，官话中的江淮方言和秦晋方言入声的阴低阳高也多是大同小异的情况。

常常有人问：演化音法学和历史音韵学有什么区别？区别有好几点，其中一点是历史音韵学一般列出起点和终点的对应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演化音法学则要找出中间过程。这种细节关怀主要托福于技术的进步和音理的明了。当然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历史音韵学的目标是重建某个语言的古音系统，而演化音法学的目标是理解语音的一般演变规律，至于具体某语言的古音构拟则是副产品，是理解了一般规律后顺便重建了的。

注释

[1] 福建闽南语入声舒化的现象已有学者进行讨论，多是阳入舒化的速度快于阴入，参考Chen (2014)。

[2] 朱晓农（2014）提出的“普适调型库”将时长这个维度区分为三度，分别是长、中短、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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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发音人信息（年龄为2014年录音时的年龄）

附录2：云澳型方言入声三个小阶段的调头高度及整线高度统计表

（显著性水平: 0.05; 显著性代码: ***: p< 0.001, 0.001≤ **<0.01, 0.01≤ *<0.05, NS=无显著区别）

附录3：入声录音字表（记音以云澳方言为例）

（原载《语言研究》2018年第4期）

THE

END

本期编辑 | 王怡美

本期审读 |王怡美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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