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 | 张勇生：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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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张  勇  生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日本地理语言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历史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全国方言普查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昭和(1926)初期，即方言区划论和周圈论产生和发展的阶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后国立国语研究所的研究，主要事件是《言语地理学の方法》的出版和《日本言语地图》的绘制。其中围绕《日本言语地图》的绘制和出版工作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一） 全国方言普查时期

日本国内早期行政区况大致和中国古代诸侯列国分疆而治的情形类似，当时日本各诸侯国间实际上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行政单位。各国语言悬殊很大，彼此交流通话存在很大的困难。明治维新(1868)后，国内疆域相对统一。为解决语言交际的问题，明治政府开展了类似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全面推广普通话的一项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初明治政府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民治33年，颁布《小学校令》),在日本的初级教育阶段开始使用标准语课本。同时还规定，学生在校内以及其他一些规定场所，必须使用标准语进行交流。这项运动对日本标准语的推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确立作为近代国家的统一标准语，必须掌握全国的语言情况。因此基于语言地图的调查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主持这项工作的上田万年早年在德国留学，其间曾跟随德国著名语言学家 Siever、Paul和 Brugman 学习语言学，并且把当时正在德国流行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带回日本。在地理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国语调查员会(1902年日本文部省设立的专门机构)针对29条语音条目，38条语法条目在全国各府县进行大范围的调查记录。该项工作的直接成果是1905年出版的《音韵调查报告》(共1册)和1906年出版的《口语法调查报告》(共2册)。其中包括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首次全国范围意义上的地理语言学调查。

（二） 方言区划论和周圈论   

全国方言普查包含了一个意外的成果，就是发现了日本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并由此激发了人们对方言分区和方言种类问题的探讨。方言区划论的思想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围绕方言区划这一课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东条操，他的《方言调查手帖》(1928)在当时影响很大，并对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方言区划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日本の方言区划》(东条操1964)一书中。

方言区划论的思想为解决日本境内方言的分区问题提供了种种可行的方案。但是，关于各方言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语言分布图的读取也遇到了方法论上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柳田国男在Geneve 讲学其间，受到法国一瑞典语法学派的影响，并从Eugene Pittard(1867—1962)那里了解到语言地图的研究方法。他的成名作《蜗牛考》就完成于这个时期(1930初稿，修订稿1943)。这部著作首次对方言地图进行分析，以“蜗牛”这一单词的分布为例，阐述了方言周圈论的思想：在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这些不同词形的形成，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以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因此，距离中央地区远近的分布反映出中央地区曾经经历过的时序变化。《蜗牛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该文将民俗学与方言学相互贯通的做法，在当时也具有相当的领先性。《蜗牛考》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地理语言学开始朝着科学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其中包含的“周圈论”的思想首次实现了基于本土语言事实的一次理论深挖，为日本地理语言学方法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 地理语言学方法的确立和《日本言语地图》的绘制

真正使日本地理语言学实现“本土化”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柴田武先生。柴田武从1957年开始先后三次深入糸鱼川地区(日本新瀉县)展开调查，并以这几次调查的材料为基础，写成了一部理论和事实相结合的经典之作——《言语地理学の方法》(1969)。正是这部著作使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最终确立下来。

《言语地理学の方法》为日本地理语言学方法的确立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1.明确了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柴田武认为，地理语言学是考察语言史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不仅要追踪语言演变的轨迹，而且还要对语言演变的过程和原因进行有效的说明。语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一方法首要的工作是对所要研究的区域展开地理语言学的调查，并把调查到的语言的各种变异形式标注在地图上。地理语言学正是依据语言分布图来考察语言变迁的过程和原因。

2.柴田武在柳田国男“周圈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构拟语言史的两个基本原则：邻接原则和周边原则。邻接原则(图1)可以简单描述为：对于在地域上相邻的A-B-C的三个区域，如果它们对应的语言形式分别是 a—b—c, 那么a、b、c 三者间的演变关系可以表示为：a>b>c (假设C为文化中心地)或c>b>a  (假设A为文化中心)。周边原则(图2)包含了日本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即方言的周边地区保存了相对古老的语言形式。比如有地域相邻的三个区域：A—B—C(B为文化中心地),三个区域对应的语言形式是a—b—a,由此可以推测在前一时期，三个村落的语言形式分别为：a—a—a,由此可以构拟出：a>b

3.归纳出了构拟语言史的几种方法：柴田武以糸鱼川方言为例，从词形的地理分布、不同年龄层的地理分布、相关词形的地理分布、理解语的地理分布、物事语的地理分布、话语者的内省报告、同一地域社会不同年龄层的分布、言语形式上的特征等八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构拟语言史的方法。该著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念，其一是把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导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其二是引入构造语言学的核心观念，绘制了很多语言体系性分布图。

4.明确了日本地理语言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在日本国内首次提出了构造地理语言学(Structrual 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的概念。

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の方法》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由于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该著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日本方言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地理语言学教科书。

《日本言语地图》的绘制是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该“项目”酝酿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正式立案，1957年至1965年间对全国2400个点进行实地调查。主要负责人包括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当时日本地理语言学的领军人物，此外还包括75名地方研究员和1名地方研究助理员。1966年至1974年间连续出版了6卷《日本言语地图》(共300幅)。其后，在1979年至1982年之间，又围绕《日本言语地图》(语法卷)的绘制对全国的807个点进行调查，并于1989年至2006年间连续出版了6卷《方言语法全国地图》。在这项工程的带动下，地理语言学的调查和研究在各大地方院校和研究机构中掀起了一股新的高潮。他们纷纷围绕小片区域展开调查，编制出数量惊人的言语地图。

围绕《日本言语地图》展开的大量调查实践不仅获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和新的发现，而且也促使方言工作者不断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进行新的思考和尝试。

1.新的分布类型的发现。除东西对立型、周圈型外，日本方言学者又发现了蛙跳型，气候型、地名型等新的分布类型。

(1)蛙跳型：蛙跳型又叫 ABABA 型，例如“麸”这个词的词形分布：フスマ(东北北部)一力うラ力ミ(中部)一 フスマ(近畿)一力ラ力ミ(中国 · 四国の一部)—フスマ(九州ほか)。这一词型的分布可以解释为：近畿地区的力ラ力ミ为较古老的词形，这一词形渐渐传播到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在近畿地区又产生了新的词形フスマ,フスマ也向周边地区传播，但是，在力ラ力ミ已经传入的地区，这一形式已经固定下来，因此フスマ跳跃力ラ力ミ所在的地区传播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是フスマ,中间是力ラ力ミ,两边是フスマ这样的分布类型。蛙跳型其实是周圈分布的一种特殊形式。

(2)气候型：某些词形还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和日本海沿岸地区存在对立，例如“冻疮”一词在降霜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分布着词形“しもやけ(‘霜’在日语中的词形为‘しも’)”,而在下雪的日本海沿岸地区分布着词形“ゆきやけ(‘雪’在日语中的词形为‘ゆき’)"。这种分布类型是典型的气候型分布。

(3)地名型：方言学者还发现，某些词形的分布以其地名所示的地区成错位分布，形成ABCD 型分布。例如“甘薯”一词从九州到北海道依次分布着“力ライモ · ト-イモ、リ- キユ- イモ、サッマイモ”的词形。其中，“力ライモ · ト-イモ”中的“力ラ”“ト- ”都是“唐”这个汉字，表示“中国”的意思。“リ- キユ”、“サッマ ”都是日本的地名。这种分布怎么形成的呢?过去日本没有甘薯这种东西，甘薯原产于美洲，十七世纪经中国、菲律宾传到琉球。“唐芋”就是因为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这样命名。主要分布在九州、四国的一部分地区和本州南端。后来甘薯又由琉球传到萨摩，然后又由萨摩传到北方，于是在北方的广大地区都称之为“萨摩イモ"、"萨摩”。就这样，在甘薯新传人的地区，依次取原传入地区的地名，在语言地理上形成 ABCD 型分布。

2.理论和方法的新进展。

《日本言语地图》出版后，有一批学者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新的思考。这方面的工作集中体现在德川忠贤的《言语地理学の展开》(1993),马瀨良雄的《言语地理学一历史 ·学说 ·调查法》(1969)、《言语地理学研究》(2002)等论著中。其中，马瀨良雄引入同音冲突、混淆、近音牵引、通俗词源等欧洲地理语言学的概念来展开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地理语言学的理论。与此同时，为完善现有的研究，日本方言学者导入新兴分析性手段，通过建立语言地理信息系统，将地点信息转变为具有空间信息性质的普遍数据形式，从而为处理地理信息和语言之外的各种信息提供了可能。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日本学者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对以往调查资料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将过去积累的数据和成果数据化，为资料的再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更为灵活和便捷的方式。

二  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历史经验和不足

从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 以宏观研究促进微观研究

从地域上看，地理语言学有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种类型，两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际效用可以比喻成摄影的画面以及像素和取景的关系，取景越远，画面越大，景物越模糊；反之，画面越小，景物越清晰。因此宏观层面的研究有利于观察语言的总体面貌，但较缺乏密度和精确性，很多宏观层面的“盲点”都必须依赖微观的“取景”,从这点来说宏观层面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宏观视角，而且往往还会对微观层面的调查和研究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日本全国语言普查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日本方言“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但是要弄清日本国内存在多少种方言的问题，就有必要把宏观调查和微观调查结合起来。方言区划论的思想就是酝酿于全国语言地图的绘制过程中，并受此激发，日本方言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围绕“方言区划和方言的种类”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日本言语地图》出版后，更是掀起了一股微观研究的高潮，各地大学研究室以及当地研究者纷纷以小片区域为对象展开调查，编制出了很多区域型的语言地图集，编制的地图册在数目上达到400册以上，地图的张数也达到近2万张。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这股微观调查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归因于《日本言语地图》宏观“效应”的推动作用。

（二） 以调查实践促理论发展

马克思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所以，理论不仅在实践中产生，而且还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日本的方言学者在大量的调查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促使他们不断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进行思考，这种思考结果反过来为调查实践和语言事实分析工作提供理论性的指导。柳田对“蜗牛”一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实践，提出了方言“周圈论”的设想，而柴田武为了进一步验证柳田的“设想”,对糸鱼川地区的方言开展了长达三年的调查实践，结果不仅证实了原来的假说，而且还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新的理论。

（三） 统筹安排、有机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

地理语言学涉及的研究区域大，调查地点较多，因此单凭个人的力量或某个研究机构很难独立开展工作，尤其是绘制那种全国性的语言地图，调查任务非常艰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本地理语言学在两次大规模的调查过程中都非常重视统筹各个方面的资源。同时，还借助“语言普查”这一有利时机，将国家、研究机构(或地方院校)和个人的力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日本言语地图》涉及全国2400多个点，从上交项目提案到最后调查结果的刊行前后历时近20年时间(1948— 1965),该项目在国立国语研究所的领导下，联合了数十位地方研究员的力量。在调查过程中，国立国语研究所和各地方研究员按地域统筹安排工作，彼此沟通协调，将全国的研究资源和力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四） 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方言周圈论的诞生和柳田贯通民俗学的做法有密切的关联。进入20世纪后半叶，日本地理语言学又先后引入构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理论、语言类型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20世纪末，语言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和语言地理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开发则使得地理语言学不断朝着科学性、时代性方向迈进。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兴分析性手段的导入，新时期的日本地理语言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目前，日本的地理语言学正致力于资料的数据化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现实的成果是，从2007年开始，《日本言语地图》的网络版逐步向大众公布，至今已经全面公开。将过去积累的资料数据化，不仅有利于成果的再开发，而且为语料的永久性保存提供了可能。

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设置调查条目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于偏重词汇和语法的倾向，忽略了语音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针对日本方言展开的语音方言的研究的材料非常少，在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史上，除在首次全国语言普查时出版的29张《音韵分布图》外，后来的学者很少有人再绘制语音地图。在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の方法》 一书中，涉及语音方面的地图也只有““が’行鼻音的分布”一项。《日本言语地图》更是几乎把音韵地图彻底排除在外。导致这种“偏见”的原因除了与日本方言学的研究取向有一定的关联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和日语自身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后者在本文第三节中继续讨论。第二，过去日本方言学界，对方言研究后继者的培养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语言学者的研究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少年轻的学者开始转向语法研究或现代语言学的其他新兴领域。日本新一代的语言学者从事日本方言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方言研究室也先后被撤销。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若干年后，日本方言学将面临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三  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几点启示

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日本地理语言学，目前在中国却是一门大有可为的年经学科。上面两个部分，我们回顾了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日本地理语言学成功的经验和不足方面，这对于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地理语言学无疑有不少重要的启示作用。下面结合中国语言的实情，谈几个重要的方面。

（一）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绘制语音地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日本(包括欧洲)的地理语言学者似乎并不乐意在语音方面进行过多的尝试。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相比词汇和语法地图，绘制语音地图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我想这和日语本身的特点是有一定关联的。日语虽是一种音节性语言，但语音单位的组合规则更多接近印欧语系语言：多音节性，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元音和辅音的组合缺乏较为稳定的组合关系，同一个语音形式往往分布在词形的不同位置。在演变过程中，位于词首的辅音和位于其他位置的辅音往往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因此在语音分布图上，很难看出有什么明显的规律，分析起来也会遇到诸多困难(见柴田武1969对“が”行鼻音分布图的分析，pp.135— 145)。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包含声韵调三个部分，每一个音节按照“声母+韵母+声调”的方式组合，缺少形态变化，在演变上它们也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调查和分析语音时，可以借助“字”这一级单位来进行。比如，我们调查了北京话的一个“早”字，我们分别得到一个声母[ts], 一个韵母  [au], 一个声调[214]。如果我们需要研究声母，只要把[ts]提取出来就行了。项梦冰 (2005)强调了在方言地理学中利用“字音"来调查的必要性，他认为，“就具体的调查而言，汉语描写方言那套从确定声韵调开始，进而调查系统的字音、语音流变、词汇和语法  的程序显然是相当成熟和有效的，应当为汉语方言地理学所采用。”其实，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一直就有绘制语音地图的传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赵元任等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就绘制了44幅语音地图。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昌黎方言志》中的12 幅方言地图也都是语音方面的地图(中国社会科学院1960)。其他像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1990)、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1993)、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7)、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999)以及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2001)等研究性著作中绘制的地图也多数都是语音地图。此外，还见于一些专门的方言地图集中，如叶祥芩《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 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值得一提的是，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 绘制的510幅地图中语音地图就有205幅。

实践证明，语音在地域上不仅可以像词汇那样表现出整然有序的分布，而且通过词形画出来的同言线也往往能在语音分布图上找到相同的结果。构成汉语方言分布的重要边界线“淮河线”的发现，最早就是通过几条富有规律性的语音项目(淮河线最早叫黄河-渭河线，这一条边界线最早由俄国学者Olga Zavjalova(1983)发现，她指出这条方言的边界线由几个规律性的语音特征构成：入声的有无及入声舒化所归的调类、声母 [l]、[n]的区别、非低元音充当主元音时的韵尾[n][ŋ]的区别以及有关卷舌音声母的声母类型)。构成“长江线”的等言线同样反映在汉语方言的语音分布图中(可参考《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图49、图053、图081等)。总之，汉语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过程中，绘制语音地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绘制语音地图也应该成为汉语方言地理学所倡导的一种做法。

（二） 以《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为契机，推动微观层面的调查和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第一部在统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自2001年启动， 2008年完成，总共历时7年的时间。联合了国内外34所高校和研究单位，57名研究人员，实地调查了全国930个地点，编写收录510幅方言地图，影响重大、意义深远。汉语方言学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微观的、区域性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目前在《汉语方言地图集》项目的推动或影响下，已经诞生了一批微观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2003)、郭风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2007)、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08)、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2010)等。也有一些针对某个方言现象展开的微观研究成果，例如王莉宁的《汉语方言声调分化研究》(2009)、夏莉萍的《汉语方言古全浊声母研究》(2009)、张燕芬的《中古阳声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2009)等，以上研究者多数是曹志耘教授的学生，目前在中国真正关注地理语言学的人还不多，能运用这一方法来开展研究的学者就更加少。我们希望，中国地理语言学能以《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为契机，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方言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最终在中国形成一股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三） 加强理论层面的思考和总结，确立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之所以了解地理语言学的人不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还缺乏一般的理论和原则的指导。其基础的部分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中国幅员辽阔，语言系属和种类繁多，形成方言的因素非常复杂。加上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起来，具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因此，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很有必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

确立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必须以大量的调查实践工作为前提，必须积累足够的语言事实材料。但就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事实材料还不多，对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还摸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一套适用于整个汉语方言的原则还是有困难的。不过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地理标签较为典型的地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从中归纳出一些初步的原则和方法，然后把它放到更大的区域中去检验，通过这种方法，逐步建立一套适用于整个汉语方言的理论和方法。

（四） 注意开拓地理语言学的人才资源，做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

要充分调动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善于发掘和提携有潜质的年青学者，做好后备人的培养工作，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五） 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成果，做好资料的保存工作

曹志耘(2008)强调：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方言中的特殊现象正在急剧消失， 一些弱势方言甚至在走向衰亡。全面科学地调查描写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界一项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可以说这也是曹志耘先生主持《汉语方言地图集》的一个重要目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不仅绘制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510地图，而且在此基础上已经建成了一个包含全国930个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目前正准备推出《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电子版，将为使用者提供多种功能的服务，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还开发了一套录音软件，该软件可以在调查录音过程中同步实现语料切分和语料的整理工作，为有声语料的分类、保存工作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

总之，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兴分析性工具的导入，为资料的数据化和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也将为语料的开发利用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方式。

（原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曹志耘主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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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付云芬
本期审读 | 付云芬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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