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习近平回忆已故军旅作家王愿坚
7月9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了已故军旅作家王愿坚的妻子翁亚尼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习主席送我两本书》。文章登在报眼位置，十分醒目。
翁亚尼所说的两本书，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起因是，今年上半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愿坚文集》（七卷本），翁亚尼按照丈夫的遗愿，将书寄给了习近平。
5月14日，中央办公厅有人给翁亚尼打去电话，说，总书记已收到书，非常感谢，总书记说，看到王愿坚的作品，就想起当年与他交往时的情景，很怀念他，还表示，愿意寄去自己的两本书，以为回赠。就这样，次日，翁亚尼收到了习近平寄去的书。
王愿坚是习近平的旧交，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时，王愿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后来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美术系主任。
王愿坚和翁亚尼
四年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讲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回忆起当年与王愿坚的交往，特别提到在自己1982年赴河北正定县工作前，王愿坚在为他送行时说的那番话：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王愿坚提到的柳青，是小说《创业史》的作者，1952年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长年在下面蹲点，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形同鱼水。
习近平说，王愿坚给他讲过许多红军长征的故事，令他深有感触，这是他在提醒自己，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永远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王愿坚出生于1929年，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相差24岁，是两代人。习近平前往正定工作时，还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作为一个53岁的长辈，又是部队上的老同志，王愿坚说这样的话，可以说恰如其分，那是一种对年轻人的期望。
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在那个年代人心中，尤其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心中，不是什么口号，而是心里话。
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
这样的话，王愿坚对习近平说，在当时完全自然，尽管习仲勋那时已经回到中央工作，习近平又恢复了干部子弟身份。但是，习近平回忆王愿坚这番嘱托时，已经是2014年，坐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准备上任县委副书记的年轻人，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如果王愿坚能活到现在，他恐怕不会再对习近平说这样的话，但是，习近平能在36年后，重新回忆王愿坚当年对自己的这番嘱托，却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不以时间流逝和身份转换而回避什么，而是依旧把旧友对自己的希望，记在心里。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王愿坚对比自己小一辈的习近平十分钦佩，认为他谦虚，有才干；翁亚尼对习近平也非常赞赏，她给习近平寄去的书是用出版社寄书用的旧牛皮纸包的，而习近平给她回赠的两本书，却是用红玫瑰色的纸精心包好的，用大红色缎带捆好，还扎了一朵红花，这让她感到十分温馨，在文章结尾，她写道：“谢谢您，敬爱的习主席。”
“敬爱的”这个词，在毛泽东时代有，华国锋时代也有，但近三十年多年比较少听到。所以，再次听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个人崇拜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
但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是，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和发自内心的爱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于国有害，中间有潜在的危害，后者有益，是个人魅力的体现，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翁亚尼于习近平，既有对丈夫旧交的亲近，又有对国家领导人的爱戴，可以相信，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翁亚尼应该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一个早已离休的老人，有必要对她并不欣赏的人刻意表达敬意吗？图什么呢？很显然，这和一般在任官员对上司拍马屁是完全不同的。
正因为无所求，才是讲真话，表达真实感情。翁亚尼就是这样。
为制作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报道节目，记者采访翁亚尼老人（中）
有这种感情的何止又何止翁老一人，这些年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大局考虑，从党的健康出发，反对搞个人崇拜，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阻止普通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像在世界杯上，C罗出场，球迷向他欢呼，能够不让他们表达这种感情吗？或者在刘欢的演唱会上，歌迷喊他的名字，你能去阻止吗？
所以，不能因为自己反对个人崇拜，就去阻止别人自由表达感情。如是，便成了以自己的民主权利，去限制别人的民主权利。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2014年夏，网上有一篇署名“老吴”的网民文章，标题为《习近平赢得人民高度信赖》说，习近平以他那鲜明的执政风格、朴实的工作作风，迅速赢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信赖。人们对领袖的这种爱戴，绝非过去那种带有封建色彩的个人崇拜。
这篇文章很多主流和非主流网站都转发过，人民网转发的时候，标注的来源是“中国新闻网”。因此，这篇文章可能最初是出现在中国新闻网上，即中国新闻社的网站。
2015年1月，习近平到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看望当地群众
人民爱戴自己的领导者，这是好事，不能因为自己喝咖啡喝惯了，就对别人喝粥产生怀疑。我们一些媒体总说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可是，特朗普是怎么当选的？特朗普有多少自己的铁粉？他们在特朗普讲话时，粉丝们是如何欢呼和鼓掌的？
一个政治领导人，没有民众的信赖、支持和爱戴，他还能有效执政吗？
所以，我们不能阻止别人表达自己的爱戴，就像我们应该对翁老在文章中对习近平表达出的敬仰感情自然看待一样，又如同我们自己不赞同某位学者的观点、某位歌星的演唱，但是不能阻止别人去为他或她点赞，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政治领导人毕竟不同于学者和歌星，因为他是决策者，他的言行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非常人所及。所以，对政治领导人的爱戴要把握好度，不要走极端。这里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拥护者自己要清醒，二是旁边的人不要再添油加柴。
真心爱戴和个人崇拜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之间又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就好像开快车和超速之间并非那么一清二楚一样，需要当事者自己保持清醒。而这时，旁观者的冷静就至关重要，只要社会或群体能保持自己的这份冷静，就是对当事者的无声提醒，也是最好的帮助。
对于真心爱戴和个人崇拜的辨证关系，毛泽东在1970年12月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在中南海
当斯诺提到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很显然，毛泽东这里说的崇拜，严格说是爱戴、拥护和支持。事实上，别说政治家和领导人，就是一个路边炸油条的，没人“崇拜”他，他都混不下去，油条卖给谁去？
不过，毛泽东原则上时反对个人崇拜的。到会见斯诺时，他已经看出了过分的苗头，说：“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当时负责英文记录的是唐闻生，负责中文记录的是王海容，毛泽东当时说到“四个伟大”时，说的是英语。当时，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四年。不过，毛泽东并不喜欢。
“四个伟大”是怎么来的？1966年8月18日，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北京举行了《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开始由陈伯达致开幕词：“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接着，林彪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陈伯达和林彪的讲话，形成了三加一的头衔组合，这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8月1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大会的报道中都提到了“伟大”，但并没有把“四个伟大”组合到一起。直到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四个伟大”才第一次出现，从此流传到全国，呈铺天盖地之势，而且顺序都不能改变。
根据曾担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毛泽东对“四个伟大”一直不同意：
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到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下面送毛审新闻稿，毛泽东把“四个伟大”勾掉了。同年7月，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又一次强烈批评“四个伟大”的提法。他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
到了1970年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出了“统统去掉”四个字。
有人说，“四个伟大”是林彪的专利。阎长贵则认为，它是陈伯达、林彪和康生几个人一起搞出来的。不管怎样，都是一帮抬轿子的，也可以说是捧杀，这种自上而下的来自官方的做法，就是搞个人崇拜，对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社会，都是有害无益的。
去年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表明，党从原则上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
自担任中央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也在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党内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专断，特别强调要“激浊扬清”，“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并不排斥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欣赏、赞许乃至敬佩都是正常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则表明，要防止出现个人崇拜，要把握好度，处理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无论怎样，警惕身边“抬轿子”的人是第一位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在位时有林彪、陈伯达和康生，但是，这样的人不止那个时代，任何时代都会有，而且一定会有。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这样的人绑架了，忽悠了。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他到后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已经无法阻止群众中间被煽动起来的狂热。他所说的“统统去掉”，直到他去世后才真的实现了。
这些年，口号很多，但是在枫叶君看来，最好的一句口号就叫“不忘初心”。没有任何一个口号比这个口号更加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让一切的懦弱、自私和推脱都无处可躲。我们从一个地方起步，一个事业开始，甚至小到一段感情的萌发，有几人不是抱着纯洁的初心？可是，世事变幻，人心无常，过了许多年后，很多人回头看去，早已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抱着怎样的信念出发的。
当年，王愿坚嘱咐习近平“深入到农民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给他讲红军长征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就是“不忘初心”吧。
80年代初，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与农民交谈
能够“不忘初心”，就是难能可贵的，就有着成功的希望。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前两天，枫叶君的一篇文章被删除了。一位粉丝来信问，怎么文章不见了？我说可能是违反了规定吧。他说，希望不忘初心。我很感动。我有什么初心呢？大概就是一个从年轻时就有的念头吧，写文章时要讲真话。
不过，讲真话有时候并非那么容易，也有个分寸问题。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立三曾撺掇鲁迅以实名制骂蒋介石，鲁迅回绝了，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鲁迅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俗人呢？
文章要写，法律法规要遵守，腾讯的微信平台规则也要不违反。但是只要讲真话，不浮夸，所写的东西还是会受到欢迎。为什么呢？大概也是因为做到“深入群众”了吧。要相信，群众很欢迎讲真话，讲实话，盼着我们去深入呢。
王愿坚（1929年-1991年），男，著名军旅作家，编剧，山东诸城人，原华野三纵随军记者，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作品《七根火柴》、《草》、《灯光》等于不同时期被选入语文教材。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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