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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口述 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

流沙河 中国宪治网 2019-11-24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流沙河自拟小传

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老家,当时此镇是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馀暇攻读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

流沙河(1931-2019)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1981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嗬,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

流沙河:当右派是最好的选择

这场梦是他生命中白白被政治啃去的一段最好的时光,但他却不觉遗憾。他自问,“我如果不当右派,我就会当左派,就会去斗争别人,就会去坑害别人,就会作恶,就会懒惰,就会因循苟且,所以说,并不是我如果不当右派,就能很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幸福的。也许我在旁边看到(右派的悲惨经历),会得出相反的经验——千万不要学知识,知识越多越危险,越反动。那我的知识比我今天还要少得多。”
谈及至此,流沙河略微激动,他说:“你没有办法选择啊,就算是左派,也是这一次当了左派,下一次运动来的时候,一样的整你,一样的把你弄得很痛苦,一样让你跑不脱。”他说起自己那些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他们没有当右派,但是他们仍然很痛苦。当时他们当时很胆小,担惊受怕,也不快活,没有几个人快活。”在个人绝对无法脱离政治的年代里,流沙河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当右派也许是我最好的选择。”

节选自苏更生《壹读iRead》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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