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口述 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流沙河自拟小传

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老家，当时此镇是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馀暇攻读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

流沙河（1931-2019）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1981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嗬，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

流沙河：当右派是最好的选择

这场梦是他生命中白白被政治啃去的一段最好的时光，但他却不觉遗憾。他自问，“我如果不当右派，我就会当左派，就会去斗争别人，就会去坑害别人，就会作恶，就会懒惰，就会因循苟且，所以说，并不是我如果不当右派，就能很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幸福的。也许我在旁边看到（右派的悲惨经历），会得出相反的经验——千万不要学知识，知识越多越危险，越反动。那我的知识比我今天还要少得多。”
谈及至此，流沙河略微激动，他说：“你没有办法选择啊，就算是左派，也是这一次当了左派，下一次运动来的时候，一样的整你，一样的把你弄得很痛苦，一样让你跑不脱。”他说起自己那些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他们没有当右派，但是他们仍然很痛苦。当时他们当时很胆小，担惊受怕，也不快活，没有几个人快活。”在个人绝对无法脱离政治的年代里，流沙河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说：“当右派也许是我最好的选择。”

节选自苏更生《壹读iRead》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