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编的老人们（3）：戚铭渠

三、戚铭渠

在中华上编，具体负责党的工作的是戚铭渠（1914-1990）。

戚铭渠，浙江上虞人。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肄业，担任过小学校长。他是老革命，老军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浙东抗日根据地慈（溪）镇（海）县县长、镇海县县长兼县自卫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对敌工作部副部长、解放军某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建国后，任志愿军某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2月转业到空军十三厂任党委书记。同年12月调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中华上编结束后先后任新华书店上海市店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负责人、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8年3月起先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党组书记，1980年2月起又兼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与俊老一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仅半年时间就为四十余位同志作了彻底的平反、改正。

除了党务工作，戚铭渠也参与中华上编的业务工作，作为副总编辑兼任编辑部选注研究组组长，分工主持普及读物、知识丛书和《中华活叶文选》的编辑、审稿工作。行销数百万册的《唐诗一百首》，就是在他主持下编写的。他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他发扬打仗的精神：“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中学习，用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刻苦学习，向行家学，向书本学，努力使自己从外行转变成内行。他组织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学习“三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组织学术讲座，由专家、学者讲演，如请金兆梓讲经、谢国桢讲史、夏承焘讲词，活跃社里的学术空气。与他共事数十年的钱伯城先生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当丰富，知识面很广，对判断古籍的精华与糟粕，能提出精辟的见解，常使专业出身的编辑也为之钦佩。他特别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任务，认为这是培养民族文化修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做好选目、说明和注释工作，要选择最好的作品，编写正确详尽的说明、注释，以此推荐给广大读者。”（《铭渠同志的精神长存》，《风范——纪念戚铭渠同志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除了普及读物，他也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1962年5月，他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得知陈先生在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来易名《《柳如是别传》》），当即约稿，蒙陈先生同意。《章太炎先生家书》和傅惜华、汪原放整理的《龙图耳录》等,就是他亲自抓的选题。

戚铭渠严以律己，清廉自守，尤以生活俭朴出名。他常年穿一套中山装，登一双布鞋，住的是两间普通的公房，一直没有换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单位为他家安装的一部电话，他移至室外公用走廊里，让大家使用。编辑按惯例赠他由他策划的《龙图耳录》样书，他也拒绝。真是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何满子眼里，戚铭渠“确是个言规行矩，即通常所谓一板一眼的干部，对公事固然如此，私人相处也极少讲究人情世故那一套，表里如一，心口如一，样样照规章制度办事，在原则上不会挪动一步”。但他也并非铁石心肠、不通情理的人。在何满子落难时，戚铭渠为他不幸的遭遇而黯然，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会这样”的话。那时是困难时期，衣食都较紧张，戚铭渠还送给他一点粮票和购日用品的供应劵，这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言规行矩的戚铭渠同志》，同上）

1984年，戚铭渠离休。离休后，他着力于回忆录的撰写。他去世后，其家属把他的著作、文稿捐赠给上海出版博物馆。

（本文摘自《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摘录仅限研究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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