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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tles 一张唱片封面在波普艺术以及街头文化中的进化历程 | Cover Art

Freddie HYPEBEAST 2022-04-25


唱片封面(Cover Art 或称 Album Art )在流行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唱片纸质封套或是塑料外壳上的图案,经典的唱片封面设计,被认为是设计师与音乐家独特的视觉传达途径,唱片封面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设计自由,其中不少带有政治性、议题性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Cover Art 栏目以唱片封面为潮流文化场景带来的影响为主题,分享与唱片封面相关的故事。


2019 年 4 月 12 日,一幅名为《The Kaws Album》的画作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 1.15 亿港币的天价,作者是街头艺术家 KAWS。从《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到《The Yellow Album》,再到以前者为灵感的《The Kaws Album》,这一专辑封面在不同艺术家笔下流转的过程,就是一部关于艺术创作手法「挪用(Appropriation)」贯穿波普艺术至街头文化始终的简要历史。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Peter Blake


在先前的 Cover Art 栏目中,HYPEBEAST 曾简述了 Andy Warhol「香蕉」封套的诞生故事,以及如何逐步影响了当代先锋时尚文化;仍然是 1967 年的夏天,与迷幻摇滚同期发生爆炸性增长的还有即将登上顶峰的波普艺术。这种崇尚流行、低成本、快消并积极拥抱商业的流派横扫了艺术领域,如同炸药一般快速释放能量,却又在 Andy Warhol 中枪的一瞬间戛然而止。


如果说 Andy Warhol 为 The Velvet Underground 设计的《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是从传统唱片工业的边缘发动了「封面设计」的革新,那「实体专辑设计」的剧变,则是从一张叫做《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专辑开始。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实体专辑配置

Mike Shouts


在这张唱片的发行中,The Beatles 将「Cover Art」概念立体化:这是第一张加入了拉页手册、曲目列表与歌词明细的专辑;从此,担任唱片视觉设计的艺术家们除了要为音乐人设计一张正方形的封面,歌词字体、曲目列表排版以及内册装帧也开始加入一张专辑设计优质与否的考量标准。


「我们比耶稣更受欢迎。」

    —— John Lennon, 1965


Northern Brass Band 装扮的 The Beatles

Ross International


1965 年后,风头正盛的 The Beatles 开始思考如何为 4/4 拍的三和弦摇滚乐进行艺术改造,他们厌倦了作为主流明星的日子,亟需一个决绝的转身,与过去那支肤浅的「流行偶像乐队」形象一刀两断。那时起,随着多轨录音技术的发展与人声合成器的成熟,The Beatles 有意识地积累了大量现场演出和采取了诸多试验性技术录音的经验,成为《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诞生的基础,加上将创作理念融入专辑视觉设计的封面,「短命」的波普艺术遇上形式繁复的迷幻摇滚,最终孕育出一张多次被滚石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专辑」,该专辑的封面也获得当年的格莱美封面设计奖。



在 Paul McCartney 的提议下,The Beatles 在专辑中扮演了一只名为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的乐队,并为到场的诸多嘉宾提供了一场共计 13 首歌曲在内的虚拟迷幻音乐演出。从开头部分「自我介绍」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到被誉为「LSD 之歌」的迷幻摇滚代表作《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再到情真意切的《When I’m Sixty Four》和由 42 位古典音乐演奏家通力合作的结束曲《A Day in the Life》。专辑完美地契合了 1960 年代颓废幻灭的环境下嬉皮士们的精神需求,成为流行乐历史上「概念性专辑」的开山之作。


Paul McCartney 和录音工程师 Geoff Emerick 在专辑的录制现场

Reverb



音乐的制作方面,The Beatles 运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制作方法完成了这一巨作的录制。《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是第一张在混音阶段使用交叉渐变,将专辑中的曲目首尾相连以造成持续「现场演出」感觉的专辑——与先前提过的连续不断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不同,这张专辑在架构上仍然分成了不同选段;此外,尽管乐队对于单声道混音有着近乎偏执的喜好,但在立体声技术逐渐成熟的 1967 年,The Beatles 们还是接受了录音工程师的提议,并在专辑的结束处呈现了一个 40 个人的大乐队(Big Band)叠加四次以后的 160 个乐器带来的壮观合奏,将专辑的整体氛围推上高潮。


Jimi Hendrix 翻唱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专辑耗费了 5 个月进行创作,近 700 个小时进行录制——比起首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的 10 个小时,乐队在这张专辑上花费的精力惊人,取得的结果自然也非同凡响:在 Flower Power 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The Beatles 如愿以偿地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征服了所有当时的摇滚乐手、嬉皮士、乐评人以及几乎所有流行乐听众,成为 1967 年夏季熠熠星光中最耀眼的一颗。


为孤独之心俱乐部「招揽」

顾客的 Peter Blake


Peter Blake

Getty Images


专辑封面原先由荷兰的「The Fool」设计团队所制作,该团队原本负责 The Beatles 乐队的演出服饰及乐器外观设计,但由于不符合 MaCatney 的期望,为了让封面能与音乐达到同等的「艺术高度」,于是在伦敦知名艺术交易人「Groovy Bob」Robert Fraser 的介绍下,乐队找到英国先锋流行艺术家 Peter Blake 以及其当时的妻子、来自美国的波普艺术家 Jann Haworth 共同完成封面设计的工作。


Peter Blake 与 The Beatles 在专辑封面的拍摄现场

EMI


经过讨论,Blake 提议将专辑封面的背景置于一个公园中,并让乐队提交一份希望「出席」这一迷幻音乐会的嘉宾名单。除 Ringo 外的三个成员都提出了自己的名单,最后上镜的的人物包括 Marilyn Monroe、Aldous Huxley、Edgar Allan Poe、Bob Dylan、Sigmund Freud 以及 Karl Marx 在内共计 68 位于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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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封面采用实景拍摄:Peter Blake 和 Jann Haworth 将收集到名人的黑白照片剪切、粘贴在硬的背景纸板上,并由 Jann Haworth 为其进行手工上色,并最终在影棚内完成封面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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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n Haworth 还负责增添了画面中的一系列「彩蛋」物件,如影星 Shirley Temple 身上穿着的「Welcome the Rolling Stones」毛衣等。由 John 提出的耶稣、圣雄甘地和纳粹领袖 Adolf Hitler 遭到了否决(纪人 Epstein 担心遭到起诉并且对封面设计并不热衷),唱片公司因则负责搞定整个名单的肖像权而忙得焦头烂额。


1967 年身着华服的 The Beatles

WWD


尽管牢牢地扎根于 1960 年代的历史,这张专辑封面的最终产品似乎更多的是合作和偶然的结果,并非有着种种深思熟虑的隐藏含义。「直到专辑发布,我们才第一次听到完整的音乐,如果在此之前我们能有所了解的话,至少会根据《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那样把天空涂成黑色的。」Jann Haworth 在 2017 年的一次采访中披露。


1967 年,Jann Haworth 与她设计的服装作品

WWD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封面上,乐队成员以身着「Northern Brass Band」制服的形象出镜,而这系列令人记忆深刻的果冻色的军乐团制服也由 Pater Blake 本人参与设计。黄铜扣子和花哨的肩章最终促成了当时青年文化的着装特点——军服风潮达到了顶峰,不论是 Eric Clapton、Jimi Hendrix 还是 Mick Jagger ,都从 Chelsea Antiques Market 购买二手军装夹克。


Gucci Spring Menswea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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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


这些破烂不堪的华服成为了时尚界「无政府主义」的标志,英国时尚杂志《Nova》将之称为「颠覆了过去所有限制人们选择服装的不成文规则。」其影响力之深远,直到五十年后的现在,依旧是 Alessandro Michele 治下的 Gucci 或者 Christopher Bailey 的 Burberry 挖掘灵感的来源。


Burberry Fal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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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


英国作为波普艺术的发源地,Peter Blake 以先锋流行艺术家的身份参与了这场实验性质极浓的艺术思潮运动。始于达达主义对于「重建艺术」的思考,汲取了波普艺术的创作手法,Peter Blake 在 Max Ernst(「科隆达达交易会」)以及 Kurt Schwitters (柏林达达主义者)眼花缭乱的拼贴画中找到了属于他的艺术解决方法。


Untitled,Kurt Schwitters

(1942)

Kurt Schwitters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沿袭了他在 1950s 时期的创作方式——尽管仍然以大刀阔斧地采用拼贴作画,但他将流行文化的图像与传统美术的创作方式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波普艺术形式。不少艺术家厌恶被归于某种派别,Peter Blake 却欣然接受「波普艺术家」的封号,以流行文化为核心,打造出一系列颇具怀旧情绪,色彩鲜明且质感细腻的拼写画作品,成为区别于后续 Roy Lichtenstein、Tom Wesselmann 以及 Andy Warhol 在内的一系列更重视创作过程以及形式的美国波普艺术家。


The Yellow Album & The KAWS Album


The Yellow Album Cover

The Simpsons


波普艺术随着 Andy Warhol 的离世而终结,但「挪用」的艺术创作方式却在其他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


1977 年,一位名叫 Matt Groening 的漫画家以创作了一本名为《Life in Hell》的漫画,通过素描和照片拼贴的手法描绘了自己在洛杉矶的生活。很快的,这本售价 2 美元的漫画受到了知名新浪潮杂志《WET Magazine》的关注,并最终促成了《The Simpsons》这一传奇剧集的出现。自 1989 年首播以来,《The Simpsons》连续播出了超过 700 集,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动画连续剧之一。


The Simpsons

Sing The Blues Cover

VOGUE


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The Simpsons》热度开始缓慢褪去:尽管它仍然很受欢迎,但商店的货架上不再摆满了廉价组装的《The Simpsons》商品;节目组推出的第一张专辑《The Simpsons Sing The Blues》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销量的稳定也无法挽回《The Simpsons》正在从一种流行时尚转变为纯粹的文化习俗,而不再具有更深层次文化意义的现实。


Matt Groening 和 Bill Morrison

Getty Images


为了一扫颓态,Bill Morrison 执笔下的 The Simpsons 于 1998 年推出了《The Yellow Album》特别企划。名字来源于 The Beatles 1968 年的专辑《The White Album》,封面则以 1967 年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为灵感。



鼎盛时期,雄心勃勃、包容万象的《The Simpsons》如同一个愤世嫉俗的嬉皮士,是对美国文化的绝顶讽刺。《The Yellow Album》唱片的封面则将剧集中一些巨大而重要的意象「浓缩」至无法辨认为止。Bill Morrison 对于《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挪用」,在发行的当时并未引发积极的反响,销量也十分惨淡,但这一专辑却意外地在波普艺术和街头艺术两个标志性景观的历史缝隙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The KAWS Album

KAWS


街头艺术家 KAWS 创作的《The KAWS Album》几乎与《The Yellow Album》的封面同出一辙,但在画面中的每个角落都被打满了 KAWS 标志性的「X X」记号——基于上一次「挪用」杰作的又一次再加工,如同 Hip-hop 音乐中被无数次重复采样过后的原曲,构成了被致敬与被抵抗的矛盾体。


《The KAWS Album》原收藏者是 Nigo

Sotheby


迄今为止,《Sgt. Peppers Lonely KAWS Club Band》仍然被认作为 KAWS 最具代表性的画作之一,不仅直观地呈现了 KAWS 多层次的流行文化参照结构,更因其身后站着的是以恋物文化(Fetishism)为核心的街头服饰运动。


Equipo Realidad 1967 作品《Divine Proportion》

Equipo Realidad


波普艺术艺术绝非光明的歌颂者,往往兼具着混乱时局的「观察者」角色——使用流行的图像来评论消费主义社会;而街头文化在汲取了波普艺术的形式和文化内核之外,自然而然地也遗传了达达主义的解构主义思想。


Equipo Crónica 作品《La recuperación》

Artsy


对于艺术价值的怀疑,几乎伴随了「艺术」这一概念形成的始终:千禧年后,当与波普艺术具有相同解构意义气质的街头服饰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复杂的传统时尚——正如同工业化与商业化的波普艺术解构了当时占据统治意义的抽象表现主义,对于这一「廉价品」的质疑就从未止息。尽管如此,街头服饰运动仍然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完成了对传统时尚的「殖民」。


Virgil Abloh:「我们还需要

多少 T 恤?」

Pierre Suu/Getty Images


「挪用(Appropriation)」的历史就是「取巧」的现代艺术如何解体传统创作方式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对已有作品的复制、模仿、重复、引用、改编甚至是抄袭,都成为抽象形式的控制;不论是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甚至于当下大行其道的街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挑战已有体系——而这也正是他们最初的来源。


「柏林达达交易会」成为柏林达达主义的终点

Cocosse


不论人们冠之以其种种不同的名字,这一「反动」的创作仍然一脉相承,以不同的面貌展示着其瓦解权威的强大能力,但在此之后呢?是否如同其根源处的达达主义所强调的「艺术可以重新发明」一般,孕育出新的文化运动?抑或是如同达达主义一般,在试图重构主流文化思考方式的同时,终止于混乱的自我讽刺与混淆了阵营的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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