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北欧文化、MIT精神与钱学森-李约瑟之问（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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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的北欧故事”征文大赛参赛作品

《北欧文化、MIT精神与钱学森-李约瑟之问》 

作者：东方天成

八十年代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所面对的问题，今天叫科技创新及其产业转化体系，或者叫科技创新创业体系的问题。

这方面，40年代开始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周边的波士顿128公路产业综合体，以及60年代以后的加州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硅谷产业群，是20世纪的典范。

这个方向，30年来似乎只有零星的后续研究。时至今日，由于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的落后挨卡局面，这个问题才越来越显得紧迫了。

科技创新创业，有一半是功利性相对较强，但仍属于长远发展的“创业”问题；另一半则属于非短期功利性的应用研究，或学术性较强的基础研发的“创新”问题。这两方面，都对领军人的学问功底，或对长久协同与协作的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

然而，千百年来华夏的家天下官本位体制，恰恰破坏了学问的纯粹性和协同协作关系的宽松氛围。只有分裂和纷争的乱世，似乎才会出现少数例外。

晚年的钱学森（1911-2009）曾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新中国的院校培养不出像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

再往前几十年，英国科技史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曾有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为什么作坊技艺巧夺天工的古代中国，没有率先进入现代科技工业时代？

这两个问题虽然一个关乎新中国，一个关乎古代中国，但它们似乎一脉相承。今天，或许需再加上要办教育的华为公司年逾古稀的老总任正非之问？

为什么当今中国少有认真读书、教学和研究问题的氛围？

基础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四千年家天下形成的无所不在的控制积习和压抑氛围，我们一直无法超越。

第一是学术自由；第二是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所要求的持久的团队协作。这两个条件一直都无法满足。从家庭生活到学习工作环境，莫不如此。华为是把研发（和市场）主体放到海外，并大量引入西方人才，才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的精力，从小就大部分被压抑和反抗压抑牵扯。家庭、学校和机关是最容易受这种家天下积习文化机制牵制的地方。军队和企业，特别是战时的军队和必须独立生存的民企，要面对实际的战场或商场的激烈争夺，反而相对容易挣脱积习文化的牵制。

大清末代皇帝倒台之后，内外纷争战乱的民国最初30年的学校，特别像西南联大，大体上是偏安一隅、相对自由的战时氛围。处在新文化意识刚刚觉醒的早期的这些学校，于是便成为近现代史上学术繁荣的少数例外。

今天，抗疫的常态化、复杂化和持久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新的战时机遇。而这个全新的全球健康危机里面的开放变革的创新创业新机制建设过程，几十年后就可能积累超越四千年东西方积习业力轮回怪圈的势能。

这个人类文化的历史性转折是大势所趋。它呼唤一批发心纯正、愿力深广的东西方科技团队精英的超凡脱俗的跨文化协同与协作，特别是东西方家族母性教化力的协同与协作。

基于日耳曼系古风尚存的崇尚自然和团体共生文化的北欧民族精英，与发心承传上古天人合一文化道统的中华民族精英，协同母性教化力，互助互立，聚焦大健康先导项目协作。这个“喜诺媂”（sinordic, 中华-北欧）健康文化协同体社群的共创共享，就是东西双方文化开放变革的基础路径。

创新创业活力是果，文化思想活力是因

相对于西方的男权霸权殖民文化，东方的父权家天下文化，禁锢思想和行动的历史更加深重坚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文化，从格局气度上沉坠已久。唐宋以降，庙堂深院之外，精神积弱积贫渐甚，整体几近积重难返。

难返尚能返，狂澜仍可力挽。纵有崖山之难，满清入关，中土风骨，一息奄奄，然民族慧命脊梁终未能断。

今天，华夏信女善男，有一部分人先知耻而后勇；以志存高远的大愿行力，先在心理文化上自强自立，开放图变，同赴家难，共克族艰，东西协作，成蝶破茧。从先站起来，到先富起来，再到先贵起来，也是天数自然。

新时代大学之道，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以中华-北欧为主体的东西方先导家族社群，以天下情怀，筑路架桥：重修东西互立的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协作之道。

贵起来，是这部分精神贵族先行者集体的气度格局的重建。只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能完成从直立-有钱的孤傲土豪，到躬身携手修路架桥的营队伙伴的精神转变与灵性拔高。

1929年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思想工作路线和支部建在连队上的民主集中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让一小部分中国人心理站起来了，乃至家身富起来了。

但是，近40年对美国模式的遵从，之前50年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尤其是再往前，1895年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的30年，力驱鞑虏的新文化精英转而对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东洋全面追从，将日式汉语全盘引进，以致日式汉语成为今天普通白话汉语的绝对主体[1]。

这120年的崇洋媚外，次第对日苏美在精神、制度、语言、文化等各方面模仿照抄，不仅导致中国精英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制度建设努力严重失衡、失根、摇摆不定和六神无主，还坐失认识西方文化的欧洲母体原貌的良机：错失对拉丁系-日耳曼系-盎格鲁撒克逊系多元复合西方文化的系统研究，未能深入理解其对华夏复兴的实际意义。当然，同时也错失重新认识华夏上古文化之根之本之源的良机；甚至在泼家天下积习旧文化脏水的时候，把民族本真文化精华的婴儿也倒掉了。既不知己根，也不知彼源，百年来精神思想模仿抄袭外来文化的中华精英主体，今天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日趋深重，遇到了幡然醒悟的历史机遇。

百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最终演变成少数直接认识欧洲文化的留学生个人的短期行为。即使这样，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后来都成为民族思想文化变革的骨干中坚。

1840年以来，对于认识西方、学习人类现代工业科技兴起背后的人文文化机制，并由此设计次第提升民族文化水平能力的国际互动路径和方法，其实一直缺失真正深谋远虑的整体战略和系统安排。

时至今日，新时代文化心理精神层面深入开放变革的协作项目，不能再缺乏长远和系统的组织战略和跨文化发展的路径方法的协同开发团队建设。东西文化系统研究与协同事业，虽亡羊已多，补牢犹未为晚。

近百年来，抗衡这种失根失衡和六神无主的时态主流的，是乱世中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思想及其践行领导团队的部分核心成员。无奈民族积习共业不可思议，新中国艰难前行至今，黎明的眼前仍是黑暗。

今天虽有疫情加速共业转化，促成内外双循环的战略、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自立方针和亚太RCEP-中欧BIT经济多边联合制美，然思想文化之乱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是骨感的现实。此间更显独立自主而自立立他的协作精神之可贵。

独立自主的精神思想，是中国部分精英先贵起来的先决条件。精神自立，六神皆复，五内皆还，方能立他。古朴日耳曼系的北欧，作为现代小国寡民参与式决策文化的天然示范，并非是中国要依赖的老大和模仿的对象，而是思想文化自主自立和开放变革先导项目的互鉴互助样板、平等合作伙伴和共生协作支点。

紫云三宝组织治理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这个基础路径的践行成果。

MIT精神：东方生命科技新世纪的历史借鉴

西方尤其美国２０世纪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经验，是２１世纪基于上古生命成长修炼文化道统的新生命成长科技的东方产业文化发展之珍贵历史借鉴。

作为美国科技产业孵化的源头，MIT的精神和发展经历，是科技创造未来的应用学术能力的集中展示。

二战后的５０年代，依托战时雷达等高科技研发成功而如日中天的MIT，在校长基利安的带领下，及时全面提升“MIT共同体”的科技文化综合能力：建立人文学院和斯隆管理学院，同时逐步完善教授会自治机制、新生参与研发项目机制和校方工业联络制度等。这些是科技思想自由、人文格局气度提升，并服务产业发展实际的实用办学方针的有效展现。

人文社科在MIT通识教育中的地位的确立，让青年技术人才向灵魂深处超凡脱俗的方向沉淀能量。这是大格局工程教育所需要的一种基础土壤。

MIT坚持有特色的高质量小店铺的办学方针，通过教师自主自由联合建立的众多各类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使各系各学科有机灵活联动协作。１５０多年来，MIT一直拒绝成为大而全的超市型大学的诱惑，也曾拒绝比邻的哈佛大学的吞并计划。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北欧民俗风骨的体现。

从北欧文化视角看，MIT精神代表日耳曼系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优先、平等协作和崇尚自然的法则。这是２０世纪美国，在大量欧洲日耳曼和犹太人才涌入后，科技教育和科技产业得以雄起的团队文化基础。西方工业文明的内核：参与式协作的科技团队精神，在MIT和后来的斯坦福-硅谷案例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也是上古人文精神在日耳曼系或北欧文化模式中的一种呈现。

这个团队精神和参与式文化，其实是西方的“隐学”，而并非崇尚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拉丁系和安格鲁撒克逊主流西方文化。类比先秦的墨学，这个日耳曼参与式隐学，才是西学的关键。它对治的正是华夏文化的短版。但我们至今也只学到一些皮毛，远不及日本。

这个隐学是对治家天下积习文化弊病的良方。马恩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公社与社区共生共享学说，在日耳曼主体的德国北部形成，并在其古朴支脉北欧成功落地，或者说自然并行呈现了。北欧各国成为现今幸福指数最高的发达工业国。

这中间的缘由，也在于这个非主流参与式西方隐学。红色文化传入东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华夏大同理想承传者带领组织团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落地实践，建立了新中国国有工业化的全面基础科技能力。期间的核心要素，也在于熟练掌握这个西方隐学的关键留学人才的回归，其中以钱学森为突出代表。

钱学森35岁成为MIT终身教授，对参与式决策的科技研发团队的运作规律体悟甚深。他和同时期留学回国的科技精英一道，把科学技术背后的参与式决策的团队精神和文化方法，带到军工行业。

于是，MIT的科技团队协作精神与古田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在新中国两弹一星军工项目汇合。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能够相对稳定地开展军工科技研发团队协作，并使之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请钱学森和两弹一星团队安住军工子文化圈，这是卫星上天、红旗不落地的战略安排。今天，通过欧美--共产国际和MIT--百年输入的这一上古“德女士”参与式隐学真传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方法，在华夏本土大同理想的沃土--军工行业，继续发挥着延续民族精神慧命的基础作用，还带动了像任正非创立的华为这样的企业组织的文化发展。

在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结尾处，毛泽东曾有深沉一问：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一问，又何尝不预示着钱学森-李约瑟和任正非之问？

乘此一脉，当再有三问：

德女士何时不再女扮男装，扭捏掩半，而能当仁不让，大方登堂？

赛先生何时不再紧锁眉头，而能一展歌喉，君子谦谦，好和刚柔？

人类健康共同体，喜诺媂先导项目群落，何时能如天作之合：对舞翩翩，而拨旋小小环球？

（庚子小寒海淀•阳山书院）

注释：

[1]日式汉语词汇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法律、时间、政府、企业、工程、生产、劳动、封建、共和、干部、健康、商业、卫生、服务、组织、纪律、政治、哲学、革命、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名词、哲学、原则、反感、接吻、紧张、气氛、人格、体育、同情、统计、鼻翼、剥离、抗体、牵引、弱视、色盲、听力、美学、血压、肉弹、升华、宠儿、乘客、储蓄、衬衣、地下水、化妆品、麻醉药、糖尿病、白血病、关节炎、俱乐部、共产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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