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 | 邻座依稀张爱玲——浅水湾饭店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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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香港的第四天，和朋友吴姐在帝京酒店吃过了“爱玲宴”，她Uber了一辆车，我们准备去浅水湾饭店还保留着的露台餐厅吃下午茶。
我有意绕道港大，体会当年作为大学生的张爱玲每隔一日就去浅水湾见母亲的路程。虽然明知肯定不是当年那么回事。司机三十几岁，文质彬彬的，戴副眼镜，可是不认路。我们跟着导航，却还是一直走错，山重水复地转来转去，在香港中环的窄道上坡下坡。明晃晃的阳光烈得可怕，尽管有空调开着，阳光照进来仍然烤人。吴姐坐在副驾驶，沿途我和她一前一后随口而谈，感觉这辈子我们两个也没有说过那么多话，也感觉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么远的路。不是开往一个地点，竟是开到上个世纪去了。
吴姐的英文名叫Gloria，我从来没有叫过她这个名字，嘴巴里要念四个音——格、劳、瑞、亚——大概我嫌它太长，就只叫她“吴姐”。两个音就够了。还很铿锵。她是福州人，在香港十几年，性格爽气，快人快语，导游出身。因为爱文化，把香港的旅游做出很多条文化线路，最著名的就是张爱玲线。2008年李安《色，戒》在香港上映未删节版，内地影迷很多来港看片，触发了这个契机，一直做到今天。越做越精致。
“鲁迅曾在这边做过演讲。”
吴姐指着路边的一处地点给我看，房子稍纵即逝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往外看看，都长得差不多。
“你知道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张爱玲对许地山有恋父情结。”吴姐说。
“啊？不会吧。写《落花生》的许地山？”
“嗯，在港大他做过张爱玲的老师。”
张爱玲从没有在任何文章中提到过许地山，大概好事者把小说《茉莉香片》中教国文的言子夜安在他身上？
小说细节不大记得了，后来回家翻书。书中写着一段：“言子夜进来了，走上了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加显出了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
男主角聂传庆，他烧鸦片烟的父亲和后母，他与父亲不睦的关系，他母亲的过早离开（虽然张爱玲的母亲只是出国），他不善言辞的样子……倒是有点像童年的张爱玲。怪不得会引人八卦。我是反对把小说人物和作者经历直接相关的。小说是虚构的产物，有点像遐想，把不真实的捏在一起，努力制造出仿佛真实的样子。烟雾腾腾，让人看得不那么真，又仿佛是真的。这就是小说的本质。
小小的香港，足足开了一个小时，到了时竟然不敢相信到了。
刚才快到了时，蜿蜒的道上，忽然变得宁静，“自古华山路一条”，路也再不会走错。我在夹道的树影中，看得到蓝色的天，快散了的烟一样的白云，路边的中英文指示：“Repulse Bay Beach浅水湾海滩”。
在树影中，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楼，几十层，波浪一样地展开它的弧度，表现主义的建筑，那样的细致、雅致，宽的，清爽的，倒有点像日本式。我猜想着：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
记得《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跟着徐太太来香港：“上了岸，叫了两部汽车到浅水湾饭店。那车驰出了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漏出蓝绿色的海。近了浅水湾，一样是土崖与丛林，却渐渐的明媚起来。”“到了旅馆门前，却看不见旅馆在哪里。”
我们也是走下了车，在车库附近，有一个小门，进去就进到了里面。黄土崖，红土崖，我没有仔细看。过一个桥洞时，吴姐说：“……那个墙，我们觉得应该就是这里。附近再没有别的墙了。”我自然知道她说的是哪个。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看见了那堵“墙”。严格来说不能叫墙，是沿山砌上去的一个青灰色的壁，多少个乡县山边，隧道旁常有的那一种。我佩服张爱玲的写实，和她写得细。一个最最普通的地点，使人产生人世惶惶之感，变成爱情和乱世的见证物。
吴姐提着包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直走进浅水湾饭店——如今的“影湾园”——的大厅。进来一切都静下来，英国式的，整肃宁静，放眼望去的所有，都像是沉淀着历史的旧物。有那么一刻，吴姐拎包走上那宽阔的棕褐色的木质扶手旋转楼梯，在那个大理石的台阶向上走去，我感觉时光忽然倒流。她穿着一件藏蓝色宽松大圆领亚麻中袖上衣，一件灰白底藏蓝色棕榈叶子层叠及踝的裙子，脚下是无跟浅色圆头露脚面的布鞋。手里提着黑色的布拎包。她一级级踏上去，每一脚都踩得那么沉稳，如一个旧时代的人，踩进了历史，又像神秘的萨满女巫师，手握卡里奥斯特罗之书，要带我穿越时间。
走上楼来，淡黄色的墙壁，金色如单簧管的扶手栏杆，吊着的吊灯，全是细铁环吊着的，淡黄色黑边盛开的朵朵碗状的花，看上去很有些年头。后来找到一张当年的照片，证明果然是旧物。褐色胡桃木的窗户，细细的窗棂，永远是关着的。有一个中庭，足有几百个平米，极宽敞明亮，没有什么人走动，安谧，阳光被引进来，斜照着大半块。高低的不多几棵棕榈树和盆景，点缀些绿意，有八个淡黄色的太阳伞，下面一张铁腿的圆桌，四面四把黑扶手椅子，适合读书、静思、吃冰淇淋、谈恋爱。难以想象逼仄的香港，到了浅水湾，有这样奢侈的空间和缓慢的时间。
我们路过这些走进去，露台餐厅到了。冷丝丝的空调开着，过厅真宽大，左右两边都是靠窗的座位。桌子和椅子从窗到另一边的墙，可以放两排，中间仍可以并排过两人都不挤。窗子都是墙上挖出来大的拱形，木质的大的窗框，切割出数块大玻璃。窗与窗之间仅限于一条几十公分的白墙，这样的设计简直把窗外的所有景色与阳光一概放了进来。坐下来之后，窗外可以看到的是各种树的树冠，园景，以及跨过它们头顶的，或者露在它们之间的海。这令人想起张爱玲描写白流苏刚入住浅水湾饭店时：“仆欧拿钥匙开了门，流苏一进门便不由地向窗口笔直走过去。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
窗里的对面，我们的另一侧，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竹树吧。另有一种雅致，大大的房间里，门左侧一边，有一个宽广的270度吧台，几组沙发靠墙沿窗放着，屋内最别致的设计，是墙上凸出来的方柱上，有细长的竹杆和竹叶装饰的壁灯，黄色暖暖的光亮着。竹杆秀气得像长铜箫，叶子像铜箭簇，有凌厉爽洁的气息。沙发上坐着两个欧洲人，一对夫妻，旁边放着一个婴儿车，男的在看英文报纸。另一边三个中国人在谈事情。两个人像是年轻的情侣，而一个人西装革履坐在他们对面。是要策划婚礼吗？在这“倾城之恋”的地方？
看过一个资料，1941年的2月，海明威曾动身陪同自己的第三任妻子、记者玛莎来了解二战中国战区，他们先到香港，住在浅水湾饭店一个多月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竹树吧和当时的浏览室。
当年香港3月的天大概也并不是那么暖，有一张照片，他——我们这位著名的作家——坐在白色硬朗的高背木扶手椅子上，穿着黑色短裤，上身却是白色的衬衣外还有一件浅棕色的外套。他大敞着前襟，微微笑着，似乎非常满意。他的两鬓有一点花白，头顶的头发还是黑的，额头宽阔发亮，方圆脸，最闲适家居地翘着二郎腿，架一本厚书，像花白短髭的圣诞老人在夏天休假。这张照片拍的，好像是在阳台？或者当时的露台餐厅？可是没有顶。他的背后和侧面花木扶疏，再后面是山和海的一角。41岁时的海明威，彩色的照片看上去有点显老，倒不如他后来在战区拍的，以及和宋美龄坐在庭院中的那几张黑白照，都分明是壮年。我甚至有些怀疑这照片的年份对不对。
海明威在浅水湾饭店
就是在同一年，张爱玲还是一个21岁的港大生，那年的夏天她经常来浅水湾饭店看在这里小住的母亲黄素琼。1952年张爱玲再来香港时，她应聘到美新处（Ernest Hemingway）工作，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她在译者序中说明自己对这本著作的喜爱，并称作“我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老人与海》里面的老渔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让她认为“非常沉痛”，“仿佛海明威在说自己”。
一中一西两个文豪，他们曾有这样的缘分。曾先后来到浅水湾饭店，而在一个人手里又把另一个人的书翻译出来，却不曾见过面。如果当年海明威晚来几个月，或者张爱玲的母亲早到几个月，他们或许会擦肩而过。如果真是这样，晚年张爱玲会不会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写一篇回忆与海明威路遇的文章？
当年母亲走了以后，她的两个牌友却没有走，而且同居了。香港陷落，张爱玲每隔十天半个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到香港的船。这两个人便是后来《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原型。
吴姐早就订好了座，礼貌的服务生引我们到右侧第二张桌子（电影《色，戒》中王佳芝也坐在差不多的位置）。我们坐了下来，我正端详厚厚的餐布上的闪亮餐具，一会儿就上来了下午茶的茶点。银提手的三层露台白瓷碟托的架子，放置着各式柠檬黄、淡黄、焦黄、咖啡、粉色、抹茶色的小点心，圆的、方的、夹心的、装在玻璃盅里的，也有的上面有几片草莓，有的顶着一窝白色奶油，有的被火腿包着，不论甜的还是咸的，一式两个。一壶英式红茶，一个白瓷盘里单独用白餐巾包着两块圆圆的、热的司康，另有双耳小银托碟，一边放着白色冰淇淋，一边放着草莓酱，放在桌上。
吃着点心，我和吴姐倒了一杯茶，看着风景。
“你记得《倾城之恋》里一段话吗？”吴姐说。
“‘他们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拣了个桌子坐下。石阑干外生着高大的棕榈树，那丝丝缕缕披散着的叶子在太阳光里微微发抖，像光亮的喷泉。树底下也有喷水池子，可没有那么伟丽。’你看看……”，她指给我看，“我们坐的这个位置都还可以看到这些景色，底下的喷泉也在。”
她竟然可以背诵原文！
我却是记得小说中写到的这里发生的战争。比如这一段：“先两日浅水湾还算平静，后来突然情势一变，渐渐火炽起来。楼上没有掩蔽物，众人容身不得，都楼下来。守在食堂里。食堂里大开着玻璃门，门前堆着沙袋，英国兵就在那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湾里的军舰摸准了炮弹的来源，少不得也一一还敬。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啪啪打着，下劲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炮子儿朝这边射来，他们便奔到那边；朝那边射来，便奔到这边。到后来一间敞厅打得千疮百孔，墙也坍了一面，逃无可逃了，只得坐下地来，听天由命。”
张爱玲晚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起《倾城之恋》，也是对自己把浅水湾饭店的大厅比喻成“地毯挂着扑打灰尘”而感到开心。如今我们坐在这复归了宁静的“地毯”上，仔细地辨别着它的经纬，好像专心的研究能让我们寻到通往过去的门一样。
浅水湾饭店还曾经是1955年的美国著名电影《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的取景地，这出由威廉·赫顿（William Holden）和珍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主演的电影，是一出战争和爱情的悲剧，记者爱上了女医生，后来记者死在了越南战场。如《倾城之恋》一样，战争和爱情是它们的背景和元素，有人因此成就，有人因此永别。
威廉·赫顿还拍了另一部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也是香港故事。这让他一时成为香港人心中欧美绅士的最佳代表偶像。陈可辛电影《甜蜜蜜》中的姑姑Rosie，就是把当时在香港拍片的威廉·赫顿当成自己的恋人。而同时在香港的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也为威廉·赫顿倾倒。在一篇文章中，她写到自己参加宴会，得以和威廉·赫顿共进晚餐，精心打扮，却吃醉了酒，还导致呕吐。
当我坐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的露台餐厅吃下午茶的某一刻，我却脑海里想象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直到我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旁边的公园跑步，脑子里还在想。我想着：如果张爱玲穿越回浅水湾，坐在那里，她会想些什么？如果她还活着，数十年过去了，在她的手上，一粒一粒，珍珠一样，断了线，掉在泥地上，扑上了点儿灰，此刻她看了，想了，也会心潮起伏吧？还是——会非常冷静？
我想象中的那个坐在这里的她，也不是晚年，应该是二十几岁，大概刚经历了爱情不久的样子，又或者像是她在台湾和王祯和一家拍照时的，那个已然成熟利落，满脸都是女性和文学的美的四十几岁。她穿着一件淡灰色滚同色花边的单旗袍，过去的已经定了，未来的还没来，过去的丰美绚烂，未来的孤清静寂——时光应该多保留在这一刻。
她坐在这里吃下午茶，看外面的“海水汩汩吞吐淡黄色的沙”，她应该会想起她的母亲。或许有那么一刻，她在饮下红茶之后，品味的间歇，对着朗朗的天，淡淡的云，看露台餐厅木质四页吊扇缓缓地转着。如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彼此看着，她也应该会在顷刻间理解了母亲。
“他们把彼此看得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这样的刹那，便是人生最可珍惜的了解吧。
待了一阵子，遐想了一阵子，点心很好吃，可是也只吃了三分之一。我和吴姐决定出去走走。我们一路恋恋不舍往外走，顺带还在一楼的玻璃展示柜里看了海明威的旧物。钥匙牌、打字机、钢笔、手稿……
出得门来，大好的阳光，照着下午的庭院。吴姐带我去看“影树”，又叫“野火花”的。虽然现在不是它开花的季节，仍可以想象开了之后会多么好看。这树真高大！长在进门路的两边，树冠又是蓬开的，树枝像虬，树叶细碎，如云如雾。
范柳原是在夜里指给白流苏看树上的红花的，而流苏看不见那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色的天也薰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如今的这世界，虽然不是乱世，也随时有天地大变的气氛。这一个浅水湾的宁静，一堵墙，一杯下午茶，一提点心，一丛大树，未来也可能仍会成就那么一两个平凡如白流苏和范柳原的人，让他们可以彼此交换下真心。
正如《倾城之恋》里所言，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能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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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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