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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孩子的生死面前,总有人更关心晚上吃什么 | 侯虹斌

侯虹斌 骚客文艺 2019-03-26


本       文       约       3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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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11点多,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小学里,一个疯狂的犯罪嫌疑人,用手锤一口气打伤了20个孩子。

案件后,4名学生颅骨凹陷性骨折,3名已经进行手术,不过,20名受伤学生均无生命危险。此外,西城公安部门和教育系统正在研究部署,向全区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加派警力,确保孩子在校期间的安全。嫌疑人也在现场被控制了,是该学校聘用的劳务派遣人员,日常从事维修工作。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看了视频和儿童受伤的图片,实在令人心疼。这种无差别的袭击儿童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了,经常让人有一种感慨: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呢?有没有可能预防这种事件,更好保护我们的孩子呢?

不过,当我们看到该校一位老师与家长的对话的时候,某种意义上,理解了这种悲剧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组截图在网上流传。这是该校一年级某个班级的对话截图,老师与家长的对话。

一位家长问:“看看我们能为受伤的孩子做些什么……”

而一位数学老师则说:“这件事情跟我们一年级无关。你自己的孩子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知道太多就是引导孩子往不利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她还批评该家长,意思是你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给孩子练练口算……

她继续“舌战”众家长们:

“那20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里说这些有什么用?”

“都是你家的孩子?”

“您真伟大。”

“您的关注点跑偏了”……

这让人怎么回答呢?就像是看着孩子就死在他面前,他冷冷地说:不关我事。不仅不关我事,也不关你们事。你们有空关心他的生死,还不如关心今天晚上吃什么。你还关心别人家孩子的生死,你真伟大。关注孩子的死活,你的注意力是不是偏了,我们要谈的是今晚吃什么……

你能说他说错了吗?没有。你能告诉他,人命关天吗?不能。他就是觉得生命不重要,活泼泼的孩子在他眼前被别人锤伤、生死不明不重要,晚上吃什么才重要。

你无法在一个三四十岁的成年人脑海里强行灌输一个观点,告诉他生命可贵。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好好传达领导的旨意。

其实,不必等领导发话,这些人的脑子里,已经能天然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了,他们能无师自通地领悟上峰还没说的话,假装事情从来不存在。任何关注这件事情、直面这件事情的态度,都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你看到的不仅是这所小学的这一位老师的话语让人别扭,这样的老师不是孤例。学校发生了什么恶性事件,多少条人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说出来,你不能关心,不能谈论;谈论了,就是给我们学校抹黑。



再来谈另一件事。

就在12月26日上午,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的一栋实验室内,学生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时发生剧烈爆炸,浓烟滚滚数公里外都能看到。在现场已经发现3名学生遗体,均为参与实验的学生。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然而,当新闻记者要进行采访的时候,就被两名学生和一名老师阻挠。他们说,你是干嘛来的,经过我们外联部(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同意了吗,就来采访?最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了。在评论里,你更可以看到常见的众生相,有爱这个学校爱得深沉的,说学校第一时间疏散学生的,学校在全面处理的,我爱我的学校,连食堂大妈都给我多加菜,吃瓜群众们,你来看看我们学校,你也会爱上我们学校的……

罗洁琪关于北交大实验室爆炸事件的采访手记《两个北交大的学生》

他们是不是忘了,那三个举报了实验室安全隐患,第二天就不幸在实验室里被炸死的同学?你是觉得三条命没关系,比不上食堂里多给你的一勺菜重要吗?

不仅如此,谁认为人命重要的,都是在搞事,都是不爱他们学校,都是在攻击他们。无需指示,连大学生们也自动认为,什么生命、什么安全、什么大事,都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有人说我们一句不好。

如果说,学校的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还可能是因为关心自己的仕途,有掩饰和隐藏事件的动机,那么,这些几年一过、马上就要滚出校门的学生呢,他们的动机在哪里?难道关注和调查问题、清查安全隐患、保住自己一条命,不是更重要吗?

但是不,他们不仅觉得别人的命不重要,自己的命也不重要,集体的名誉才重要。只有躲在集体的虚构的安全网里,他们才有存在价值。

事实上,几乎每个学校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护校宝”,有些学校越差,越爱护校。现在的资讯发达,传播渠道多,哪所大学没有出过一些问题或丑闻?不管是校园安全、学术腐败,或是性侵性骚扰,种种问题,来来去去数万人的高校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难避免。学生理智的做法就是,要么是默默地了解它、关注它、引以为鉴;要么是参与呼吁,呼吁能完善制度、杜绝类似事情再发生;要么完全不关心,也可以。前面两种,才是真爱护学校,希望它能往好的地方转。

但我们的“护校宝”们,做法却是,四处去撕咬关注学校丑闻的人,禁止别人谈论,禁止有负面声音。坦白说,这种做法,比丑闻还丑,比丑闻更能证实一所学校的学生素质和水准的低下。

这种思维方式者,比比皆是。一旦发生什么新闻事件,不必等下命令、下批示,路人群众会自觉站出来,阻挠记者,阻挠关注真相。他们是职员吗,有这个工作职责吗,他们收了钱当水军吗?都没有,凭着满腔的热血而已。

他们要求大家必须听从统一口径,不说任何跟官方说辞不一样的话;发生灾难或者严重问题无所谓,但最好没有人知道,最好所有人都能跟他一样聪明,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才是识事务者。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但凡集体中有什么丑闻,第一时间就是假装不存在,甚至不允许别人关注,要求别人也假装不存在,已经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本能了。

北京某小学的那位数学老师,就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他能与空洞的学校名誉共情,但不能与活生生的二十条幼小的生命共情。继而,他不能理解与生命共情的其他人,冷嘲热讽。

动物尚且有怜悯之心,为何人类反而没有?很简单,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是可以驯服的,是会适应社会而“进化”的。当这个社会规则,要求人们不能关心具体的生命,而必须去关注抽象的集体的时候,并且显示出了它的奖惩的威力时候,被驯服,是很自然的。

但这也不完全是集体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冷血,是有历史传统的。大家可能还记得鲁迅的《药》里兴高采烈看行刑的人,他们在等着吃烈士夏榆的人血馒头呢:“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好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还有一次,是鲁迅看纪录片时,看到那些茫茫然等着看中国人被枪毙的围观群众,只能叹口气,改医从文。

甚至,在整个古代社会里,对人命本来就是无所谓,毫无敬畏的。所以,对于生命,是各种冷漠。在《马可·波罗游记》闻名之后,十六世纪,有一名修士叫克路士,在中国生活多年,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关于犯人的待遇:人犯遭到“粗如人腿”的竹棍杖打,而且竹棍还在水里泡过,“以增加疼痛”。杖打之后,院子里“血迹斑斑”,行刑人员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恤,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他们“普遍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没有人告诉这些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龊的行为”。

而不管是北京某小学里的数学老师,北京某大学里阻挠采访的学生老师,或者是那些阻止采访的热血群众们,都像是那些被提着脖子看行刑的鸭,或者那些边看行刑边剔牙的人群。

但是,今人比那些围观者厉害,因为他们为他们的冷漠找到了理由,找到了集体主义作为他们的借口,他们可以一边拭着沾着鲜血的嘴,一边还可以教育你:我是为了集体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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