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小鸟扔进火堆 | 吴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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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老得飞快，第一天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第二天头发就全白了，第三天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的老婆婆，第四天就死了。那个秀才哭的呀……”

我第一次听这故事是在1982年。麦收之后，我们村请了一位盲眼的说书先生，每个晚上说一段书。那时我们村还没通电，夏夜的乡村黑暗寂静，草丛间不时响起虫鸣之声，几棵大柳树枝叶飘摇，仿佛成精多年的妖物。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听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狐仙故事。那位盲眼先生自有师承，把故事讲得不疾不徐，讲秀才和狐仙如何相识，婚后的生活多么幸福，狐仙炸油条的技术多么无与伦比，而狐仙死后，秀才又是如何悲痛欲绝。“就是在那个山上”，盲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小土山告诉我们，秀才就是在那里安葬了他的狐仙老婆，然后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守了整整三年的墓，直到狐仙被深情打动，流着泪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1982年的胶东乡村并不富裕，我吃的是玉米和红薯，着装风格与三亚海滩上的俄罗斯女郎不相上下。那位盲先生一定不会想到，他的故事对那个近乎全裸的乡村儿童有着怎样的影响。他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门，让8岁的我看到了门外那个迷人的、满怀深情的世界，一个仅属于文学和梦想的世界。

梁小冰版辛十四娘

那故事我自己也讲过许多遍，在提着篮子捡麦穗的时候，在拿着铁锹打劫田鼠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对爱情没什么兴趣，最喜欢听的就是狐仙炸油条的部分，我不断修炼精进，常常把他们馋得口水滴答。

要再过很多年，我才知道那故事其实是《聊斋》中的《辛十四娘》，原著中并没有炸油条和父子守墓的情节，那肯定是盲先生的即兴创作。除此之外，这故事还有一个中华田园少儿版，那个版本中的辛十四娘是一位油条达人，她炸出的油条个个金黄膨松，又香又脆，再佐以大蒜和虾酱，简直就是神级美食。

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书籍中，《聊斋》是我的最爱。从16岁至今，我自己也记不清读过多少遍，每到写作陷入困境，我就会把这本书找出来，我不常写短篇和离奇故事，但作品中常常都有《聊斋》的影子，有时直到出版之后才发现，咦，“樱唇欲滴，眼波将流”，这不是《聊斋》中的句子吗？

37年之后，我当然不会再相信狐狸、柳树或黄鼠狼会幻化成人，但1982年的盲眼先生所指示的那个世界还是让我深深着迷：如果能与狐狸倾心交谈该有多好啊，特别是在奔波劳碌之时。而在那些绝望乃至厌世的时刻，想想美梦可能成真，黄泉下还有另一个世界，大概也足以释怀。

在我想来，这或许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除了今生今世，我们还可以拥有一个想象出来的、饱含深情与诗意的世界，可以暂时地抛开蝇营狗苟，可以暂时地寄放身心，就像溺水者看见莲花绽放。

在中学之前，我所见到的都是低端的人口，整个村里几乎无人读书，每个人——从8岁到80岁——都必须参加劳动，至于我，我的工作可忙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帮家里捡柴。大约是1984年的暑假，我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只要我努力工作，她就会给我不菲的报酬。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我每天都拿着竹扒子，在田间地头扒拾枯草落叶，给家里垒了一座好大的柴禾山。结算之时我妈诚实不欺，一共给了我两毛三分钱。就在开学的前一天，我赶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下了我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

那本书的名字我早就忘了，大概也算不上什么好书，但其中有一个情节依然无比清晰，说猪八戒到了西方之后，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足球运动员，尤其擅长头球，别人的头球只是一下，他不，因为独特的头部构造，他居然可以将球牢牢地停在鼻子上，简直就像焊上去的一样，再加上异常凶悍的突击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防得住他，屡屡攻破对方大门。

这个细节让我受益匪浅，不久之后，我就成了猪八戒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在巡寨村小学低矮阴暗的教室里，我一遍遍地跟朋友们讲述猪八戒顶足球的故事，还加上了无数新编的情节：他能用头顶足球，能顶水桶吗？当然！能顶馒头吗？当然！油条、包子、大饼、糖三角呢？废话！

在我10岁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当然是吃，第二就是我的文学创作。或者可以说：我的创作就是为了吃。几年之前我有一篇文章说自己写作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如果再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大概会这样回答：只要不是为了吃。

1984年暑假之后，巡寨村小学四年一班兴起了一股文学创作的热潮，在我的带动下，朋友们纷纷加入《西游记》的改编队伍，新作异常精彩，西游记三个字远远不足概括，更恰当的标题应该是《如果更美味地烹调唐僧及孙悟空及猪八戒及沙僧及所有妖怪》，浑不顾吴承恩老师在地下做何想。如何是唐僧肉的最佳料理？曰加酱油炖着吃。如何是人参果的最佳偷法？曰我口咬一个，手拿两个，兜里再揣几个。

现在的孩子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饥饿感，希望他们永远都不理解。

如果一定要拔高此事的意义，我会说，它让我的写作有了根基。我知道自己很馋，我希望能够将我的馋诚实地写出来。我知道没出过家门的孩子向往美好生活，我也希望将美好讲给他听。我不确定自己对美好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我知道，这向往本身就很美好。

又过了一两年，过完春节不久，我妈带我去一个亲戚家做客，那家人很讲究，拿报纸糊墙，报纸有全国的，也有地方的，看上去相当高雅。当时大人都在外间堂屋里叙家常，我一个人站在炕上看报纸，头版我是不看的，也看不懂，主要读的是副刊的散文和诗歌。10岁的孩子认字不全，有许多句子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往往只能靠猜。所以我常常把陶渊明引为知己，高中时第一次读他写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读成了“不甚求解”，兴奋地一拍大腿：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甚求解”!

除了“不甚求解”，我还严格遵循由低到高的阅读次序，先读够得着的，读完了就仰着脖子看够不着的，最后实在读得难受，我就把人家的棉被抱出来，踩在上面去看更高的，一条棉被不够，那就两条，两条不够就三条，还不够就加个枕头。这不是稳妥的办法，就在我读得不知伊于胡底之时，扑通一声从棉被山上摔了下来。

我至今都记得摔倒之前读到的那篇文章，那是当时很流行的散文诗，作者在某人的墓碑前看到了一只受伤的白色小鸟，它艰难地扇动翅膀，两眼哀求地看着作者，像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我摔倒在土坯垒成的火炕上，后脑一阵剧痛，眼前金星乱闪，心里还有点隐隐约约的害怕，这害怕分为两种，一是觉得作者不可理喻，小鸟这种东西，一向就是拿来吃的，不光是小鸟，连老鼠、青蛙、野鸭子，甚至是那种肉乎乎的菜青虫，都是上好的点心，烧着吃就很不错，就算烤糊了也有种特别的焦香味，现在这家伙不仅不吃，还站在那里东想西想，这也太可怕了。

第二种害怕起初并不强烈，但越想越害怕：哦，原来连小鸟都知道自己要死了。

我在炕上躺了足有两三分种，脑袋里闪过许多念头：如果小鸟也会害怕，那我们把它扔进火堆时，它会想些什么？如果小鸟会害怕，那它娘是不是也会害怕？它爹呢？如果小鸟会害怕，那老鼠会不会害怕？被我们吃掉的那些青蛙、野鸭子和菜青虫呢？

那天我被我妈严厉地制裁了一顿，罪名是乱动别人家的东西。我坐在那家的炕头上抽抽嗒嗒地哭了一会儿，我妈以为是她把我打疼了，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她武术一般，扇我那两巴掌没什么杀伤力，远远比不上先前摔的那一下。我之所以坐在那里抹泪叫唤，一是借酒装疯，二是被自己的念头吓着了。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话我很难赞同。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我在12岁之前并没有什么恻隐之心，我的恻隐之心是被一只受伤的白色小鸟唤起的。那位不知名的作者无意中写下的几句话，让千里之外的乡村少年初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文明。当然，我那时并不真正理解文明二字，也无法评价自己的感受，现在想来，或许那就应该叫做“教育”吧。有一种教育可以让孩子坦然地把小鸟扔进火堆，另外一种让孩子把自己当成小鸟，我更喜欢后者。

三十几年后，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细节：土炕的硬度、被子上的大红牡丹，还有我妈怒气冲冲的脸。我还记得脑袋里的眩晕感以及心中的恐惧，现在我觉得那恐惧是好的。这种恐惧是我未来创作的主题之一，在我尚未完全定稿的新小说中，恐惧是极为可怕的东西，那时的每个人都被强迫做一项脑部手术，他们不再愤怒，也不再焦虑，当然也不会恐惧。我的主人公王伟四因为某种原因逃过了这项手术，但在故事的最后，他还是被送上了手术台，就在麻醉即将生效的时候，他告诉自己：我喜欢这种害怕的感觉，我要记住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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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刘诗诗版辛十四娘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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