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战后日本朱子学史（连载二）
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逐渐摆脱唯心、唯物以及辩证法等教条主义的束缚。侯外庐（1903～1987）、邱汉生、张岂之（1927～）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二卷[90]的出版，令人感到大陆的宋明理学研究的显著变化。而陈来（1952～）《朱熹哲学研究》[91]的出版，则意味着大陆的朱子学开始回归纯学术研究的领域。在文献整理方面，继1970年代末整理出版《张载集》[92]之后，中华书局接续出版了《二程集》[93]、《北溪字义》[94]、《四书章句集注》[95]、《朱子语类》[96]、《宋元学案》[97]以及《陆九渊集》[98]、《胡宏集》[99]等点校本。可以说，中华书局的“理学丛书”推动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发展。在同一时期，台湾出版了刘述先（1934～）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00]与旅美学者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101]。1982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102]，1987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朱子学刊》的创刊（1989年4月），这些方面的动态都意味着朱子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关于朱子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山根三芳（1927～）、大滨晧（1904～？）、市川安司等人的专著。山根三芳的《朱子伦理思想研究》[103]是系统考察朱子伦理学的专著，作者是后藤俊瑞的学生。此书乃哲学式的研究，在问题意识与叙述手法上，受其师后藤的影响较大。全书收录了十三篇专题论文，共分两章：第一章为《道德意志论》，讨论了“关于道德意志”、“关于志气”、“关于私意”、“关于善恶”、“几的意味”、“权的意义”、“止的意义”七个主题。第二章为《伦理思想》，讨论了“关于敬”、“关于天”、“共生的伦理”、“无为的意义”、“全体的意义”、“见于《楚辞集注》的思想”六个主题。全书结构整然，义理分析则细致而深入，无疑是朱子伦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大滨晧原是楠本正继的学生，后就读于东京大学。《朱子の哲学》[104]是大滨的中国哲学研究三部曲之三[105]。全书分十二章，分别探讨了“理”、“气”、“理与气”、“性”、“心”、“天理与人欲”、“格物穷理与养气”、“道”、“主静与主敬”、“仁”、“读书论”、“对立与统一的思考”。本书采用的也是哲学式研究的方法。大滨认为：朱子的理气说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则起因于朱子的“理气合离”的思维方式。例如朱子学说中存在的两个矛盾——“理先气后”与“气先理后”、“理有偏全”与“理无偏全”，大滨认为：将理气分而观之，则理不受气的约束，乃意义性根源，所以“理先气后”、“理无偏全”，而将理气合而观之，则理由“绝对”变为“相对”，故而“气先理后”、“理有偏全”。据此，则朱子理气说中的诸多矛盾将迎刃而解。大滨还根据“理气合离”，从对立与统一的两个层面对朱子体系中的诸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理气合离”思维方式的提出，的确是一个创见。遗憾的是，此书在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市川安司《朱子哲学论考》[106]共分五部分：《主体与客体》、《四书集注的形而上学》、《朱子学的周边》、《流向阳明学》以及《附录（庄子研究）》。该书的创见主要集中在对《四书集注》的解释上。比如在《朱子哲学における物の意義》（《物在朱子哲学中的意義》）中论述物与事的关系时，对《大学章句》的朱注“物犹事也”、“知犹识也”两处训诂的分析，又如《論語集注に見える天の解釈》（《〈论语集注〉所见对天的解释》）一文对天与理的关系的诠释，都非常精辟简明。重视《朱子语类》，可谓当代日本的朱子研究的特色之一，而本书所收的《〈朱子语类〉杂记》[107]一文即其滥觞。又，日本学者对于《四书集注》所做的研究不是很多，此书在这些意义上也可说是重要的存在。通观全书，没有丝毫的护教色彩，也不援用任何的西方概念，可谓纯儒之书。
1981年，出版了汤浅幸孙的《中国倫理思想の研究》[108]。与京都大学的历代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同，汤浅善于运用西洋哲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思想。汤浅精通德国哲学，尤其受黑格尔与韦伯的影响较大。他在本书中，用韦伯的“存心伦理”[109]（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解释中国思想的伦理规范。汤浅认为，与西欧思想史相比，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排斥“存心伦理”。此书的贡献，在于确定春秋公羊学与朱子学的伦理属于“存心伦理”。虽然近年有些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将春秋公羊学与朱子的伦理学判定为“责任伦理”，但笔者的看法与汤浅完全一致。汤浅还有一个创见是在“存心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外，提出“世间体伦理”的范畴，用以解释说明东方伦理的道德规范。小说与笔记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同儒教经典一样受到了作者的重视，堪称本书的一大特点。
《中国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実》[110]乃冈田武彦多年来撰写的论文合集。二十六篇论文中有五篇专论朱子，特别是《朱子と智藏》（《朱子与智藏》）与《朱子の智藏説とその由来および継承》（《朱子的智藏说与其由来及继承》）两篇承袭了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山崎暗斋（1618～1682）的学说，提出了“智藏”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与意义。虽然冈田的基本立场乃阳明学，但难得的是其于朱子亦能作同情之了解，行论中并无门户之见。冈田后来致力于儒教精神在现代的应用，堪称日本的“新儒家”。久须本文雄（1908～1995）的《宋代儒学の禅思想研究》[111]则探讨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程门诸子、朱子、陆象山与禅学的关联，由于作者是佛教信徒，因此书中的结论多有附会牵强之处，但本书在资料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关于四书学，佐野公治（1936～）撰有《四書学史の研究》[112]。全书分七章：分别为《序章》、第一章《四书学的成立——朱子的经书学之构造》、第二章《围绕着宋元时代四书学的政治、思想状况》、第三章《〈大学〉观在朱子之后的变迁》、第四章《四书注释书的历史》、第五章《〈四书评〉的历史》、第六章《晚明的四书学》、第七章《科举与四书学》、《附录》。可以看出佐野此书的重点在于朱子之后至明末为止的四书学的成立与展开，这一部分的确写得精彩，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章中的几段论述。佐野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的“表里精粗无所不到”一语的分析，认为朱子的思维方式乃“一而二，二而一”，朱子解经的态度由个别视点与统一视点构成。前者是切合经文，实证、客观地解明经旨，后者则是从经书中把捉圣贤的普遍性精神，而两者犹如一物之表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朱子最大限度地承袭了“述而不作”的儒家传统，同时贯彻了冷静的客观主义、批判主义而树立了独自的注释体系。本书忽视了北宋四书学与南宋之间的连续性，可能是一个缺憾，但在相关领域中，此书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关于朱子的传记研究，佐藤仁撰有《朱子——老い易く学成り難し——》[113]。翻译方面，友枝龙太郎分“诗”、“奏劄”、“书简”、“杂著”、“公移”五类，选译了一部分《朱子文集》[114]。友枝的弟子高畑常信（1941～）翻译注释了《延平答问》[115]。由于篇幅所限，高畑只翻译了朱子编辑的《正编》，没有收入《后录》与《补录》。宋史专家梅原郁（1934～）出版了《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116]，进藤英幸（1929～）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的一部分[117]。此外，小泽正明（1921～）出版了《朱熹集注论语全译》[118]。
在文献索引方面，以山井涌为中心的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编纂了《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119]。本书乃大型索引，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总共动员了二十余人，前后跨越十七年制作的卡片终于得见天日。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将文集中的固有名词分为“人名”（字号）、“地名”、“官职名”、“王朝名”、“国名”、“年号”（干支）六大类，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朱子文集索引。入矢义高（1910～1998）的弟子盐见邦彦（1941～）则据台北正中书局与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的明刊本《朱子语类》，编纂了《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120]。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中国大陆与欧美的研究，比如清学专家山口久和（1948～）翻译了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的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21]，与该书的中译本[122]不同，日译本[123]附有详细的“译者注释”，这可以说是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纯夫（1958～）在研究朱子时[124]，对朱子书简的撰作年月做了全面的考证，但迟迟没有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来由于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25]的出版而搁浅。这说明日中学者在这一时期，曾抱有相同的问题意识。1980年代，标志着朱子学研究进入了“国际朱子学”的时代。
此一时期，中国大陆在宋代道学的文献整理方面，出版了《周敦颐集》[126]、《蓝田吕氏遗著辑校》[127]、《崇正辩·斐然集》[128]、《张栻全集》[129]等。关于朱子的文献，则整理点校了《朱熹集》（全十册）[130]、《大学纂疏·中庸纂疏》[131]、《朱熹年谱》[132]等。束景南（1945～）出版了《朱熹佚文辑考》[133]与《朱子大传》[134]。辞典方面，则出版了由董玉整主编的《中国理学大辞典》[135]。那么，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在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重头专著：三浦国雄的《朱子と気と身体》[136]与木下铁矢（1950～）的《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137]。
三浦国雄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是本田济的弟子。《朱子と気と身体》共分两部：第一部《作为气的思想的朱子学》，第二部《近世的气之身心技法》。第一部专论朱子，分五章：第一章《总说：不间断的思想》、第二章《历史意识》、第三章《鬼神论》、第四章《易说》、第五章《呼吸论》。第二部是以中国近世道教的养生与气功为主的论文。在第一部第一章中，三浦通过朱子的著作与《朱子语类》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叠韵词——“间断”，描述了朱子思想的概貌，指出：“‘无间断’、‘无间’、‘无间隔’、‘无欠阙’、‘无空阙’之类的语言表现，体现了被理与气所概念化、体系化之前的朱子对世界抱有的印象”（19页）。第二章，三浦将朱子的历史意识的大框定为“下降史观”，认为朱子“对于整个历史，其看法带有极为悲观性的色调”（36页），并将其历史意识的中框定为“循环史观”，此两种史观处于一种互补关系，构成了其历史意识的框架。第三章认为“朱子最终没有能够根据气论将祖灵之祭祀合理化”（118页），原因是：“朱子将作为一个思索者的自身追入到了无神论者的境地，而同时作为一个宗教者，或者作为一个背负着传统习俗的儒者官僚，不允许他将无神论在逻辑上彻底化”（119页）。在第五章，三浦驱运道教与佛教等各方面的资料，对朱子的《调息箴》做了详细的注释性解读，在引述了明清及朝鲜、日本儒者对于带有异端色彩的《调息箴》所抱有的各种态度之后，三浦谓：“朱子虽然将道教的数息观（本为佛家调心之法）与上述观鼻端白之法作为收心的补助性手段而承认，但在原则上拒绝这些‘异端’方法对养心的侵入”（204页）。养心与养生，是宋明儒者直面的切身问题，通过三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朱子思想中“身”与“心”的调节互动以及矛盾胶着的一面。此外，三浦文中的若干观点，如象数理解以及朱子相信易之灵应等看法（第四章），遭到了木下铁矢的批判，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138]。虽然三浦后来彻底转向了道教、风水以及冲绳学方面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此书所收的朱子研究的论文，几乎都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置身于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之外的三浦，始终抱有一种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可以说本书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木下铁矢《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是具有强烈思辨性的哲学式研究。木下是汤浅幸孙的学生，是京都学派继安田二郎以来的朱子学者。他本是清朝考证学的专家[139]，自1980年代起，在冈山闭门读朱子书十年，这才产生了本书。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镜·光·魂魄》，第二章《时间种种》，第三章《“与道为体”——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第四章《“易”的理解》，第五章《从“治”向“理”——陆贽·王安石·朱熹——》。木下的关心在于朱子文本中的一言一句即每一个“细节”，他认为“思想＝现场”，从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追踪者”，竭力回归“现场”，追索文本中所遗留的“思索”的细微痕迹。书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如木下指出朱子易学的本质在于数理，构成“易——变换”核心的乃[2×][140]这一“变化演算子”（第四章）。又如第五章，木下通过避讳字“治”（唐高宗讳）被转换成“理”字的事实，指出“理”与“治”不同，是具有强烈的行为性的他动词，“理”“治”转换乃一历史事件，皇帝与国家的样貌则由“治”者变为“理”者，从统治国家转向行政国家，而皇帝则由超越性统治者转变为行政国家的一个机关（职位）。于此，笔者想具体介绍一下第三章的结论。第三章是对《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章朱注所作的解读。木下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以道为中心，将自身的解释归结于以下五点（201～202页），一：“道”，作为形而上学之存在而被明确地问题化了。二：“道”，是与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最为普遍相关的原理（道理）。三：“道”的“本来样态”，无非是以我们的日常性“时间先后”之经验为基础，“无一息之停”这一时间经过的连续性。四：将“水流”作为“道”的最为贴切的具体形象，作为语言表现，“道”与“流”、“过”、“来”、“往”这些表示线状的、单方向的、连续性运动的词语具有亲缘性。五：对于此“道”的思考，最终被总括于“不已”一词，而“不已”遍在于“世界＝变易（化）之场”中，“世界＝变易（化）之场”则是被作为所谓“天地之间”这一宇宙规模而理解的。木下的结论是：世界原本作为在时间上被展开的‘场’（field）而存立，使之存立成为可能的“芯”即“纯粹持续意志”，而“不已＝纯粹持续意志”（202页），此“纯粹持续意志”即“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木下的思辨性之强烈，由此章的结论可见一斑。其对义理的剖析，如手术刀般锐利而精确，在这一点上颇似牟宗三。但须要注意的是，与牟宗三不同，木下虽然参用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概念[141]，但其研究方法始终是以传统的训诂学为根底的，即以训诂治朱子。此外，书中随处可见木下一流的独特用语，在语言的表述与一些概念的运用上，其晦涩的文体与众不同。除了本书之外，木下还在《东洋古典学研究》上连载了《朱子学の位置》[142]，以朱子学为视角，以正史为核心材料，纵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民政官”、“母权”等诸多问题。
《朱子学的思惟：中国思想史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143]是为了庆祝山井涌古稀纪念而编纂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山井涌一门关于朱子学研究的一些论文。小岛毅（1962～）分别于1996年与1999年出版了《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144]与《宋学の形成と展開》[145]，前者是以朱子的礼学及明代的朱王对立为中心，重视地域层面的论著，后者是介绍近世儒教学术史的入门书籍。关于朱子的传记，衣川强撰有《朱熹》一书[146]。
在朱子典籍的译注方面，1990年代有多种书籍出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147]与佐藤仁《朱子学の基本用語――北渓字義訳解》[148]。这两部译著有两个共通点，前者是《朱子语类·外任篇》的第一个译注本，后者则是日本第一部《北溪字义》的全译本。另外一个共通点，是在翻译的形式上都放弃了传统的训读，完全采用了现代语译。据《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的《后记》，田中还撰有《朱子语类·内任篇》的译稿，但至今没有出版。中村璋八（1926～）与其弟子古藤友子（1951～）翻译了朱子的《周易本义》[149]，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收入〈彖传〉与〈象传〉，而且该书对《本义》中的〈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亦均未触及。山根三芳《宋代礼说研究》[150]的第四章收录了《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与八十五（礼二）的翻译与注释，其所用底本乃明成化刊本。高畑常信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中的“周惇颐”、“二程”、“谢良佐”、“游酢”、“杨时”等部分[151]。吹野安（1932～）与石本道明（1959～）出版了全九册的《诗集传全注释》[152]，还开始了对《论语集注》的翻译[153]。1998年，金谷治又推出了《大学·中庸》的一个新译本[154]。其《大学》部分，分为《礼记》旧本与朱子章句本两部分译出，《中庸》则以《礼记》旧本为主翻译，并附译了《中庸章句》的序文。总体来说，日本学者在翻译《大学》与《中庸》之际，大多采取古注与新注并重的立场。东京方面的宋元文学研究会陆续出版了《朱子绝句全译注》[155]，现已出版到了第三册。该书对于朱子文集中的五言与七言绝句，大体按照撰作年月的顺序，做了详细的翻译与注释。该书所用底本为四部丛刊本文集，并参照《朱子大全》等诸本进行了校勘，同时还参用各种朱子研究的成果，从作品的背景与形成做了全面解读。该书与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156]、大陆学者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箋注》[157]一样，都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是以明本《朱子语类》为底本编纂的。该书的增订版《点校本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于1992年出版[158]，但是底本却被盐见换成了中华书局的王星贤点校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点校本，在海外也大多成为了通行本。通过日本学者对文献索引的底本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
注释：
[90]全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1987年6月。“哲学史家文库”（二册本），1997年10月再版。
[91]“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后改题《朱子哲学研究》，2000年9月出版了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2]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8月。又，与朱子学文献相比，中国大陆对南宋事功学派的文献整理则略早，如《叶适集》（李哲夫、刘公纯、王孝鱼点校，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12月）、《陈亮集》（邓广铭点校，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2月。1987年8月增订本）。
[93]王孝鱼点校，全四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2004年2月再版，二册本）。
[94]熊国祯、高流水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
[95]“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96]王星贤点校，全八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
[97]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明儒学案》则由沈芝盈点校，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又，沈善洪、吴光主编的《黄宗羲全集》收有《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的另一个点校本，第3～6册（1992年3月），第7～8册（1992年8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增订版）。
[98]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月。
[99]吴仁华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6月。
[100]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2月。1995年8月增订三版。
[101]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本书的英译改订版为Wing-tsit Chan, Chu Hsi:
New Stud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102]此次大会的论文集，参照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
-Confucianism. Honolulu: Univers 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103]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3年2月。
[104]《朱子的哲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2月。
[105]另外两部是《老子の哲学》（东京：劲草书房，1962年4月）、《莊子の哲学》（同前，1966年3月）。
[106]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5月。
[107]此文初载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科纪要》第21輯（国文学·汉文学Ⅵ），137～184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3月。
[108]《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81年4月。
[109]Gesinnungsethik，日文译为“心情伦理”，中文则一般译为“心志伦理”、“意图伦理”或“信念伦理”。“存心伦理”之译语，笔者取自李明辉《儒家政治哲学与责任伦理学》（《中国学术》第9辑，219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
[110]《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9月。
[111]《宋代儒学的禅宗思想研究》，名古屋：日进堂书店，1980年5月。
[112]《四书学史的研究》，“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1988年2月。
[113]《朱子——易老学难成》，“中国人与思想”第8卷，东京：集英社，1985年3月。
[114]“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84年12月。
[115]“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2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10月。
[116]“中国的古典”，东京：讲谈社，1986年9月。
[117]“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1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9年5月。
[118]东京：白帝社，1988年3月。
[119]山井涌监修，东京：东丰书店，1980年10月。
[120]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年5月。
[121]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2]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5月。
[123]“平凡社选书”第107册，《朱子学と自由の伝統》，东京：平凡社，1987年5月。
[124]中纯夫没有朱子研究的专著，其论文有《朱子の工夫論について——未発已発の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国思想史研究》第7号，77～113页，京都：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会，1985年3月）、《工夫論における凡と聖——朱子の陸学批判をめぐって》（《东方学》第73辑，79～92页，东京：东方学会，1987年1月）。其后，中纯夫转向了明代思想史及朝鲜儒学方面的研究。
[12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126]陈克明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
[127]陈俊民辑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1月。
[128]容肇祖点校，全二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129]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全三册，“国学文化研究丛书”，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
[130]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131]黄珅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132]何忠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
[13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此书后经增订，改题《朱子佚文辑录》，被收入《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3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后于2003年4月出版了修订版，全二册，北京：商務印书馆。
[135]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36]《朱子与气与身体》，东京：平凡社，1997年4月。
[137]《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东京：研文出版，1999年6月。
[138]木下铁矢《理?象?数そして数?象?理――朱熹の「易」理解――》（《东洋古典学研究》第3集，23～66页，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7年5月）。三浦的反驳见《木下鉄矢氏「理?象?数そして数?象?理」――朱熹の「易」理解――」に寄せて》（《东洋古典学研究》第7集，22～33页，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9年5月）。
[139]木下铁矢《「清朝考証学」とその時代》，“中国学艺丛书”第2卷，东京：创文社，1996年1月。
[140]即等比级数[2ª＝１，2，4，8，……（a＝0，1，2，3……）]。
[141]总体来看，木下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较大。
[142]《朱子学的位置》，《东洋古典学研究》第6集～19集，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8年9月～2005年5月。又，据闻《朱子学の位置》将在近期整理出版。
[143]《朱子学思惟：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传统与革新》，有田和夫、大岛晃编，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2月。
[144]《礼论在中国近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6月。
[145]《宋学的形成与展开》，“中国学艺丛书”第8卷，东京：创文社，1999年6月。
[146]“中国历史人物选”第7卷，东京：白帝社，1994年8月。
[147]“汲古选书”第14卷，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8月。本书是1970年前后在《东洋史研究》上连载的译稿的改订本（第28卷第1号、2·3号、第30卷第4号、第31卷第1号、第32卷第2号与第3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6月、12月，1972年3月、6月，1973年9月、12月）。
[148]《朱子学的基本用语——〈北溪字义〉译解》，“研文选书”第64卷，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3月。
[149]“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6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92年9月。
[150]广岛：溪水社，1996年2月。
[151]《中国人の生き方（第4集）：伊洛淵源録訳注――宋代人の思想と生涯》，“人与文化丛书”第19卷，东京：人と文化社，1996年3月。
[152]明德出版社，1996年3月～1999年6月。
[153]全十册，“孔子全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99年10月～2006年5月。
[154]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4月。
[155]第一册～三册，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7月、1994年12月、1998年5月。
[15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1月。
[157]全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4月。
[158]京都：中文出版社，1992年5月。
附记：关于“支那”一词，考虑到语言自身的历史性，文中一概予以保留。
著者：石立善，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原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