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日本近代最大思想恐怖事件”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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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史上发生过一起思想恐怖事件——“大逆事件”。
以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等十二人就分别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被减为无期徒刑。史称“大逆事件”。
战后研究表明，这是一起以构陷的罪名将个人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犯罪加以审判，扼杀心灵自由的国家犯罪事件。
最近，历史学堂推出了聚焦该事件的新书《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左右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和周边之旅。那些被强行连坐的人，虽然各自程度和想法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当时社会中的少数派。
田中伸尚
他们反对战争，主张不剥削他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宗教人士关心遭受歧视者，思索如何才能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以及如何处理国家、天皇和个人的关系等这些每一个活着的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烦恼、冲突之中，时而又有些性急的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下发现的这些问题，既是当时文学和思想的题目，也是当时媒体的课题，同时也是当今的问题。
（日）田中申尚 著，臧志军 译
所谓家庭、国家、世界者皆为个人之聚合，只要个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及帮扶弱者、关爱邻人之真心并付诸行动，所有人皆能过上圆满之团体生活。故此我等人类须始终发挥独立自治、相互扶助之精神，并向反对此种精神者作殊死斗争。
——内山愚童
（曹洞宗僧侣、“大逆事件”受难者）
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
[日] 田中优子 文，臧志军 译
（田中优子，法政大学校长，研究方向为江户时代的文学和文化）
我之所以会关心大逆事件，是因为2010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在那之前，我不大思考这一事件。在该节目讨论“日韩合并一百年”这一话题时，评论家佐高信先生说：“也是大逆事件一百年。”“啊，是呀！”我拍了一下膝盖。
因为通过那句话，我想到国家在试图向外扩大的同时，必定会用强力对内进行镇压。这是近代国家的宿命。因此对外的暴力和对内的暴力必须同时观察。
大逆事件百年之后又过了七年，2017年7月，修订后的《组织犯罪处罚法》开始施行，修订后的该法律新设了准备进行恐怖活动等这一罪名。全球各地确实存在恐怖活动，但是该法律以此为由，设置“恐怖活动等准备罪”这样一种即使尚未实施犯罪，也可仅仅以（被认为）共谋、（被认为进行了）准备这样的罪名加以追究，由此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犯罪概念。
江户时代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进行逮捕的。较为典型的是在庆安事件（由井正雪之乱）中抓捕并处死了近三十人，而这些人什么也没干，只是制定了一个计划，试图通过在各地同时发难，让世人知道幕府浪人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失业者的增加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顺便说一句，江户时代不存在“人权”这一思想。
森近运平一家在大阪平民社前。左起第二人是运平，在他右边的是女儿菊代，站在最右边的是其妻子繁子。(摄于1907年左右)
但是“大逆事件”不同，它发生在近代，当时已经经历过自由民权运动，欧洲的权利、法治等概念也已被引进。尽管如此，政府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建构基于天皇制的近代国家，对于反对这一目标的运动极为敏感。
从日俄战争（1904-1905）开始，出现了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运动。为了对付这一反战运动，政府采取了禁止机关刊物发行、禁止和镇压集会、禁止结社等一系列镇压行动。1908年，堺利彦、大杉荣等人被捕。
在此背景下，或许是因为合法的活动无法进行，于是出现了试图制造炸弹的人。工人宫下太吉被认为在长野县明科的制材厂制造了炸弹，并且说他和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一起谋划暗杀天皇。这件事叫作“明科事件”。“大逆事件”中那么多的事情，唯一的源头就是这一案件。这些人被认为计划暗杀天皇，然而却没有证据。
与此同时，内山愚童说了一句“干掉天皇还不如干掉皇太子”，以听到过这句话为由，武田九平、三浦安太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被与暗杀皇太子的阴谋挂上了钩。
前排左起为大石诚之助、峰尾节堂、玉置真吉，后排左起为崎久保誓一、高木显明、新村忠雄。在这些人中间，只有玉置未遭连坐。（摄于1909年左右。新官市立图书馆提供)
幸德秋水和森近运平、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一起，被认为持有爆炸物和凶器，谋划大逆、企图发动暴力革命，于是，在大阪，从大石那里听到此事的武田、三浦、冈本颖一郎，以及在位于和歌山县新宫市的自己家里听到此事的成石平四郎、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崎久保誓一被关联上了谋划暗杀天皇之事，从回到熊本的松尾那里听到此事的新美卯一郎、佐佐木道元、飞松与次郎也被连坐。
奥宫健之被以向秋水传授爆炸物制作方法为由，成石勘三郎被以在酒席上赞成大逆为由，新田融被以将一间屋子借给宫下为由，新村善兵卫被以提供用于研磨用的药碾子为由，坂本清马被以该谋划进行时是秋水家的书生为由，一个一个遭到逮捕。
加起来有数千名与事件无关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受到审问或者逮捕。
最后，在1911年1月18日，被逮捕者中，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以计划暗杀明治天皇为由，根据旧《刑法》第七十三条“大逆罪”起诉，其中二十四人被判死刑（后来有十二名被特赦、减为无期徒刑，但是其中五人死于狱中），两人因“违反爆炸物取缔法则”分别被判处十一年和八年监禁。
幸德秋水（左）与管野须贺子
所谓“大逆事件”大致上指的就是这一系列事件。即便什么罪也没犯，只要被认为进行了谋划就可以实施逮捕，这样一种理念和今天的“恐怖活动等准备罪”是一样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在“大逆事件”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大逆事件并非已经过去的事件，它在未来也可能发生。
本书确实通俗易懂，有助于像我这样既非该事件的专家，也不是近代史专家的人详细了解它。我从本书中大致看出了三点。我所明白的第一点事实是，当时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对国家不满的人，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形成集团，但是他们却被当局肆意视作集团一网打尽，并受到刑事追究。
这一点令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已经形成了某种运动组织，有了某种目的以及实施步骤。
例如森近运平，他是冈山的农业改革家，当时在从事使用玻璃温室的高等园艺研究。宫下太吉是长野县安云野市的一位熟练的机械工。内山愚童是在箱根的曹洞宗僧侣，大石诚之助则是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医科大学、在加拿大学习过外科学、在美国做过医生、应家乡的邀请回到熊野新宫开设诊所、后来又在孟买大学学习过的医生。
小浜时代的古河力作，十六岁左右，但是容貌仍然像个孩子。（若州一滴文库提供）
高木显明是新宫的真宗大谷派僧侣，一直致力于解决部落歧视问题。古河力作是东京丰岛区一家花卉栽培公司的花匠，据说是一个性格温柔的小个子。而幸德秋水是高知县中村人，曾经是报社记者，后来因为其工作的《万朝报》赞成日俄开战，他和堺利彦一起辞去了报社的工作，也就是这么一位反战主义者。
仅仅通过以上这些人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他们相互之间是分散的。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体栩栩如生的形象。
堺利彦在该事件过后的第二年，踏上了看望受害者遗属和家人之旅。本书像是跟在他身后一样，做了追踪记述。读者也会像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一样，跟随着本书检证这一事件。
当时散布在全国不同地方的这些人，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反战论者，借用作者的表述，社会却给这些“反战、和平之徒”贴上了“逆徒”的标签。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1月24日举行的秋水遇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地点在“花屋”。前排左起为神崎清、岩佐作太郎、坂本清马、高仓辉，一个人站在边上的是盐田庄兵卫。(四万十市立图书馆提供)
我所明白的第二点事实是，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证据捏造，当然捏造证据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也会出现。作者写道：
这二十六人中的大多数，在不让国民知道的黑幕中遭到抓捕、起诉，被牵扯进检察官、法官编造的故事中，并且被迫进行表演。
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例子。对于这种事，如果是再早一些时候的话，人们大概最多也就是发出一句“战前的日本嘛，大概就是那样的吧”的感叹而已，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捏造证据、制造冤案等实际上在现代也存在，并且随着“恐怖活动等准备罪”这一罪名的确立，身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不论幸与不幸，也已经处于感觉“大逆事件”就在身边的境地。
我是反战论者，通过本书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口供笔录”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宪法第九条的修订已经临近，我意识到不准备向暴力屈服的反战论者不知何时也会遭到逮捕，还是事先记住本书为好。
当地时间2015年8月2日，日本东京，约5000名高中学生走上涩谷街头抗议安倍政府的“战争法案”和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来源CFP
我所明白的第三点事实是，被贴上“逆徒”的标签后，最终会在数十年间，甚至现在，在其出生的故乡都会成为人们疏远的对象。
本书从冈山县高屋町一名少女的故事开始讲起。战后的1946年、1947年，当时还是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的一名少女，对父亲书架上的资料中的“森近运平”产生了兴趣。
在写毕业作文的时候，向町里的人们打听有关运平先生的事，但是谁也没有回答她。只有一个人说：“他被国家杀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运平的妹妹。
那么，这一导致全国各地数百人被捕，其中二十六人遭到起诉、二十四人被判死刑的事件，为何被称为“大逆事件”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刑法》上有第七十三条“大逆罪”。该条规定，凡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孙者应处以死刑。不管是否存在试图加害的事实，只要获得“口供”，即使什么也没做也可以判处死刑。这条法律一直存续到1947年10月。
由此而生的“大逆事件”并非只此一起。该法律出台后还发生过三次“大逆事件”，即1923年，难波大助狙击后来成为昭和天皇的皇太子裕仁的“虎之门事件”，1925年，被认为“试图”在皇太子婚礼时投掷炸弹的“朴烈、金子文子事件”，以及1932年，李奉昌向昭和天皇乘坐的马车投掷手榴弹事件。
1931年，李奉昌拿手榴弹宣誓，一枚用来刺杀天皇，一枚用来自杀
本书还详细叙述了有关“大逆事件”的著作被禁止出售、被要求修改的事实。此类媒体管制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大逆事件”。从书中还可以了解到后来的申请复审、“‘大逆事件’事实揭示会”的成立等为了不让这一事件被淡忘的人们所做的各种努力。
“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即使当兵的人在这一场合下也会成为弃石。
究竟是为谁进行的战争？当然不是为了国民。战争，是为那些一小部分、通过战争获取巨大利益和名誉的人进行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恐怖集团还是宗教集团，在进行战争时都是如此。
相信反战是一种温和、不会带来危险的思想也许是错误的。即使不过激也会被视作过激，不仅是国家，媒体也好，网络也好都会那么做。在随笔或者上电视时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贴上“危险”的标签，这种做法和霸凌的结构是一样的——以为只要将自己以外的人视作危险，自己就可以得到安全。但是这是幻想，因为不知道何时自己也会被别人以同样方式对待。
尽管确实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建设一个不会发生这种“大逆连锁”的社会。
图片来源：主要来自《大逆事件》一书，部分来自网络。
《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
作者：[日]田中伸尚
译者：臧志军
ISBN：9787532792931
定价：68元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以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等十二人就分别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被减为无期徒刑。史称“大逆事件”。战后研究表明，这是一起以构陷的罪名将个人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犯罪加以审判，扼杀心灵自由的国家犯罪事件。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左右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和周边之旅。那些被强行连坐的人，虽然各自程度和想法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当时社会中的少数派。他们反对战争，主张不剥削他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宗教人士关心遭受歧视者，思索如何才能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以及如何处理国家、天皇和个人的关系等这些每一个活着的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烦恼、冲突之中，时而又有些性急的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下发现的这些问题，既是当时文学和思想的题目，也是当时媒体的课题，同时也是当今的问题。
所谓家庭、国家、世界者皆为个人之聚合，只要个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及帮扶弱者、关爱邻人之真心并付诸行动，所有人皆能过上圆满之团体生活。故此我等人类须始终发挥独立自治、相互扶助之精神，并向反对此种精神者作殊死斗争。
——内山愚童（曹洞宗僧侣、“大逆事件”受难者）
作者简介：
田中伸尚（たなか のぶまさ）,1941 年生于东京。曾任报社记者，后成为非虚构作家。2002年以《赢得宪法的人们》（岩波书店）获得第八届和平与共同记者基金奖。2011年因《大逆事件》获第五十九届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此外还著有《不粉饰、不伪装、不欺瞒：管野须贺子与伊藤野枝》（岩波书店）和《被囚禁的年轻僧侣峰尾节堂：未完结的大逆事件与现代》（岩波书店）、《纪录：昭和天皇》（全八卷，绿风出版社）、《反忠：神坂哲的七十二万字》（一叶社）、《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七之森书馆）、《不服从的肖像》（树花社）等探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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