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丨高端访谈：中国的日语语言研究：困境、挑战与前景
2017年，王觅、王忻教授联名发表的论文《“CSSCI”体制下教师评价体系的扭曲——以日语学科教师为例》（四川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17）在日语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反响，学界同仁对于学术发表生态和科研评价机制似乎都有着相近的困惑和痛感。四年后的2021年，在发起此次对谈之前，《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又对25位近年来有学术发表经历的日语语言研究者做了一次问卷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对大多数受访者而言，最初选择日语语言研究都是出于个人兴趣和长年的热爱，然而现实学术环境似乎已是今非昔比，日语语言研究的学术生态以及研究者的心态与实践都在发生剧变：表现在心态上，与王忻教授的实证数据形成呼应的是，研究者对学术发表生态和科研评价机制普遍感到困惑和无力；表现在行动上，部分研究者依然坚守初心，在既有的研究方向上深耕细作，做长远之思，但更多的受访研究者则计划、正在抑或已经对个人的学术进路做出（了）主动的反思与调整，他们重审日语语言研究的当下处境，从本体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抑或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话中发现新的路径与可能。
如果说，科研评价体系的变化是一个多年渐进发展的历程，那么近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和学术潮流的剧变，更对包括日语学科在内的外语学科整体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首先是国内教育、学术环境的变化。2015年以来，“双一流”建设全面展开，旨在推动入选诸大学、学科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在这一轮学科资源再分配方案的巨大调整中，全国高校仅有六所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三所大学的“现代语言学”以及两所大学的“语言学”学科入围。其后，国务院学位办又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13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及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一举措在提示我们，弱化语种界限、强化语种融合、学科交叉将成为未来外语学科的主流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包括日语在内的外语学科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路径与可能。
其次是全球高教和学术潮流的影响，受就业导向和应用导向之影响，包括欧美和日本在内，全球人文学科陷入了整体性的不景气。面对这一境况，2017年，陈平原教授就曾指出：
我们在共有这样一个危机与挑战、机遇与前景并存的时代，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似乎都不足取。“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此之世，重审“日语语言研究”之何谓与何为，重估这一研究方向的价值与可能是迫切而必要的，这其中当然会有人文学科、外语学科的共性问题，也会有日语学科相对独特的问题。为此，2021年8月1日，《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以“中国的日语语言研究：困境、挑战与前景”为题，邀请了数位资深学者、学术编辑和科研管理工作者进行了一次线上专题对谈，他们同时也都是从事语言（不止是日语）研究有年、学术有成的专家，期待他们能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工作岗位出发，对日语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出路做出回应和前瞻，在这一过程中凝聚共识、总结问题、探讨出路，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次对谈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学术讨论，推动日语语言研究，打开新的学术局面。
参与本次学术对谈的语言学专家有天津外国语大学修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威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王忻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运博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毋育新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毛文伟教授、复旦大学郑咏滟教授和黑龙江大学孙颖教授，感谢各位专家为学科发展贡献的卓见和智慧。
《日语学习与研究》：
当前的学术发表生态和科研评价机制，对于所谓的小语种语言研究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从编辑部此次发起的问卷访谈的结果来看，所有受调查者都一致感到了这种压力。2017年王忻教授曾有过专文对此做过数据翔实的调查和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那么最近几年，日语语言研究的学术发表生态是否有所变化，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王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人文学科的研究本应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但现在的评价机制似乎把研究者逼到了短平快的发表道路。但发表就得有平台。关于平台，2017年发表的拙文揭示了日语学科教师发文平台的窘境，一度在全国引起很大共鸣。正如拙文所说，唯CSSCI来源期刊（以下简称“C刊”）是问的“趋势愈演愈烈，引文索引几乎成为了高校评价教师科研成果（现在已经延伸到了教学研究）的最重要标准。”[2]据我们统计，2011-2015五年外语类期刊C刊13种（曾有入选C刊经历的期刊皆列入统计，但篇数仅计入入选C刊年份之文，下同），共发表日语相关论文96篇，其中2011年45篇，2012年16篇，2013年15篇，2014年8篇，2015年12篇。从2011的45篇到2012年的16篇的断崖式下滑，原因恐怕在于刊发日语语言研究文章数量最多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在2012年均未入选“C刊”。其他入选的外语类“C刊”也纷纷减少包括日语在内的非英语语种语言研究论文刊文量，以确保转引率（“C刊”遴选的主要指标）并进而保住“C刊”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外语类“C刊”应该是外语研究的平台，但是在外语类“C刊”上刊载汉语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却是日语研究论文的2.8倍。但反过来，中国语言类“C刊”是绝不可能刊登日语文章的，这使得中文教师与日语教师“C刊”发文的难度差进一步增大。具体数据分布详见下页表1。
表1 2011-2015年外语类C刊发表日、英、汉语文章数量一览表
期刊名称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
日语 | 英语 | 汉语 | 日语 | 英语 | 汉语 | 日语 | 英语 | 汉语 | 日语 | 英语 | 汉语 | 日语 | 英语 | 汉语 |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17 | 81 | 18 | ||||||||||||
《外国语》 | 0 | 47 | 19 | 0 | 43 | 17 | 0 | 47 | 12 | 0 | 50 | 6 | 0 | 48 | 11 |
《外语电化教学》 | 1 | 77 | 2 | 2 | 79 | 0 | 1 | 77 | 0 | 0 | 62 | 1 | 0 | 56 | 1 |
《外语教学》 | 4 | 75 | 4 | 0 | 55 | 10 | 2 | 78 | 14 | 1 | 142 | 4 | 2 | 137 | 4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 | 56 | 0 | 3 | 49 | 0 | 1 | 51 | 3 | 0 | 57 | 1 | 2 | 55 | 0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 | 76 | 7 | 4 | 71 | 8 | 4 | 70 | 7 | 2 | 79 | 8 | 2 | 63 | 5 |
《外语界》 | 0 | 77 | 0 | 0 | 73 | 0 | 0 | 69 | 0 | 0 | 71 | 0 | 0 | 63 | 0 |
《外语学刊》 | 1 | 87 | 14 | 4 | 73 | 19 | 4 | 69 | 13 | 3 | 138 | 20 | 4 | 165 | 13 |
《外语研究》 | 12 | 63 | 13 |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5 | 75 | 3 | 2 | 84 | 2 | 2 | 71 | 0 | 0 | 93 | 3 | 1 | 92 | 0 |
《现代外语》 | 0 | 34 | 24 | 0 | 28 | 30 | 0 | 21 | 34 | 0 | 57 | 14 | 0 | 64 | 12 |
《中国翻译》 | 0 | 75 | 0 | 0 | 87 | 0 | 1 | 89 | 0 | 2 | 66 | 0 | 1 | 106 | 0 |
《中国外语》 | 1 | 60 | 30 | 1 | 53 | 32 | 0 | 49 | 30 | 0 | 69 | 4 | 0 | 85 | 1 |
小计 | 45 | 16 | 15 | 8 | 12 |
资料来源：依据王觅、王忻，“CSSCI”体制下教师评价体系的扭曲——以日语学科教师为例[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17制作。
最近我们又统计了2016-2020五年的数据，数据显示：2016-2020五年外语类期刊C刊12种，共发表日语相关论文46篇，其中2016年11篇，2017年5篇，2018年10篇，2019年11篇，2020年9篇。从数据上看，10年间，除掉2011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两刊还在“C刊”的特殊情况，其他年份都表现平稳，年均10篇上下。另外，还有一个较为普遍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就是有些刊物对本单位教师的学术发表有一定的优遇，在近五年发表的46篇论文中，各刊本单位稿件有14篇，占比30%。具体数据分布详见表2（仅统计各期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年份的刊文）。
表2 2016-2020年外语类C刊发表日语语言相关论文一览表
标题 | 作者 | 期刊名称 | 刊期 |
日语学习者格助词偏误与汉日母语者认知图式差异 | 王忻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6年5期 |
汉日“切割”类动词范畴化的跨语言实证研究 | 王冲 洪春子 佐治伸郎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8年4期 |
《红楼梦》在日本的翻译与影响研究 | 宋丹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9年1期 |
不同语法体系背景下我国大学日语语法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 | 蔡妍 林璋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9年3期 |
汉日结果复合动词事态类型的对比考察与分析 | 张楠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9年4期 |
《认知功能取向的日语二语研究》评介 | 朱立霞 陈家宜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9年4期 |
高级日语学习者的促音产出研究 ——以普通话者及粤方言者为对象 | 任宏昊 近藤眞理子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0年1期 |
日语屈折词形在线产出中的“反频加工” | 张鹏 朱虹 曹宇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0年3期 |
英汉日省略结构的语序限制条件对比研究 | 韩涛 张天伟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19年2期 |
偏误—对比—认知:语言研究范式的新尝试 ——以“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为例 | 王忻 | 《外国语》 | 2016年4期 |
汉日对比研究的前沿:理论与方法 ——第七届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综述 | 盛文忠 | 《外国语》 | 2016年4期 |
日语格助词カラ的本质义考察 ——基于格助词本质义理论 | 许慈惠 朴仙灵 | 《外国语》 | 2017年6期 |
日本人汉语学习者近义动词范畴化特征研究 | 王冲 洪春子 佐治伸郎 刘晓颖 | 《现代外语》 | 2018年4期 |
中日同形词听觉加工机制研究 | 费晓东 | 《现代外语》 | 2019年6期 |
我国党政文献对日翻译活动研究 ——以建国后65年日译单行本为例 | 鲍同 蒋芳婧 | 《中国翻译》 | 2016年5期 |
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汉译及相关的直译意译之争 | 邹双双 | 《中国翻译》 | 2017年1期 |
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所取代? | 廖七一 | 《中国翻译》 | 2017年4期 |
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对外翻译政策导向研究 ——以“日本学术会议”系列提案为例 | 范大祺 鲍同 | 《中国翻译》 | 2018年2期 |
日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著名翻译家、日本中央大学饭塚容教授访谈 | 刘成才 | 《中国翻译》 | 2019年5期 |
井波律子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守成与创新 | 宋丹 | 《中国翻译》 | 2020年6期 |
日本小语种教育的历史、现状及相关政策 | 黄小丽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19年4期 |
日语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的内涵与运作机制研究 | 许慈惠 蔡妍 | 《外语界》 | 2017年2期 |
英、汉、日运动事件动词的句法-语义比较研究 | 吴建伟 潘艳艳 | 《外语研究》 | 2017年2期 |
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拟声拟态词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 | 潘秋凤 马琼 | 《外语研究》 | 2018年2期 |
基于学习者习得状况的日语情态意义扩展研究 | 周萌 游衣明 | 《外语研究》 | 2018年3期 |
日语省略研究：回顾、思考与展望 | 朱立霞 | 《外语研究》 | 2018年4期 |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时期自称词复数形式研究 | 祁福鼎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6年2期 |
影响日语近义陈述副词习得因素的研究 | 王冲 时代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6年3期 |
日语汉字语音回路的研究 ——基于形声字音符的认知 | 于飞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6年3期 |
日语宾格标记“ヲ”的双重共现及其制约因素研究 | 姚艳玲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6年4期 |
否定一致还是否定极性? ——日语“wh+mo”问题再讨论 | 杜盛斌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8年5期 |
到底是声明还是道歉 ——日语公开道歉的研究 | 祁福鼎 肖婷婷 Dániel Kádár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9年3期 |
形态格理论中的日语宾格赋予规则 | 杜盛文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9年4期 |
日本政治语体变异及其语用功能研究 | 曹金波 Dániel KADAR 福岛佐江子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20年4期 |
无 | 《中国外语》 | ||
当代我国日语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模式创新探索 ——评《日语教学研究》 | 朱欣雨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3期 |
日语语言学理论与语法教学研究 ——评《日语语言与语法分析》 | 王书睿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4期 |
上海市日文语言景观的立体化建设现状与思考 | 黄小丽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5期 |
日语格助词「で」的本质义与基于句法语境的多义对应 ——基于BCCWJ语料库的句法语境统计分析 | 许慈惠 蔡妍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5期 |
日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策略研究 ——评《日语教学与思维创新研究》 | 柳玲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5期 |
数据挖掘技术在文本特征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以夏目漱石中长篇小说为例 | 毛文伟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年6期 |
电子信息资源在日语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 | 卜朝晖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9年4期 |
基于线性分析的日语文本分类模型构建研究 | 毛文伟 | 《外语电化教学》 | 2019年6期 |
中国日语学习者元音感知的实证研究 | 卢飒 | 《外语电化教学》 | 2020年1期 |
日语教学法与国外教学的深层内涵研究 ——评《外国观与外语教学》 | 白宇 | 《外语电化教学》 | 2020年2期 |
旅游文本日译表达特征研究 ——基于类比语料库的分析 | 王慧 | 《外语电化教学》 | 2020年5期 |
日本主流报刊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 刘曼 | 《外语电化教学》 | 2020年5期 |
语料库应用于日语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与目标研究 ——评《语料库在日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许珏芳 | 《外语电化教学》 | 2020年6期 |
从日语持续动词的有界化审视语言中的“界” | 陈林俊 | 《外语学刊》 | 2016年1期 |
语言哲学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以饭田隆的学术活动为例 | 鲍同 | 《外语学刊》 | 2016年2期 |
日语句群定义思辨 | 杜静波 | 《外语学刊》 | 2016年4期 |
认知视域下的汉日场所惯用语对比研究 | 徐靖 | 《外语教学》 | 2016年2期 |
基于平行语料的日汉口语省略现象对比研究 | 朱立霞 | 《外语教学》 | 2020年3期 |
基于语料库的日汉指示词认知互动性对比研究 | 陈曦 牛迎春 | 《外语教学》 | 2020年5期 |
注：以上期刊五年合计刊发日语语言研究论文46篇（斜体字为会议评论、书评，未计入统计），其中，2016年11篇、2017年为5篇、2018年为10篇、2019年11篇、2020年9篇。《外语研究》和《外语学刊》分别入选2017-2018版、2014-2016版CSSCI来源期刊目录。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知网旗下电子杂志 网站吾喜电子杂志 https://wuxizazhi.cnki.net/MagaList/WJYY.html整理制作。
《日语学习与研究》：
您的发言让我们看到日语语言研究“发文难”的问题并未有所好转。我们注意到8月2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希望这种“以刊评文”的趋势能有所缓解。那么，从近五年“C刊”刊发的46篇论文中，我们能否初步地观察到某种趋势性和方向性？
王忻：
“C刊”刊发的论文事实也并非全是优质之作，在“C刊”之外的期刊上也能读到可观的学术作品，不可唯“C刊”论学术。但我想这个统计还是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一方面，是基于发文难度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外语类“C刊”主要是由英语研究者担纲主编、以发表英语研究论文为主，因此其刊发的论文应该大致反映出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总体态势。因此，我们可以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角度对所刊发论文做出一个初步的统计和思考。
就研究内容而言，语言本体研究有32篇，其中日语本体研究21篇，汉日对比研究10篇；教育相关研究12篇，其中教学研究4篇，习得研究8篇；翻译研究8篇。总数超过46篇是由于有些文章属于跨界研究，其中汉日对比和习得的双跨研究较多。
就研究方法而言，理论演绎、调查实证、数理实验各有千秋，几种方法相互渗透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但无论哪类研究，技术性显著提高则是明显的趋势。分而言之：
在理论演绎类论文中，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等这些曾几何时的高深理论，现在已被广泛接纳。近五年的本体研究基本都涉及以上的某个领域。在英语界、汉语界，可以看到生成语法（包括其下属的语义树形图、词义分解理论等）、带逻辑式的语义学文章似乎更受期刊青睐的迹象。上表近五年的研究中生成语法有极少篇数，逻辑式似乎还鲜见问津。
在调查实证类的研究中，只有简单问卷调查的论文基本见不到了，偏向数理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汉语界、英语界借用计算语言学的方法的论文也常见到，但从上表可以看出，出自日语研究者之手的此类论文还很罕见。
另外，数理实验类研究完全进入理工科疆域，使用仪器设备、专业软件是基本门槛。在实验语言学，论文的技术性要求更甚。本五年中“C刊”论文中有3篇属于此类。此类研究在国外也处于独领风骚阶段，所以虽然很多研究者看不懂，但似乎很能入期刊编辑法眼。此外，计算机语言学虽然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实验类，但在同属理工科领域方面二者存在共性，而且计算语言学范围越来越宽，实验语言学的软件开发也依赖计算机语言学，所以二者的走近将成为趋势。最后，语料库的使用渐趋普遍化。语料库语言学似乎也应该归进数理类，其实我认为语料库语言学应该细分为两类，一是构建语料库的研究，二是应用语料库的研究。本五年成果中属于前者的基本没有，属于后者的在题目中显示的有3篇，还有些虽然在题目中没有显示但不同程度也使用了语料库的还有多篇。
以上是对近五年C刊发文数量和内涵做的粗浅归纳，希望能对今后的日语语言研究有些许启示。
《日语学习与研究》：
看来学术转型已经真切地发生了。今天与会的张威教授早在1990年代即在日本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回国任教，对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日语语言研究的学术生态、发展趋势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定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比如对王忻教授提到的C刊发文难的问题，您怎么看？
张威（中国人民大学）：
刚才王忻教授用实际的调查数据客观地介绍了国内CSSCI刊物刊载日语语言研究论文的数量稀少的现状，并从受众和引用率两个层面分析了问题的成因。事实上，论文发表平台与全国日语界研究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现状，已对我国日语教学与研究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
为了分析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学术刊物、日语语言研究者两方面的问题。除外语类CSSCI期刊外，国内的日语语言研究的发文平台只有业界唯一的专业期刊《日语学习与研究》和其它两三种以书代刊的专业集刊，尽管不少文章质量上水准较高，但因为刊文杂志尚不具备核心刊物的资质而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得不到起码的认可。长期以来可利用的刊物只有存量没有增量，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受众少、引用率低”乃是外语学科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从保持学术生态平衡的意义上来说，努力克服过度强调引用率贡献度的偏见，合理地分配有限资源，为弱势学科保留一块赖以生存的发表园地也应是各大学术期刊职责所系。
当然，日语语言研究者自身也不无问题：首先，在学术观念上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相互建构的自觉意识，对学科方向外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自觉的吸纳意识，不易获得其它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引用；其次，国内学者比较重视引用对象国学界的经典理论和权威学者的观点，相比之下对国内学者的引用甚少，且因不属于国内刊物的转引，对于提升国内CSSCI期刊的转引率贡献乏力（这与国内高端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大都集中在曾经留学过的对象国，以及他们的高水平论文大都发表在对象国的刊物上有关）。再次，国内的研究者长期以来已养成“单打独斗”的习惯，不注重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与切磋，也不太适应在论文中相互引用其它研究者的观点，而对学术共同体内的学术反馈和深入探讨的作用认识不足。这些都是需要且可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得到改善的。
《日语学习与研究》：
感谢张威教授从学术发表平台和研究者两个维度对“发文难”问题的剖析。“发文难”或许只是我们学术生态、学术研究状况各种问题的一个外显的表征。那么，关于日语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案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探究。接下来请孙颖教授、毛文伟教授、毋育新教授、李运博教授从你们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工作岗位分享一下各自的见解。
孙颖（黑龙江大学）：
刚才两位先生都从研究者的角度谈到了日语语言研究C刊“发文难”的问题，我想从期刊编者的角度谈一下我的看法。对任何期刊来说，录用稿件的前提是选题，选题建设是学术期刊办刊的要义，是构建期刊学术形象、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和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日语语言研究稿件的录用与选题是否契合关系密切，也就是要看作者所处的学术共同体。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注意到国家对于外语学科建设提出的新希望：即增列新目录外方向（国别和区域研究）、强化新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中的语言安全、凸显“新文科”中的“外语+”和大学外语教学的新定位，等等。外国语言研究的学科外延不断拓宽，关涉话题领域可交叉涉及传播学、外交学、国际关系、教育学及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不论是科研立项数量、层次，还是资政需求级别都极大地利好于学科评估数据，为此，已有高校从学校层面推动外语学科研究向“外语+”方向发展。
学术期刊的选题建设须密切关注国家社科研究的需求，并为科技发展服务，与国际话题呼应。那么，我们日语语言研究领域学人也应自觉进入外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打破语种限制，从研究方向、领域，甚至从问题出发加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并在其中发挥日语研究优势、回答针对日语的问题、给出日语的专业答案。这样的研究既可纳入选题又可提高期刊的关注点和相关数据，录用率自然可以保证。
此外，根据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王文斌主任呈现的知识图谱上的主题词频次，“十三五”期间我国外国语言学科的研究方向已转向“翻译、语料库、系统功能语言学、大学英语和外语教育教学等方面，其中翻译研究占比最多”，“理论语言学研究整体不足，其中语音学、音系学、语义学等研究相对匮乏”。[3]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较多，语言理论研究的周期长、逻辑思辨难度大、发表平台受限等因素促使业界的研究转向，理论语言学研究学术共同体逐渐萎缩，蛋糕越来越小，直接影响其在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甚至学术期刊栏目设置的调整，学术平台受到极大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阐释研究，《外语学刊》在2005-2015年的十余年间，长期设置“引进与诠释”栏目，目的自然是向国内学界引入国外的语言研究理论，并利用其阐释相关语言的实际问题。但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即便在英语界也依然存在“只搬运、难诠释”的困境，虽然“目前的许多研究言必称国外理论和方法，做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搬运工，不断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国外的理论和方法难以服水土，难以直接移入国内解决国内在外语教育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 [4]面对西方理论的狂潮，日语界的学者难以引进，因为我们能读懂读透的是日本学者的英译日版本。那么就需要在诠释上下功夫，但这对于授课任务繁重的非通用语种的教师来说，把握西方语言学理论准确阐释日语相关问题并非易事。
毛文伟（上海外国语大学）：
为准确把握我国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我在2021年7月22日通过中国知网对2016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刊登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电化教学》《中国外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育研究前沿》《中国翻译》以及《上海翻译》等13种学术期刊（以下简称“外语类主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获取了作者、关键词等相关数据。为促进我国日语语言研究的发展，我认为学界还需增强以下四个意识。
1.强化本土学术共同体意识。张威教授和孙颖教授刚才都从不同角度提到了学术共同体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与日方学者构成学术共同体，还是与中方学者构成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既关系到研究的选题来源、理论背景、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对文献引证和学术交流等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当前，我国从事日语语言研究的中坚力量基本都有赴日留学或进修经历，在日本接受了系统、扎实的专业训练，也因此形成了关注日方研究动态、遵循日方研究范式、继承日方理论体系的传统。从结果来看，我国的日语研究者多与日方研究者构成了事实上的学术共同体，但对本土学者，尤其是其他语种的本土语言学研究者往往关注不够，缺乏交流互动。这必然会降低其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影响力和转引率，也常常造成其学术价值难以得到审稿专家的认同，进而影响其投稿成功率。众所周知，学术期刊是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作者和读者理应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以期刊为平台，以论文为载体，相互切磋交流，共同推动学术进步。因此，是否能够与本土学者构成学术共同体，形成有益对话，必然是我国各学术期刊关注的要点之一。
为此，我们需要在团队、选题和话语体系等三方面提高意识，着力培育、强化本土学术共同体。首先，我们应关注团队建设问题。通过中国知网统计了近五年外语类主要期刊的高产作者后我们发现，这些作者都是我国外国语言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见图1）。观察论文署名情况可知，他们不仅会作为第一作者出现，也经常以第二作者甚至第三作者身份出现。这说明，以这些学者为核心，凝聚了一大批各年龄段的研究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反观日语语言研究领域，合作研究较少，研究者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图1 近五年外语类主要期刊发文的高产作者一览（前30位）
其次，我们应关注热点选题。统计、对比近五年来《日语学习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以及《外语教学》等期刊发文的高频关键词（见下页表3）可知，国内的日语语言研究与整个外国语言研究之间既有一些共通的热点选题，也存在着一些较为显著的差异。例如，“语料库”“语法化”“翻译”“外语教育”“类型学”和“学习者”等均出现在各期刊的高频关键词表中。这说明，无论是在日语语言研究领域，还是整个外语语言学研究界，它们都是热点问题。相关研究在外语类主要期刊中的发文数也逐年增加（见第11页图2、图3）。
但也有部分关键词，如“元话语”“系统功能语言学”“产出导向法”“隐喻”等在《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期刊上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日语学习与研究》所刊论文中，却很少出现。而《日语学习与研究》所刊论文中的部分关键词，如“跨文化交际”等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是我国外语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但近年来发文数并不多（见下页图4）。这说明，我国的日语语言研究者需要更加关注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时引入最新理论、方法，并与其他语种的研究者形成对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亦步亦趋。在借鉴外国语言学尤其是英语语言学的最新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坚持自身研究特色，形成具有开创性、普适性的研究成果，并及时反馈整个学界，起到启发、互鉴、引领作用。
表3 近五年期刊发文的关键词对比表（前30位）
《日语学习与研究》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现代外语》 | 《外语教学》 | ||||
日本 | 7 | 语料库 | 10 |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 10 | 语料库 | 19 |
语料库 | 7 | 主持人 | 7 | 应用语言学 | 9 | 翻译 | 17 |
语法化 | 6 | 学术写作 | 7 | 协同 | 9 | 外语教育 | 9 |
汉日对比 | 5 | 外语教育 | 7 | 语料库 | 8 | 翻译研究 | 9 |
翻译策略 | 4 | 元话语 | 6 | 会话分析 | 8 | 隐喻 | 8 |
翻译 | 4 | 系统功能语言学 | 6 | 产出导向法 | 8 | 系统功能语言学 | 8 |
教师专业发展 | 4 | 外语教师 | 5 | 系统功能语言学 | 7 | 生态语言学 | 7 |
日语教育 | 4 | 外语教育学 | 5 | 任务复杂度 | 7 | 多模态 | 7 |
日译 | 4 | 批评话语分析 | 5 | 二语习得 | 7 | 人才培养 | 6 |
中国 | 4 | 国际发表 | 5 | 构式语法 | 7 | 影响 | 5 |
复合动词 | 3 | 产出导向法 | 5 | 元分析 | 6 | 中国英语学习者 | 5 |
高校日语教师 | 3 | 翻译 | 5 | 外语学习 | 6 | 转喻 | 5 |
跨文化交际能力 | 3 | 中国英语学习者 | 4 | 效度 | 6 | 认知语言学 | 5 |
跨文化交际 | 3 | 语境 | 4 | 社会文化理论 | 6 | 传播 | 5 |
连续性 | 3 | 生态语言学 | 4 | 二语水平 | 6 | 产出导向法 | 5 |
焦点 | 3 | 叙事学 | 4 | 中国英语学习者 | 5 | 大学英语 | 5 |
类型学 | 3 | 及物性 | 4 | 桂诗春 | 5 | 元话语 | 4 |
日语借词 | 3 | 话语策略 | 4 | 二语学习者 | 5 | 中国知网 | 4 |
问卷调查 | 3 | 教育语言学 | 4 | 读后续写 | 5 | 译者风格 | 4 |
日语学习者 | 3 | 对比语言学 | 4 | 学习者 | 4 | 英语专业 | 4 |
日语语音教学 | 3 | 高校英语教师 | 4 | 展望 | 4 | 学术语篇 | 4 |
研究现状 | 3 | 元认知 | 3 | 语法隐喻 | 4 | 语言政策 | 4 |
语义指向 | 3 | 意义 | 3 | 任务类型 | 4 | 认知 | 4 |
终助词 | 3 | 政治话语 | 3 | 效度验证 | 4 | 外语院校 | 4 |
语言接触 | 3 | 语法化 | 3 | 外语教学 | 4 | 外语学刊 | 4 |
对比 | 2 | 研究方法 | 3 | 社会认知 | 4 | 全国高校 | 4 |
程度 | 2 | 学术英语 | 3 | 基于使用 | 4 | 问题 | 4 |
翻译方法 | 2 | 元语用 | 3 | 类型学 | 4 | 评价理论 | 4 |
对比研究 | 2 | 语义 | 3 | 流利度 | 4 | 现代性 | 4 |
定量研究 | 2 | 研讨会 | 3 | 能产性 | 4 | 及物性 | 4 |
资料来源：发言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制作。
再次，我们应关注话语体系建设。为了更好地与其他语种的语言研究者开展对话，我国日语语言研究者需要注意克服日语的干扰，关注术语、表达等学术话语体系的接轨，使其他语种的研究者能够听得懂、感兴趣、有互动，从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互通、融合。潘钧（2021）提出了术语规范化的四原则，即区别对待、照顾系统、循序渐进和刊物引领，值得学界全体同仁深入思考并凝聚共识，携手努力。[5]
2.强化对接国家需求意识。在深入推进日语本体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的日语语言研究者应不断强化对接国家需求的意识，紧紧围绕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高端外语人才培养等重大需求，聚焦中国话语在日传播现状，积极开展翻译策略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等研究，秉承中国特色与世界情怀，立足中国实践与全球发展，阐释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体现中国立场与国际表达，拓展中日话语沟通渠道，搭建中日话语交流平台。以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为路径，在彼此沟通、相互理解和共谋发展中，打造融通中日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切实讲好中国故事，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充分阐释中国特色，不断增强中国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和话语权，努力建构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具国际亲和力的对外话语体系。
3.强化写作技术意识。部分日语语言研究者对论文的格式规范、引证方式等不够熟悉，摘要撰写不够合理，关键词设定不够恰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稿成功率和论文转引率。因此，研究者应有意识地加强论文写作规范方面的学习。同时，也期待相关学术期刊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帮助研究者提高对论文写作规范的认识，完善摘要撰写和引证技巧。
4.强化环境建设意识。在“破五唯”、实施“四个评价”、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日语语言研究者应该根据本学科特点，积极谋划、主动发声、形成合力、不断推进分类评价和长周期评价机制建设。进一步丰富成果类型，将译著、政府文件翻译等也纳入绩效考核指标，完善国外期刊发文的认定标准，探索适合本学科教师的评价做法，为我国日语语言研究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我国日语语言研究健康、快速发展。
毋育新（西安外国语大学）：
刚才几位教授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供了各自的见解，很有同感。我想以《日语学习与研究》近年来的来稿为例，谈一下当前日语语言研究中存在的四个问题：
首先，多“言语”研究，少“语言”研究。我们知道，索绪尔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语言是指潜在于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而言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6]。日语语言研究过多的集中在“言语”方面，也就是对日语具体的语音、语法、语用、语义等的研究，换言之，也就是说大家的关注点集中于日语本体。但是，我们缺少了从“语言”角度对日语整体所做的诠释与研究，或者说缺少了从语言的共性角度看日语的视点。比如，对作为符号系统本身的日语语言进行的研究等。这种多“言语”研究，少“语言”研究可以概括为“多个性研究，少共性研究”。
其次，在日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内自说自话现象严重。日语语言文学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目前的日语语言研究视野狭窄，多局限在日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内自说自话，缺少与英语语言文学等兄弟二级学科间的对话，更缺少和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等文学门类中其他一级学科的交流。
再次，研究成果未能体现计算语言学的进步。美国康奈尔大学语言系惠特曼教授指出，语言学面临的真正危机是能否成功应对来自计算语言学的挑战[7]。目前研究中鲜有涉及自然语言处理类、人机对话类、智能体深度学习类、机器翻译类研究。我以“哲学与人文社科领域/语言学/CSSCI”为条件对近五年来（2016年1月1日-2021年8月1日）语言学类CSSCI期刊新研究领域进行检索后发现，涉及“自然语言处理”和“人机对话”的研究数量偏少，而从日语角度切入的此类研究几乎没有，亟待加强（见表4）。
表4 近五年来语言学类CSSCI期刊新研究领域发文数量一览表
领域 | 检索关键词 | 论文数量 |
自然语言处理 | （1）文本挖掘 | 2篇 |
（2）自然语言处理+语义 | 6篇 | |
（3）自然语言处理+音声 | 0篇 | |
（4）自然语言处理+语用 | 0篇 | |
人机对话 | （5）人机对话 | 8篇 |
（6）智能体研究 | 0篇 | |
认知神经科学 | （7）脑神经 | 4篇 |
（8）眼动研究 | 56篇 | |
（9）事件相关电位（ERP） | 32篇 |
资料来源：发言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制作。
最后，就像刚才毛文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意识存在不足。国际话语译介、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如何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等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课题实际上是语言学研究界的“国之大者”，我们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提供解决方案、方略等，这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少能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国际话语译介、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中日跨文化交际、语言服务、语言翻译类研究。
李运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刚才认真聆听了几位老师谈及的当前日语语言研究的发展现状与课题、学术期刊以及构建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与意义等问题，深受启发。下面仅谈一下个人的一管之见。
首先，关于日语语言研究的发展问题，客观来说，无论是C刊发文量少的问题，还是专业教师在研究方向上的转型问题，都不是日语专业特有的课题。实际上，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各专业、各语种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而且从人均资源来看，与日语专业教师相比，英语专业的教师应该压力更大、C刊发文更难。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只能积极应对，在学术发展规划上做到客观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研究交流的平台，更是学术发展的风向标、领航塔，对学科建设、教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专业教师要善于通过期刊刊载的最新成果来捕捉最新、最前沿的学术信息，以此来拓宽自身的学术视野、激发问题意识。同时，作为国内日语专业唯一的核心期刊，《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也应该在学术话题（专题）的设定、研究过程的延展、以及成果的生成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就像刚才几位老师所指出的那样，学术共同体的构建问题极为必要，也大有可为。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一是本研究领域的骨干教师，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从前沿问题研究上加强同日本、韩国及世界各国知名学者的学术合作，探索建立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协同创新模式，并努力实现由“并跑”向“领跑”的角色转变，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掌握学术话语权；二是要培育最广泛的研究群体，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在群体的培育上，既要坚持类似于师生代际传承这样的纵向发展模式，更要大力提倡学术争鸣，建立横向的即同行之间、持不同观点学者之间就某一理论或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甚至是激烈争论的发展模式，彰显学术研究的探索性和创新性。
最后，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坚定对日语语言研究发展前途的信心和决心，主要是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保持日语语言理论研究的先进性，提高学术站位，专业教师要习惯于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前沿问题发展与创新的角度来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二是要深刻认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性和应用性。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严格来说，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扎实的语言研究能力是这些相关研究获得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日语学习与研究》：
刚才各位教授都从日语语言研究专家的角度，基于各自不同的岗位回应了日语语言研究目前的困境、挑战以及研究者应有的意识和自觉。今天参与讨论的郑咏滟教授是近年来在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界有着较大活跃度、影响力和学术显示度的学者，最近她即将出任SSCI期刊Language, Culture andCurriculum的主编。同时，她还领导了一个跨语种的语言研究团队，成果产出丰硕。郑咏滟教授一方面对英语世界的学术霸权有自觉的警惕和批判，另一方面也对包括日语在内的所谓非英语类（Languages other thanEnglish）外语教师学术发展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所谓“当局者迷”，外部视角的参与对日语语言研究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接下来有请郑老师发言。
郑咏滟（复旦大学）：
感谢编辑部的邀请，让我能够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谈谈我对国内日语语言研究发展的看法。我本人虽然主要从事以英语为主要对象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但是近年来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多语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这是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教育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话题，因此和非英语的外语学者、包括日语学者接触很多。我想从多语研究的视角出发，谈一下个人的浅见。
首先，日语语言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因此在训练和教育中都特别关注日本的日语研究，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学者一旦回国就需要关注场域的变换。日语在日本国内是国语，但是到了中国就是外语。因此，有必要对研究问题“再情境化”。换言之，日本学者国内关心的日语研究问题或许到了中国这个外语环境就未必会受到等量关注。因此，我个人认为，日语研究学者不仅要让自己的研究在对象国内形成内循环，还应做到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平衡发展。如果只盯着日本学者关心的问题做研究而忽略中国外语界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终究会遭遇读者面过窄的窘境。
其次，日语语言研究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国内的现实语言问题。这几年提倡“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希望大家不要误认为只是用中文写作或发表论文。事实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倡导的是解决当今社会的切实问题，尽到学者应尽的社会义务。例如，疫情期间李宇明教授提出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和“应急语言学”的概念[8]，正是解决当今社会急难语言问题的尝试。《日语学习与研究》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日应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设想——以新冠疫情语境下的中日词汇对译为例” [9]正当其时，充分体现了日语语言研究者的社会担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关注社会的真正需求，解决真问题，外语学者的研究才能获取社会意义，得到更多关注。
最后，日语语言研究应该在新文科框架下尝试建立跨学科联系。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认为外语学科整体在衰落，当然这一方面和全球人文学科的整体衰落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语学科没有完全参与到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前沿领域，丧失了我们自己的学科话语权。然而，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机遇。新文科的建设为文科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使命。根据《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外语学科设立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方向。由此可见，传统以语种为单位的二级学科划分已经不符合国家发展对文科建设发展的要求。外语学者，无论是哪个语种，都应该积极考虑如何参与到以切实问题为导向的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研究领域。例如前面提及的“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治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减灾纾困等现实问题的语言面向。日语学者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因为日本在减灾纾困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且很早就有“简明日语”的语言本体规划活动，旨在让日语能力不佳的外国人能够尽快获取救灾信息。事实上国际上很多关于“危机沟通”的研究都是由日本学者主导或者基于日本的现实情境展开，[10]这就为我国日语语言研究者带来很大机遇。
《日语学习与研究》：
能否请郑咏滟教授结合对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为日语语言研究提示一些更为具体、可行的前沿方向？
郑咏滟：
日语语言研究要拓宽传统的本体研究或者对比研究范式，更多和社会需求接轨。理论语言学固然需要，但是应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等各个语言学的范式应该百花齐放。语言研究不应只描述某种单一的语言事实，而是应该以语言事实为理据探究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模式。在国际上有日本学者成为世界顶级的语用学者，原因之一是日语具有非常丰富的敬语系统。日本学者基于丰富的语言事实，帮助推进整体语用学界的理论发展，从而也成就了自身的职业发展和学术地位。日语研究学者的研究，如果只有懂日语的学者去看，那么读者群过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的确不占优势。
我建议日语研究学者多关注国际语言学领域的前沿问题。近年来国际应用语言学经历了社会转向、多语转向和积极转向[11]，这都对日语学者有一定启示。我本人也一直非常关注国际应用语言学的动态，认为以下四个方向大有可为：
第一、超语研究。超语是近二十年来应用语言学内生的重要理论，对语言教学、双语与多语教育、多语读写、语言与身份认同、语言态度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语言进化、语言机制、多模态、人类认知与交流等领域提出根本性的理论问题[12]。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展开实证研究，讨论超语实践概念如何成为人类语言与认知的“实践性理论”[13]。这个方向的研究不限于某个特定语种，而是强调整体符号资源（包括语言资源）的共生共荣，因此非常适合多语学者参与探索。
第二、语言多样性和社会公平、社会参与的问题。最近一年以来国际应用语言学顶级期刊纷纷刊登了倡导社会公平和语言多样性的主旨性文章。学界意识到语言文化多元的世界仅靠英语无法进行危机沟通，以英语为中心的全球沟通体系在处理全球重大问题时处于失灵状态。[14]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15]和认识论种族主义[16]遭到激烈批评。因此，移民或难民的语言适应问题，家庭语言传承，社会语言多样性保护，应急语言，语言扶贫等问题都与之相关，在未来会成为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的重点。
第三、语言和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驱动下的语言研究值得关注，这些也是新文科建设亟待发展的方向。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教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关于语言智能、在线翻译、语音识别、语言数据挖掘与分析等方向尤其需要多语研究学者的参与。举例说，我就观察到这几年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去华为或者字节跳动这类的企业越来越多，说明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也需要有语言研究专长的毕业生参与他们核心技术研发。学生的就业倾向也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语言和健康的交叉学科，包括语言和儿童发展、自闭症儿童或老年病的语言诊断，语言治疗等，也都是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福祉的课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研究者投身于此，将学术研究兴趣与社会需求、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日语学习与研究》：
郑咏滟教授提到的语言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交叉是语言研究技术化的一个前沿方向，应该也是毋育新教授近年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能否请您在这个方向上再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展开？
毋育新：
我想，语言人工智能类研究（自然语言类处理、人机对话类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类研究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介入、推进：
一、自然语言处理类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模拟和逼近“人际”间的自然语言对话。我们可从文本挖掘出发，从客观、真实语料中获取语言规律。
1、文本挖掘类研究。例如使用非结构化文本分析软件KH Coder等从大数据中挖掘素材，获得语言规律等，进行诸如《基于数据挖掘的某某形象构建研究》等研究。
2、“自然语言处理+语用”类研究。从表4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语言处理+语用”的研究为零。目前，计算机对自然语言分析和处理包括主要包括“语音和文字、语法、语义、语用”4个层次，其难点在于对“语言不确定性”，也就是“歧义（语用含义）”的处理[17]。但是日语语用学研究和人工智能发展需要严重脱节，日语语用学在日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内自说自话，不能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应用支撑。
二、人机对话类研究。以智能体（intelligent agent）为代表的人机对话系统的开发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之一，人机对话系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子方向。
1、以应用于口语测试、自动驾驶等为目标，研究以智能体为代表的人机对话系统开发中所需要的语用学知识。如可聚焦日语语体选择、语体转换等语用距离调节手段，明晰其机制机理，为构筑良好的人机交流关系提供语言学支持。
2、对智能体“情商”的测定和赋值。目前，我们感受到的智能体语言表达形式语体单一，“机器腔”浓厚，给人以生硬、欠舒服的感觉。那么，怎样的感觉是受话者所期待的，怎样的说话形式才是高情商，如何测定和赋值，这些都是研究重点所在。
三、认知神经科学类研究。认知神经科学旨在融合心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交叉学科研究手段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针对语言学习与教学开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可将传统基于行为表现的理解拓展至基于电生理和脑影像数据的神经机制层面，从而综合、完整地呈现大脑对语言音、形、义的加工、处理和习得机制，对于面向特定学习群体开展语言干预训练、明确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并帮助其语言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表4可以看到，近五年来，此类研究篇目不在少数，特别是应用眼动仪、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类研究，数量均在30篇以上，该领域的研究今后可进一步展开。
李运博：
各位老师都强调要重视与新技术、新理念，以及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我完全赞同。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新文科建设，支持和鼓励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如何在坚持语言学本体研究的同时，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在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是本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课题。这就要求从事日语语言研究的教师要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野、转变研究思路。刚才郑咏滟教授提到的“应急语言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修刚教授也带领团队积极服务国家特需项目“党和国家文献对外翻译与研究”的需求，把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与翻译学、我国的外宣工作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这些成功案例是对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引领带动作用，我们应该积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王忻：
郑咏滟教授和毋育新教授的发言都谈了时代环境对语言学提出的课题需求，这些内容让我想到了研究者自身发展和推进自身研究的可行性问题。首先，可行性就是要审视自己的基础条件，比如自己的逻辑推演语言表述是长项，就可以朝理论演绎方向努力；自己数理基础好就可以向实验语言学方向发展。其次，可行性还要充分考虑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对其进行合理、充分的利用。比如郑咏滟教授带领的多语研究团队，引导非英语研究者走与英语研究者结合的路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聚合力。但这种模式不是所有学校都可能具备的。所以，迎合语言学研究学术大环境的课题需求必须从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可行性出发，合理规划自己的研究计划。
张威：
毋育新教授和郑咏滟教授分别从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就日语语言研究如何能够突破瓶颈进一步发展谈了一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看法，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要想摆脱当下日语语言研究的困局，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努力进取。只有这样，才能在迷茫和困顿中杀出一条自力更生的血路来。为此，我想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点，要坚定信念，能够客观、科学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在迷茫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艰苦历练，我国日语语言研究者的队伍在逐渐壮大，素质不断提升，学术质量也在日益提升。目前，我国的日语语言研究已经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研究者已经可以与日本及其它各国的研究者平等地切磋学术，许多成果和观点对于日本的研究者也同样具有学习、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同时，国外研究者的学术发表也能够使我们国内的研究者获得良性的学术影响，及时了解到日本及其它各国学术发展的新动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日语研究的高水平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是我们能够对未来发展树立信心的基本前提。从我国日语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潜力判断，我们应该具有经过努力产出CSSCI期刊刊文水准的学术作品。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作为突破CSSCI期刊发文瓶颈的前提，一定是我们必须努力产出更多合格的优秀论文。
第二点，产出更多合格的优秀论文关键在于论文的选题和定位。在这个环节，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日语研究应该立足于为服务本国的基本立场、面向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能够符合和适应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以及党的对外宣传基调与外交政策。其次，与时俱进的特色也是研究者的不二选择。语料库、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当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变革都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交叉学科和交叉视角也可拓宽语言研究的思路与眼界。寻求和归属于一个符合自己研究定位、学术兴趣的学术共同体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学会和不同的学术团体在帮助研究者建立学术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青年研究者如果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够发现适合自己的有价值的选题，不妨可以积极参与由他人发现或提出来的且自己也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在学习和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发现新问题从而转变成该项研究的一个主体成员。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研究机制，在学术共同体的一致努力下，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引用率自然会有所改善，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开放式学术氛围与习惯。
第三点，要使日语语言研究的论文对于其它学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就得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方面多下功夫。就语言学研究而言，经典理论均起源于西方语言，多语种的语言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对西方理论的继承和移植，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日语与英语又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一般说来日语研究很难产出对英语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成果。这是因为受到日语特殊性的限制。但是，包括日语在内的多语种之间所具备的语言研究可比性则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另外，当代的语言学研究正在不断地走向微观，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地位逐渐被注重语义机制、认知机制、话语结构、主观心智及情感表达等的诸多新兴语言学所取代，在此背景下，各类多语种的语言研究成果或许也可以对于英语研究构成相应的某些影响。就语言学的经典理论而言，也不能排除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和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出特色，需要具备复眼式思维，要不拘一格，尽量做到多角度、多层面和多方位。与语言本体研究相比，在语言教学、语言应用以及语言的社会功能层面，值得探索的研究热点实在是不胜枚举。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各个语种都是相通的，因此具有直接性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设法扩大和凸显日语语言研究对其它学科的参考价值可以对提高论文的转引率产生直接的影响。
《日语学习与研究》：
感谢两位教授的补充。修刚教授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最后能不能请您结合“新文科建设”以及刚才各位老师所谈的日语语言研究现状与挑战，谈谈您的意见。
修刚（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谢谢编辑部，刚才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谈了日语语言研究的现状、困境、与语言研究前沿的关联、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收获甚丰，启发甚多。我想从学科与专业发展的角度略补充三点意见。
一是要思考“新文科”背景下的日语语言研究。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首次提出新文科概念，提出基于现有传统文科的基础进行学科中各专业课程重组，形成文理交叉，即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明确提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新文科的任务，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结合日语语言研究，我认为新文科建设对于日语语言研究有三点启示。第一点是文科立德树人理念，日语语言研究与教学要通过研究与教学，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建设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理念等，日语语言研究要有立德树人的明确目的。第二点是新文科强调学科交叉，相互融合，文理交叉融合,语言与文学、文化、翻译、历史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是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因此，日语语言研究的课题与范围会进一步扩大。第三点是人文理念的回归。前一阶段的日语语言教学与研究，偏重日语的工具性，过于强调实用，略偏离作为文科研究的科学精神、实证精神。人文精神的回归会促进对日语语言本体的凝视、观察。期待更多从纵向和横向多角度、多样性研究成果。
二是要强调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容置疑，如各位学者所说，日语语言研究要紧跟世界语言研究的潮流，不能落伍，在前沿理论引领下创新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最近流行的新描写语言学等，都需要学习、借鉴，运用其研究方法、手段开展日语研究也是发展方向，同时要及时推荐给研究者和第一线教师。同时，也不忘本体研究、传统研究，在对比语言学、二语习得等领域有新开拓。注意把传统研究与新兴研究结合。比如翻译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日本传统语言学研究也在结合翻译研究开展日语本体研究。如日本权威刊物《日本语学》最近就出了一期特刊，讨论从翻译研究角度看日语本身特色，就是创新与传统结合的典范之一。
三是要坚持服务中国的日语教育与改革的实践。语言研究要紧密结合国家、社会对新时代日语人才培养要求的实际，结合当前日语教育改革的实际，回答第一线教师遇到的问题与要求。离开中国日语教育的沃土，脱离国家对日语人才培养的需求，日语语言研究就失去了生命。《日语学习与研究》是我国唯一以日语语言文学为对象的学术刊物，办刊历史久，学术影响力大，期待在新编辑部的带领下，创造新的辉煌。
《日语学习与研究》：
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今天与会的各位专家从对日语语言研究“发文难”的现状解析开始，结合具体的统计数据和严谨的现状分析，将问题逐步推进到学术共同体建设意识、选题（问题提起）的本土与世界双循环意识、日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建构、交叉和对话意识等问题层面，并形成了诸多的共识；最后，又结合国内外语言研究的潮流、大势，对日语语言研究的未来提示出了极具前瞻性的研究课题与方向，相信必将会对语言研究学者产生积极的刺激和启发作用。在危机、挑战与机遇、前景并存的年代，我们不仅需要正视问题的勇气，更需要戮力同心走出新路的智慧。当然，作为中国的日语语言研究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也将与中国日语语言研究者同在，与日语语言研究的发展大势同行。不要怕没有路，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说的那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本文相关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内容来源：“日语学习与研究”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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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