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逝去，生命的意义仍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我愿被划错千千万万刀，也不愿你们划错病人一刀。”

这是一群神圣而伟大的人，他们缄默无言，却是不可替代的良师，医学界尊称他们为“大体老师”。

曾经刷到过一条讲述大体老师的视频，视频里说：“我愿被划错千千万万刀，也不愿你们划错病人一刀。”

所谓大体老师，是那些死后甘愿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为医学生提供模拟手术训练的志愿者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模拟手术训练，他们的身体将变得残缺不全，被肢解的躯体浸泡在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但他们还是以一份勇气和无畏的精神，甘愿用自己的死亡，为更多的人创造生的奇迹。

《如果尸体会说话》用科学、严谨的话语，讲述了一个个尸体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全书的语言像一把冷静的手术刀，将尸体在医学界的前世今生向我们层层解剖开来，严谨之中又藏着恰到好处的冷幽默，就像医生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忽然被尸体的手搂住自己的身体却发现其实这根本有惊无险，只是尸体的一个可爱的小恶作剧罢了；作者的幽默文字，让读者在吃惊之余，回过神来终于明白其深意，在长舒一口气之后顿觉轻松搞怪，回味无穷。

01静默的语言

影视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桥段——长官在下属给自己提供完绝密情报之后，忽然冷不防地从背后捅了他一刀，冷笑道：“对不起，只有死人才值得信任。”

我们一般都认为，死去的人，由于不再能张口说话，是不可能泄露任何秘密的。

然而，尸体所主演的并不完全是一场无声默片。科学家们能利用专业知识，与尸体“对话”。《法医秦明》、《非自然死亡》等悬疑剧之所以在全网走红，正是调查者通过尸体上的痕迹还原事实真相。

但在《如果尸体会说话》一书中，作者玛丽·罗琦却将视线范围拉得更广。在她的笔下，尸体俨然成了一个多面手，它们横跨医学、生物学、军事学乃至宗教等多个领域，被牵扯进了最大胆的科学探索之中。

作者走访考察了大量奇异而有趣的地方：美国南方大学医学中心的研讨会、美国旧金山医学院现代解剖室、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田野研究基地、肯尼迪国际机场......全书读来就像一本游记，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的文字，和作者一同，听到尸体发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静默而奇异的“语言”。

与尸体对话最多的人，当属外科医生。每一项发展起来的外科手术，尸体都与外科医生如影随形。以器官移植为例，医生们将脑死亡病人的遗体连在人工呼吸机上，就能让病人的心脏重新跳动，其他器官也陆续活跃几天；这样脑死亡的患者可以给其他两三个陌生病人进行器官移植提供机会，病人的心、肝和肾将在更多陌生人的身上得到长久的存活。

生物工程师和汽车制造商们利用尸体测试人体抗撞击的能力。他们将尸体摆在汽车前半截的碰撞模拟机上，使其加速，突然停止，模仿迎头相撞的力度。通过检查尸体器官破裂和损毁情况，就能够推知车祸之中人体的抗撞击极限。一旦汽车制造商知道颅骨、脊椎或者肩膀能够抗住多大的撞击力，就能设计出他们希望在车祸中不会超过那种冲击力的汽车。

伤情分析家能够利用遇难者的尸体还原灾难现场的情况。在一次坠机事故中，通过搜寻乘客的残骸，研究受害者的伤情——种类、严重程度、在身体的哪一边等，调查者们就有把握判断飞机在最后几分钟的遭遇。尤其是在炸弹爆炸事故中，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反而是将事件完整拼凑出来的重要线索。

军事学家们为了理解子弹伤人的机制，批准陆军对自然死亡的老百姓的尸体进行实验性射击。美国陆军医疗队的外科医生拉·噶德上尉就曾经将这些尸体掉在靶场的顶棚滑车上，用十几种不同的攻击方式射击身体的不同部位，然后进行尸检，比较不同的武器对于人类身体的骨骼和内脏造成的生理学影响。

可以说，尸体作为与生者结构最为一致的“替身”，在各行各业的研究中都已经崭露头角。我曾以为人死亡之后便埋于地下，堕入了无边的黑暗和寂寥之中；但这本书却告诉了我，如果以死后被肢解、被刀劈、被斧剁、被剖开为代价，也能换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继续和人类世界打交道，原来并不孤独。一个人最有意义、最惊心动魄的有趣经历，或许恰恰发生在他生命结束之后。

02 逝者的尊严

历史上，解剖学家们就非常擅长将遗体视为物件。由于作为一种研究材料的尸体的匮乏，疯狂的解剖学家们为了搞到一具尸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解剖自己的亲人，还和盗尸贼达成了尸体交易的勾当。尸体在这些解剖学家的眼中和寻常商品别无二致，被他们“装在箱子里，用锯末当衬垫，塞在麻袋里，像火腿那样滚来滚去”。他们不仅把对未经同意而被挖出来的尸体进行解剖和解剖学研究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把挖出来死者视为值得尊重的实体。

即便是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的今天，一些医生仍缺乏对逝者敬意的对待。他们为死者的头拍照，要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一些医学生将大体老师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这些行为无疑泄露了死者的个人特征，死者无法阻止他们将自己的个人特质泄露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阻止。更有甚者，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位外国大体老师被当作牲口一样解剖，只要购买门票就可以观看，这种随意的对待，令人愤怒，为其感到不值。

尸体曾经也是鲜活的生命，每一具尸体都曾盛放着一个灵魂，有趣的、可爱的、搞怪的、聪慧的，他们也曾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是在成为遗体后，他们无法再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任由活着的人处置。他们不会知道自己之后将去向何方，也没有人在他们生前询问过是否同意将自己的遗体进行切茬、肢解。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实验室里的尸体都应该成为我们尊敬的对象。生前，他们签下捐赠书的那一份勇敢和无畏；死后，他们为科学实验完全献出自己，毫无怨言。

最近10年，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医学院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对于整体解剖室里尸体的敬畏。作者玛丽·罗琦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做实地考察，在那里，整体解剖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由前一年的学生主持的课前讨论会，老学生讲述与死者一起工作是什么情形以及他们的感受，以便将尊敬与感念之情传承下去。而在我国的众多医学院，一位大体老师基本上用一个学期，学期结束还会有集体葬礼，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去参加。绝大多数标本室的医学生们也对遗体抱有充足的尊重，绝不会随便开玩笑指指点点，偶有议论，也只是赞叹一句：“这个人体结构真的好美。”

03“ 希望我死之后，也能做个好老师”

 “真正的手术是医生练习新技巧最糟糕的地方。”但不尽如人意的是，自从手术的早期岁月开始，病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扮演着一种“实验品”的角色。历史上早期的外科医生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很多凭借关系进入医学院的纨绔子弟，操作起来笨手笨脚；而早期的手术也没有麻醉这项技术，病人要清晰地感受每一刀、每一针、每一次用手指头翻腾的感觉，宛如受刑一般在床上翻滚；手术成功率却并不高——最典型的是移除膀胱结石手术，其死亡率高达50%。当病人走上手术台，就要做好被这场手术杀死的准备。

拿活人进行手术的摸索，代价未免过于惨烈。因此，批准剖开尸体进行人体研究势在必行，解剖学由此盛行。最初尸体的来源，是用被处决的罪犯来做解剖。然而，随着医学院学校数目的增加，尸体数目大致不变，解剖学家缺乏研究材料。解剖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更具开放性。然而，即便解剖学的重要性已经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可，大体老师在医学院依然是稀缺的，目前在国内，大约20名医学生只能共用一名大体老师， 实际上每位医学生能够动手操作的机会特别少。

一位医学生博主曾和大家分享过他的心路历程：

从小，母亲极力鼓动他学医，一度引发了他的逆反心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地报了临床专业，对学医却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直到大一学期末，一名患者捐献了自己的遗体，这位博主所在的社团有幸参加遗体捐赠仪式。他看到患者的女儿跪在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读着父亲写给医学生的绝笔；看到患者的姐姐哭着祈求医学生们对遗体好一点。就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的那根弦忍不住一下子就崩了，心里酸得说不出话。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哭了，他们为遗体鞠躬，每一次鞠躬都真心实意地低到了最低处。

家属离开时，他们没有走，而是站在一起目送家属离去，默默抹眼泪。望着家属的背影，博主不禁想起了刚入学时校长校训时说，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学校捐献了自己的遗体，他的理由就是几乎每一个医学生都听过的那句话：“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划错千千万万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那一刻，博主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学生，终于体会到什么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相对于人体知识的传递，这种前仆后继精神的传承，也成了大体老师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

电影《寻梦环游记》探讨过何为真正的“消逝”——其实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消逝，世界上最后一个挂念你的人死去了，你留给这个世界的全部记忆都消失了，才算是真正的死亡。虽然大体老师并不能带着完整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但每一次模拟手术给学生们带来的医学知识和心灵震撼却一直都在。当多年以后，他们残缺的身体或许化作泥土、尘埃，化为啤酒杯上的泡沫，或是夏日的一缕清风；但在每一个恢复健康的病人的微笑中，在每一个甘愿为“悬壶天下，济世救人”理想献出自己全部的医生心里，他们从不曾被忘记。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长存。

为无名者而歌，以无名的名义。

玛丽·罗琦的这本《如果尸体会说话》会用轻松的语言风格以及尊重事实的史料，带你见证解剖学的发展；在这些无名者的身后，是对生与死的洞悉；鲜活的生命固然可贵，死后的贡献亦能不朽。

想获取更多一手书讯？

想和天南地北的“一推boys&girls”一起玩耍？

想和原力编辑部的小伙伴们亲密互动？

想get独家福利？快加入我们的读者群吧

扫描二维码添加一推君微信加入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