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
来源:财新文化(caixinwenhua)
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可称之为经学，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么是民国？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而拒绝去北京的飞机。如果有人说他的飞机比你的马车先进，他的飞行员比你的马车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终点喂了鲨鱼，这时，你没有必要费心争论，要像水手对待飓风一样承受必要的代价。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优劣偷换方向的选择，你将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本文选自作者新著《从华夏到中国》，原题为“假如种子不死”，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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