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生与死的界限易于跨过去，却难以跨回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今年九十岁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耄耋老人，不久前在《十三邀》节目中回忆起抗战时期国人的共难、互助、求生，仍感慨落泪。
许多人知道许倬云，因他是傅斯年、胡适的学生和王小波的老师，也因他执教、著书，贯通古今中外历史文明。这位学者、长者，说起自处的心境，是“伤残之人，不败不馁”，又说为生民立命之本，是“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本文摘选自许倬云的短篇《心路历程》，回望他走的路，于后生而言，也是读一本历史书的扉页。
这里记述的不是邦国兴亡的大事，也不是社会变革的经过。在这里，我只是记述一些个人生命经历中足以回忆的片段，对别人也许没有意义；不过，假如有人不存着读掌故的心情读本文时，他也许会愿意看一看另一个人心灵经历的路程。
禅宗说教时，不重说理，而在点破禅机。就因为外面的一些感受往往可以使内心蓄积的水库开放闸门，造成水到渠成的局面。这也许就是所谓顿悟吧？记得十一二岁时，我读过一本名叫《文心》的书，其中有一段解释所谓"触发"的经验，也不外乎指出因外在感受触动内心的经验。在这里，我只想把几桩触发自己的事件叙述一下。
每一个孩子都曾经过浑浑噩噩的阶段，不过未必每一个人都曾经注意过在那一刹那他忽然发现自己面临不能再浑噩的情况。我在这里记下的片段回忆，也未必是促成我"顿悟"的因子，甚至未必是触发的机捩，但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个片段确实和自己的发展过程相联结，构成比较鲜明的印象。
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大概比升平盛世的小孩较早接触到死亡。祖母去世时我第一次经验到亲人的死亡；但是她的弥留状态是在安详的气氛下慢慢转变，因此留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剧烈激动的。在重庆遭遇大轰炸时，我们正在万县。记得万县第一次遭轰炸的晚上，我们一听见空袭警报就躲进洞去，进洞时在路上遇见二楼邻居家的一个大孩子，正在跑回家里去取一些东西。等到警报解除后，我们却发现了他的尸体。上午，他还和我们一起玩过；晩上，他已变成一堆模糊难认的残骸。这是第一次，我忽然发觉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如此之易于跨过去，又如此的难以跨回来。这是第一次，我忽然发觉人是如此的没有保障。这也是第一次，我面对着一大堆尸体和烟尘弥漫的瓦砾场，心里不存一丝恐惧，却充满了迷惘。我曾经苦苦求索，那天一夜未曾阖眼；到后来，我似乎完全掉进了黑松林，不但找不着问题的答案，甚至找不出问题的线索了。
1938-1943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长达五年的战略轰炸，市民死伤无数，市区内大部分繁华地带也成为断壁残垣。
这一种困惑，此后经常侵入我的思想。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缓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
在老河口，我们住的院子隔壁有一营工兵；他们豢养着不少骡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发现马群中添了一头小小的淡黄马驹，它逐渐长成，变成一匹很帅的小马，遍体淡金，不夹一根杂毛。但是它的脾气猛而且劣，除去经常和它一起玩，喂它吃些东西的小孩子外，它不让别人靠近身边。我们和它一起玩，直到它太高了，我们还可以站在磨盘石上拍它的头颈，抓它的鬃毛。终于，有一天，工兵要捉住它，替它钉蹄铁和施阉，它挣扎着踢伤了好几个人。它自己也在终日带伤奔驰下，失血过多，倒毙在池塘边，离那一块磨盘石不过几步而已。这一具淡金色的巨大胴体，依然保持着想再站起来的半跪姿势，似乎还在向死亡作倔强的抗争。不知怎的，我看着它时，万县的那堆残肢又浮现在眼前。大约从这次以后，我不再把生与死的问题限于人类。那个经常出现的问号变得更大，更扰人了。
如今的重庆万州
几年以后，我们又在大巴山脉的河谷中回环盘旋。有好几天，我们直对着一座大山前进，山顶那里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洞穴，天天作为瞭望的目标。好不容易到了山脚，又花了一天工夫，我们走到半山，才看见那个洞穴实在是一大片悬岩，下面覆盖着一长条稍微收进去的山路。走到山顶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山顶冰雪未消，矮矮的树上尽是冰琅雪玕，劲风袭人，轻微的琤琮敲击声里，树枝微晃，幻出闪动的点点彩色。四面一看，群山俯首，向阳的一面只有峰巅反射出夕阳；背阳的一面已是一片黑的丘陵，衬着一个红红的落日。当时几十个佚子都不期然驻足峰顶，但是谁也没有开一句腔，似乎都被这片真幻难分的奇丽镇慑住了。这是几天来日日祈盼的界牌垭，似乎下面的一个站头不足一提了。前几天蓄积了精力，似乎在一刹那间竟再也提不起劲来；再度出发时，大家都一语不发，蛮有些草草了事似的，赶到站头算数。
此后，我读了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印度河边痛哭的故事；此后，我读了阮籍猖狂穷途痛哭的故事。我逐渐明白界牌垭峰顶上众人的无名惆怅。这是一种经验，经验到一时可以有感触，但是必须在日后才逐渐了解其意义。
阮籍穷途之哭
可是在那次以后，这种惆怅经常出现。出现在自己完成一篇稿子以后，出现在学期结束时，出现在学校结业时，出现在旅行归来时，出现在席终人散时。
我身带残疾，那时又不曾正式进过学校，这种种的感触造成我有一个时期相当抑郁的心情。
抗战末期，家里在重庆南岸的南山安定了好几年。兄姊们都在外求学，双亲又在重庆城里办公，我常常是独自在山上，与绕屋青松及百数鸽子为伍。父亲自己公余雅好阅读乙部及舆地，尤其喜欢读传记，因此家里多的是中外各式各样人物的传记。这些书籍成了我喂鸽子、看山光岚色之外的唯一消遣。当时我的国文水平不过小学程度，阅读文言的典籍颇有些困难。经过几度生吞活剥式的硬读，居然也渐能通其句读。大凡入传记的人物总有些可传之处，而他们共通之点大约往往可归纳为"历尽艰难，锲而不舍"八个大字。三年沉浸在这类的读物中，我的抑郁多多少少得到些调节，在自己心目中构建了一套做人的基本标准。
抗战胜利了，我也得到了正式入高中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由自己面对真实的社会，面对竞争，面对考验。这些幸而与我在离群索居时期建立起的一套做人标准并不完全扦格不通，我得以逐渐获得信心。学校中竞争的空气又挑动了我争强好胜的脾气，每做一事都认认真真地用尽全力。我逐渐把自卑克服，逐渐测知了自己能力的极限；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地自满，觉得自己颇有从心所欲的乐趣。
费孝通、许倬云（中）、金耀基合影
这一个自满的时期，幸而为时很短暂。高三上学期，战乱逐渐逼近家乡，城脚下满是南来难民的草棚。我们学校响应了难民救济运动。一次一次难民区的访问，把我又拉回真实的人生。一具一具只有皮包骨头的活动骷髅，又唤回了抗战时留下的死亡印象。京沪车上像沙丁鱼似的人群也使我时时疑问到人的价值。离开家乡前不久，学校中有过一次去乡下为难民工作。我编入一组充前哨的小组，搭了一艘快艇，在大队的几艘木船前面开路。驶出运河后，快艇如脱弦般驶离大队，直驶入三万六千顷的太湖。不到许久，茫茫水域，似乎只剩了这一只小船。在运河里ト卜作响的马达似乎忽然哑了，船后面的浪花似乎也不再翻滚得那么有劲了。刚出口时，同学们一个个披襟当风，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这时，大家又都静下来了。马达忽然停止，小船随波沉浮，四顾一片水光，方向莫辨。波光粼粼，寂然无声，界牌垭峰巅的惆怅突然又充塞在水天之间。
从那次以后，我做事仍旧尽力以赴，但是从来没有享到任何成就的快乐。任何小事告一段落时，惆怅往往把看到成果的喜悦冲淡，甚至完全取代。"尽力以赴"变成仅是习惯而已，我竟找不着可以支持这个习惯的理论基础。这一个时期，我尝试着从宗教中得到解答，但是我得到了吗?我还在继续追寻呢。
许倬云在美国留学期间
在美国读书时，由于住在神学院的宿舍，我颇得到些参"禅"说"理"的朋友。有一回在邻室书架上取了一本加缪的作品，竟花了一夜工夫读完那本书。这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喜欢引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作为人生的比喻。西西弗得罪了神，神罚他受永恒的责罚。每次他必须把石头推向山顶，而石头又会自动滚下来。但是倔强的西西弗每次又再走下山来，把巨石往山上推。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懊丧地在山顶坐下休息时，他已经承认了宿命的力量，但是，当西西弗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西西弗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没有想到，这次偶然拾来的读物，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我从自己的残疾得到一则经验：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一切过去的努力都将成为白废。同时，我经常面对的那种惆怅，由界牌垭到太湖，不时地提醒我，努力与成就都未必有什么意义。这两股力量的激荡，常把我陷入迷恫里。前者使我有一股对于生命的执著，凡事尽力竭诚做去；后者使我产生对于生命的漠视，也许竟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否定。经过西西弗式的提示后，我才取得两者间的协调。
我现在至少了解，石头不经推动得永远留在山脚下，纵然石头每次仍要碌碌地滚下去，我们仍不得不走下去继续刚刚失败的努力。我不知道哪一天石头还屹立山顶，但是我知道石头不会自己爬上山。
诗往往能把散文写不出的东西道出，我常有由表面似乎不相干的诗句得到"触发"的经验。这里让一首不甚知名的词，为我结束这一篇短文:
横江一抹是平沙，沙上几千家。到得人家尽处，依然水接天涯。口口危栏送目，翩翩去蠲，点点归鸦。渔唱不知何处，多应只在芦花。
——闾丘次杲《朝中措》
是的，走到水天又相接处，我们还不必回头，那边有去鹬和归鸦可看，更何况芦花深处，还也许找得着笛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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