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狂人”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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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生来就是一把刀，

被风霜打磨，

继而打磨风霜。

“建筑狂人”

走进浙江美院象山校区，

就会看到传说中的，

“杭州最难看的建筑”。

外面的人批评它丑爆了，

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却说：

说不出为啥，

就是愿意多待。

这场争议的制造者叫王澍，

是个建筑师。

导师齐康说他：

“这个人有才华，

但不太守规矩。”

不守规矩是一种委婉说法，

王澍这样的简直是狂傲。

“任何人都有叛逆期，

我的叛逆期比较长。“

象山校园引争议的一期工程，

让他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学术奖，

2010年，他又与妻子陆文宇一起，

荣获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

2011年，

他又获得法国建筑学院金奖。

同年年底，

被聘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荣誉教授。

世界仿佛急于给予王澍肯定。仅仅一年之后，王澍又拿到了建筑界的诺贝尔，

——普利兹克奖，而这个奖，只颁给最伟大的建筑师。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这样评价他：

“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

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

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荣誉加身的王澍，

是出了名的狂傲才子。

本科阶段他就放言：

“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

我算一个，我导师算半个？”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王澍在这里就读本科。

1981年，大学还重新开课不久，

师资水平有些参差不齐。

大二他“大放厥词”，“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这八个字。”

不再把希望寄托以老师，

王澍开始埋头自学。

回忆本科时光，

王澍总觉得，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大师班”，

是别人对他们那个班的戏称。

就连考试不及格的人，

都觉得自己有做大师的潜质，

他们会追着老师问：

“为什么给我不及格？”

半夜十二点，回到宿舍。你会遇到抱着《黑格尔》坐在楼梯口的人，也会在半夜三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看书的人还没回去。

在东南大学就读硕士，

他也是学校顶尖的风云人物。

他骂过梁思成，

骂过市委书记。

他评价中国的奢华建筑，

是“驴粪蛋表面光”

总而言之，

他批判过整个中国建筑界。

甚至他要狂就狂到底，

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

从梁思成一直批到他的导师，

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师，

他一个都没放过。

最后这篇文章，

经过修改和填补，

变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死屋手记》。

论文答辩的时候，

他不听导师齐康的劝阻，

将《死屋手记》，

贴满了整个教室。

老师们争议很大，

有的被气得发抖，

即使这样，

论文还是被全票通过了。

但是这一年，

他没拿到硕士毕业证，

论文落到了审查委员会手里，

他们觉得他过于狂妄了。

届时中国正在大兴土木，

出于王澍自身的文人气质，

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于是他选择退出。

带着妻子陆文宇，

在杭州隐居了六年，

“我不想做东西出来祸害这个世界。”

王澍和陆文宇的结合，

是一种完美互补，

“她是我的导师，

遇到她之前，

很多人说我是出家当和尚的命。“

陆文宇就像是王澍的影子，

同为建筑师的她和王澍一起，

站到了中国建筑一线，

“遇见她后，

我文人的孤傲抹平了大半。”

1997年，一位当时院里的年轻老师遇到王澍，惊讶道：“你整个人变化好大，你一点都不酷了。“王澍问：”我原来什么样儿？“他说：“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隐居的那几年，

王澍没有闲着。

“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张底牌，

我才有做东西的底气。”

他挽起袖子，

跑去和工匠们一起生活。

摸清楚钉子要怎么钉，瓦要如何捡···

他开始认真思考：

该走什么样的路？

十二年后，

妻子的影响让他对体制没那么反抗，

他拿到同济大学的博士学位，

选择在杭州中国美院任教。

一天，校长找到王澍，

“想请你设计新校区，

但是预算很低。”

王澍回答，

低预算和达到国际标准，

都没问题，

但有一个条件，

我要求绝对自由。

得到了自由，

转身他就在各个拆迁现场，

收集了700多万旧砖瓦，

后来这些废弃品，

出现在了新校区的墙面和屋顶上。

后来他又将这种变相的复原，

用到了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上，

开馆之后，

原定每天3000的流量，

却连续三个月过万。

好些游客，

指着墙上的老砖说，

这特别像我家原来院子墙上的。

王澍感动于这样的言语，

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种，

朴素、简单、纯真的

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

于是在普利兹克奖之后，

有人问他未来打算干什么，

他说，他要进行农居房的改造。

王澍的视线被浙江农村深深吸引，

那些价值极高的古建筑，

是历史，是根基，

他想把这些民居保存下来。

遇见了王澍，

是洞桥镇文村、大溪村的幸运，

或者反过来，

遇见它们也是王澍的幸运。

现代化的大厦多了，

村民们眼馋着高楼，

转眼看自己身后寒颤的老建筑，

动了拆迁的念头。

王澍的到来，

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村民却笑着说，

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受欢迎。

农民对乡村改造没有概念，

但直觉告诉他们，

这不是好事！

挨家挨户询问的过程中，

王澍感觉到，

村民们对他有些抵触。

这样的抵触，

让他有些发愁，

他开始学着耐心解释，

甚至有些低声下气。

农居舍的改造很有难度，

除却技术上的难度，

更难的是沟通。

起草设计图的时候，

他遇到了很多分歧，

有的希望厨房大点儿，

有的要停车库，

有的要加上柴灶和农具室。

“只要他们有新的要求，

我马上就改。“

王澍回忆那段时光，

说了这样的总结。

最后，他拿出了8套设计方案，

随村民自由挑选，

村民们一看，

觉得好看又实用，

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为了两个乡村的改造机会，

他做出了牺牲，

从不轻易接项目的王澍，

接受了富阳市政府的项目。

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

这些完成之后，

王澍正式开始了农居房的改造，

于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

王澍面对这排改造后的农舍，

“我不是在造一个房子，

而是在建一个世界。“

而从他的作品里，

我们隐约看出两样东西：

一份毫不将就的艺术，

一份为理想低到尘埃里的甘心。

古代的文人有一身傲骨，

他们不畏世道艰难，

坚持自己的“道”。

现代人越来越“聪明”，

心种的“道”也大都支离破碎了。

此时此刻，

我们不得不庆幸，

在当世文人风骨快要消亡的时候，

还有一个王澍，

撑起了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