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思想明星”？重新理解卡尔·波普尔

过时的“思想明星”？
重新理解卡尔·波普尔
文：德特马·多林  编：昭昭

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卡尔·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当波普尔在1994年 9 月17日以92岁高龄逝世时，他留下了重要的哲学遗产。而在他去世不过30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似乎已经明显地衰落。

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今天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

然而，这位“速朽的思想明星”真的过时了吗？似乎并非如此，他对理性、自由的探讨，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在如今这个时代似乎更显迫切。卡尔·波普尔是一位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史上悖谬性的命运。 

为此，特别选编了德特马·多林一篇文章，让我们重新理解波普尔，这位卓越而速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

▌二十世纪，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

二十世纪的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过去时代的愚昧落后嗤之以鼻，自以为已胜一筹。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们在做出这种估量时要慎重。

必须承认，多数人福利的增进以及我们这一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确实为人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自负感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的后代们将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这一个世纪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的结论吗？

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

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要说这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

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

▌波普尔，个人自由的理想

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

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时候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日落西山、反纳粹和抗日战争达到尾声和高峰的时候。

卡尔·波普尔，也就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后来有一次声称写作这部作品是“他为战争所尽的一份力”。最多可能还有一位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尔·波普尔1902年7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在这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如此多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对奥匈帝国的专制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


由于波普尔的犹太血统，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尤为强烈。这种犹太血统使得他在部分有影响的、日益热衷于反犹太主义的保守阶层中变得可疑。

在他的年轻时代，波普尔最初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还变得强烈），但是，当他在战后时期的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抛弃了它。

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不过，政治最初并非处于波普尔的知识兴趣的中心。他从1922年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然后修完了木工学专业，然后暂时从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学位。

1930年，他与约瑟芬·阿娜·海宁格结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妇俩携手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保守的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掌握了政权后，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政体里，反犹太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可忍受。波普尔估计希特勒德国不久将要“接收”这一国家，对于他这样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和犹太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严重的生命危险。

还赶在1938年奥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国之前，波普尔和妻子就开始流亡国外。1937年，他已经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学接受了一个教席。波普尔在那里远离欧洲的战事，首次系统性地从事了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1944年，英国专业刊物《经济学》分两期刊载了《历史主义贫困论》——该文在后来被合并出版成书。波普尔在文中从以下信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

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这些定义然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世界构筑入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

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利用这样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最后关系到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它把“全体的”集合概念（比如“社会”、“阶级”或者“国家”等概念）如此对待，似乎它们要比只是出于舒适理由而选择的对复杂的事实关系的缩略要来得多。

这一行为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

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政治观称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比如所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希特勒的纯粹种族国家思想就以这种政治观为基础。

波普尔认为，所有这些“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哲学危险的误区似乎在于：它们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非分要求”。这些哲学用一种可以简单运用的一般性知识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蛊惑人心。

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这一现实世界是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须总是从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出发。

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极权的社会计划方案。进步总只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是“零星社会工程”。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

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它是一种“封闭社会”。

与哈耶克几乎同时以其《通往奴役之路》所试图做的那样，波普尔的这部著作较少地针对极权主义的公开的追随者（他们几乎是不可救药的），而是更多地面向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也想拥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并未由此吸纳与之相容的思想。

如同哈耶克把那种国家对运作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自以为无害的干预看作一种对整个自由的潜在的危险一样，波普尔对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警告，这些思想家享有作为“古典主义者”的声望，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表面危险性。

如此系统性地对哲学神话进行尖锐批判，如此多的“纪念碑”从其底座上被掀起，这是罕见的。

波普尔的这部著作把柏拉图的哲学国王们的严格等级制国家、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美德思想的实现这一执拗观念，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当作是我们这一世纪中所发生的暴行的思想来源而加以揭露。

人们不应因为这些自以为“人道的”古典主义者就是古典主义者而简单地接受他们。人们必须使之接受批判性的检验，一旦接收检验，这些古典主义者还往往几乎经受不住。

这应当是重要的，因为从学术角度看“毫无意义的”概念大多为人们的幸福和自由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

哲学家格拉尔德·拉德尼茨基说：“波普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由于他的学术成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64年授予他爵士头衔。

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

刘擎老师说：“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两大领域，同时做出了永被后世铭记的贡献：在科学哲学上，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他是哈耶克的“战友”，对乌托邦主义和社会工程的进行理论上的清算。

他在这两大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实际影响：不仅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推崇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没有他的思想，德国的“现代化”将失去最重要的指导。然而，他和他的思想却被人们遗忘了。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卡尔·波普尔两部最重要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贫困论》：前者被誉为是“对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判”。后者虽然仅有127页，却以逻辑严密、字字珠玑著称，被誉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节选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编辑需要有节删，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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