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识分子的严肃八卦
1920年3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当时的师辈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是有血有肉，并且十分有个性的一群人。
▍鲁迅兄弟的无聊生活
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京，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黄侃胡适互相恶搞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在北大国文教授中，黄侃是坚持文言文者之一。他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有一回黄侃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
▍胡适与白话文
胡适为了批评古文派，写了首一百多句的白话打油诗给梅光迪，自称这是生平所写最长的一首诗，诗中写道：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听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胡适不仅写了许多“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之类的打油诗，也创作了不少精致隽永的抒情诗。1980年代曾红遍神州大地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原词《希望》便是胡适的大作。
▍蔡元培：曾帮陈独秀伪造履历
1915年，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的做法，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五四学潮发生后，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学生当成搞政治活动的靠山，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蔡氏的性格与做人原则。于是，他留下一张条子，出走了事。
周策纵先生曾经说过：
“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
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
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
《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
“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周策纵（1916年1月7日－2007年5月7日）
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说：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
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
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
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阿城老师也说：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国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算是第一次知道关于“五四”的另一种讲法。
罗素夫人阅读此书后亲笔致信周策纵：当我读你的《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因为我要为这书而感谢你，我必须恭维你在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而最权威者莫过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的批评：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20世纪末，周策纵享誉全球的《五四运动史》才得以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岳麓书社1999年“海外名家名作”丛书排名，《五四运动史》名列榜首。此后，《五四运动史》一度绝版。现有幸复活该书，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周策纵精选作品系列”）。
▍延伸阅读
叔本华：如果我们明智的话，就会在思想和说话之间保留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