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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秦晖：有趣、好玩儿、带些痴
▍忘性最大的“好记性”
我们在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赵俪生先生经常夸秦晖的记性好，说“这个小广西过目不忘，真是‘史学癖’‘历史狂’啊”，以至于在兰大一时传为美谈。还有人形容秦晖拿一本书在眼睛边上“来回拉几道”，就看完记住了。刚开始我也挺惊讶，这人脑子里装下多少东西啊！每每涉及历史上的地名、人名、年代、史料都能脱口而出，再复杂也不会混淆，讲起历史来比他平时说话顺溜多了。
赵俪生先生和他的嫡传弟子——“七只九斤黄”，右三戴眼镜者为秦晖
记得我们进校后就进行了研究生第一外语过关考试，考试过关即可免修。他一个从未有过外语专业学习经历的人，在第一轮过关中就与一位译过四本英文书的老翻译并列第二名。第一名是位华侨，英语是母语，口语比英语老师还好，当第一名大家自然心服口服。可是秦晖这个第二名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闷不吱声的“小广西”，和我一样是69届初中生，考研前学两本《英语语法》就一下子能英语过关？那一年的英语题我也做了，只得了16分。
我是真心想向他请教学习方法。有一次我们冬天打扫教室，他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我在下面递抹布。我看着秦晖解放鞋里不穿袜子的黑黢黢的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调侃他一下，狡黠地问：“秦晖，你外语过关的诀窍是不是不穿袜子？”没想到这老兄没有一点幽默细胞，一本正经地答道：“那你把袜子也脱了。”噎得我不知如何作答，可算领教了这不善言辞的小师兄了。
不善言辞的小师兄 | 金雁 绘
紧接着他又投入到第二外语——日语的学习中。我有一位大师兄，在“文化大革命”中花了十年时间自学日语，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日语权威。在我们刚进校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像看中文书一样阅读日文资料了，而且为帮助我写学年论文，还给我翻译一篇日文论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没有想到仅仅半年时间，秦晖的二外日语以全校第一名通过，分数在我师兄之上，搞得他很没面子。那时候我和秦晖还不太熟，我们都觉得肯定是老师判错卷子了，我还自告奋勇要去帮师兄查卷子。后来我才知道，秦晖只不过是善于考试罢了，应用的能力当然比不得那些多年训练的人，听说能力就更不行了。
1975年，金雁（前排右一）在兰州大学俄语专业学习期间
但即便这个考试能力，在那个年代已经让我刮目相看，在我们第一届研究生中也都传开了。后来我和秦晖去日本，发现他的阅读能力还凑合，口语基本上是哑巴张不开嘴，至于听力就更不行了。我问他日本人说的是什么，他答：“说的是日语。”这不废话吗？还用你说。不过我俄语听力也基本上还给老师了，也不好嘲讽他。
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论国内国外，即便是他第一次去的地方，他也会如数家珍一般告诉你，这条街道以前叫什么，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过了这个路口在哪里转弯……往往叫当地人都目瞪口呆。可是在生活中会发现，他的脑子就像一间房屋，只能容纳下他感兴趣的东西，至于其他是储存不进去的，所以他也是出了名的“迷糊虫”和“无脑人”，属于“记性”“忘性”都很突出的类型。
有时候我出门上课前看见他在穿袜子，等两节课下了回家，看见他在穿另一只脚的袜子，我就会很纳闷：“难道你的袜子有两公里长，为何会两三个小时都穿不完呢？”显然这期间他手里攥着袜子去干别的事情了，回过神来发现手上一只袜子、脚上一只袜子，才去穿另一只。
秦老爹穿袜子 | 金雁 绘
秦老爹脑子够用起来显得比谁都好使，但笨起来比谁都笨。有一次我们一行好几人搭乘地铁，大家手持一卡通鱼贯而入，到了他却意外卡住了。秦老爹显然不知在想什么，脑袋短路忘记该如何过地铁闸口，只好冲着最后一个人大叫：“我过不去啊！”我没好气地转过身来，隔着闸门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卡通，递到他手里，让他像别人一样照猫画虎刷卡进来。就这么简单的事，他犯起迷糊来真让人哭笑不得。
刚工作的时候，我们住的是教工筒子楼的一间宿舍，没法起火做饭，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带着水壶、饭盒去上课，有时会在学生食堂和同学们边吃边聊。但有时候下课比较晚，食堂没什么菜了，我就会先回宿舍，用煤油炉下点挂面，或者简单做个西红柿蛋花汤、拍个黄瓜什么的，让秦晖去食堂买两个馒头顺便捎一壶开水回来，想着两人协作毕竟会节省些时间。
结果发现一个规律：他每次都只能拿回来一样东西。买馒头的碗回来了，提开水的壶就会丢在食堂里；一壶开水提回来了，买馒头的碗又会扔在开水房。每次询问“另一样东西呢？”他才会像大梦初醒一般匆匆又回去找。好在这些东西一般都丢不了，下楼再跑一趟都能找回来，原本为了节省时间，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他下楼去给自行车打气，十有八九打气筒是有去无回的，为此我们买过好几个打气筒。洗了衣服让他晾晒一下，他就会空手回来，问他“盛衣服的盆呢？”这才恍然大悟匆匆返回去拿。每次想让他帮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更费工夫。买菜的时候如果不记在一张卡片上，“白菜、萝卜、黄瓜”就会变成“土豆、茄子、洋葱”，这个时候我就会感慨，你枉担了记性好的虚名，其实是天下最没脑子的人。做好了饭，他下楼去取个报纸的工夫，都会溜到不知哪里发呆去了。以后出于无奈就彻底免除了他在这方面的“劳役”。
以前在陕西师大，那时候我们一个楼道里每家轮流值日一周，负责打扫楼道和楼前的一块责任区域。有时候因为我要照顾女儿或者去上课，就让秦晖承担这项任务。我们倒垃圾的地方是在每一层楼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垃圾道，秦晖扫楼道很认真，但可笑的是，撮垃圾的簸箕总是会随着垃圾一起扔掉。第一天把我们家的簸箕扔进了垃圾道里，他不好意思说，第二天就从邻居家里借簸箕，结果簸箕和脏土又“同归于尽”了。
这老兄可能想着，过两天清理垃圾的人来了，就能找回来。第三天再次借了楼下老师家里的簸箕，又是同样的结果，真不知道他拿着簸箕的时候在想什么，怎么就不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呢？也许在想前两个都扔进去了，索性第三个也下去吧。后来邻居找上门问他簸箕呢？他赶忙跑出去买了一摞三个新簸箕回来，挨家敲门还给人家。他也不告诉我这件事，还是邻居跟我说借去的旧簸箕怎么变成新的了，我才知道其中原委。怪不得我还纳闷，他怎么关心起清理垃圾的时间了呢？
对秦老爹来讲，眼镜是最重要的随身物品，没有之一，可是偏偏眼镜是几乎每天都要寻找的东西，一天到晚就听到他用壮语在呼“镜达谷（我的眼镜）？”“镜达呢？”还一边找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就没有人发明一种有铃声的‘镜达’，我一按按钮它就会‘回应’？”为了克服这一困境，他往往一配眼镜就是好几副，有的眼镜因为经常戴会习惯一些，但一般情况下总是刚刚戴习惯就会“失踪”。几年后，要么在一本书中发现，镜片早已碎成渣了，要么裹在一叠杂志下面，在处理废旧报纸时才被发现。
在陕西师大唐史学会前合影
▍脑子会“短路”的人
秦老爹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让所有的东西“移位”。如果家里两天没人，就他自己，会发现筷子不在筷子筒里而在沙发上，书不在书架上而在床上，茶杯在洗手间里，碗在电视背后，眼镜夹在书里，袜子往往只能见到一只，让人慨叹他制造混乱的能力。一般情况下，他吃了饭不洗碗，因为饭渍干了以后十分不好洗，就拜托他接点水泡起来。等回来一看，厨房水池子里满满一池水上漂着两个空碗。你指责他，他还狡辩道：“你也没说，要把碗像潜艇一样沉在水底。”
后来我才琢磨出他的特点是大脑好小脑不好，这种人往往手脑不协调，不像我等常人一样“均衡化”。以前热牛奶的时候我都会嘱咐他看着点锅，不要让牛奶溢出来，可是每次都会听到他在灶台前大喊大叫“扑出来了！扑出来了！”那你倒是下手端锅或者关火呀，只看见他举着双手不知所措。事后问他：“既然怕牛奶溢出来，你怎么不早下手啊？”他就会说：“我看的时候还没有溢，可是转眼的工夫它就冒一锅台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秦老爹在演讲
你会觉得他脑容量足够大，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短路”。他经常可以做到视而不见，很多次我在路上碰到他，只见他像梦游似的礼貌性地点点头，像是遇到某个不太熟的同事。我瞪着眼睛冲他使劲点头，指望他能够“想起”我是谁。一般情况下他都会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偶尔会恍然回神到正常状态。一次我和女儿在院子里打羽毛球，碰到一位外地来的人找秦晖，我们并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只告诉问路者具体怎么走。等我们返家时在电梯口就听到了他的大嗓门，正在尴尬他如何向客人介绍我们的时候，只见他旁若无人地从我们之间穿行而过，压根就没看见……
女儿小时候学习走路，他在旁边看着孩子晃晃悠悠要摔倒，也是只会喊不会伸手。我会在比他远的地方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接住孩子，问他：“这个动作难吗？”我去上课，他在家里喂孩子吃饭，面条很长，他不会想到用筷子夹断了再喂，而是让孩子像小鸟一样仰头张嘴，他站起来把长长的一根面条一点点放下去。那个姿势如果当时拍下来堪称一景。
有两次我们去朋友家里做客，大家都把鞋脱在门厅，出来的时候各自穿了自己的鞋与主人告辞。有人东找西找，然后问：“我的鞋呢？”人常说鞋合适与否，只有脚知道，所以是不是自己的鞋，一上脚就能感觉出来。这种情况下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秦晖，往他脚上看，果然他穿着比自己脚大一号的鞋站在那里浑然不觉。我就告诉他：“你穿了别人的鞋。”他很无辜地答道：“我感觉就是我的鞋。”其实别人的鞋无论颜色、款式、大小都与他的相差甚大。还有一次，他冬天穿了一双棉拖鞋去上课，我发现以后对他说，这样不好，不符合教师的课堂仪表。猜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两双鞋有区别吗？”
秦老爹：“我的鞋呢？”
▍穿着随心所欲的教授
秦老爹穿衣服很随便，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人甚至认为属于“名士风格”。但是有些场合，过于不拘小节会让人哭笑不得。以前在陕西师大上课，他经常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斜挎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手里攥着讲稿，像插秧一样站在讲台上。他嗓门很大，上课总爱说“是吗？”“这个很简单”之类的冗言。我们同时给85级开课，尤其当夏天开着门上课，他的大嗓门总会影响到我的课堂，整个走廊里都听到他的“是吗？是吗？”搞得同学们支棱着耳朵听他讲什么。
秦老爹对穿什么毫不在意，根本不往心里去。给什么穿什么，不要求他换衣服从来想不起换。有一次给他一件干净衬衣，可是却找不到换下来的衬衣。我好生奇怪，人都没动窝衣服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在床下枕下找了半天，突然想起来对这种人不能按常规思维考虑，就把他的衣领扒开看，果然两件衬衣叠穿在身上。以后我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把脏衣服收走，把更换的放在床边。他起床有时候没看见衣服，就会坐在床上大喊：“我的衣服呢？”从来只有董永偷七仙女的衣服，为什么到我这里会反之呢？
从西安刚到北京，进入中农信工作的时候，那栋写字楼不允许男士穿短裤和露趾凉鞋进入，他每每被门卫拦下。次数多了，所有的门卫都认识了“喜欢短打扮”的教授。他愤愤不平表示，为什么女士可以穿裙子和露趾凉鞋，男士就不行呢？有一次德国总统到北京和一些学者座谈，毕竟事关外交礼仪，大家都西装革履准时准点到场，只有他穿着旧夹克衫拎着一个烂纸袋子，下课后急忙赶去。因为赶得满头大汗，落座以后撸起裤管就发言，感觉像在田间地头一样。我想德国总统心里肯定会犯嘀咕的。
有一年夏天开国际会议，包括他在内的五人正襟危坐地在台上发言。别人都是衬衣、西装、领带，再不济也是短袖衬衣、长裤、领带。只有秦老爹凉鞋、短裤、短袖衬衣显得格外突兀。一些朋友知道他着装随意，往往会在会议通知上特意为他多嘱咐一句“注意着装”，或者“要求正装”。很正式的着装会弄得他浑身不自在。
我也知道他不会根据场合调整穿着。如果出国开会十天，我会给他准备五件衣服，告诉他前五天每天必须换衣服。他问：“五天换完了，以后没有衣服穿怎么办？”告诉他可以再换一轮。他说：“既然这样，那几天换一次有何不可？不是同样道理吗？”我告诉他不一样，每天换衬衣，一来表示对会议的重视和对别人的尊重，二来显示出管理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弄不清爽，何谈其他？可是他的思维不同常人，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别人穿了什么，我只注意到他讲了什么。如果我的洞察力放在穿上面，那还是我吗？”结果不管带去几件衣服，他就只穿一件。这才真叫“轴”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所以每次出差带了换洗衣物也是白带，偶尔换一次还会把换下来的衣物丢在酒店里不带回来。有一次出国，一块没吃完的黄油和西装搁在一起，生生把新西装给毁了。如若穿毛衣，一般是正一天反一天，反着脱下来就正着穿，正着脱下来就反着穿；对鸡心领的毛衣他大概可以分出前后，对圆领的毛衣经常拎起来不知哪面是前哪面是后。告诉他一个识别的方法，让他记住有商标的是后面，可是他照样出错。他经常去参加一些很严肃的会议，回来看拍的照片，反穿着毛衣脖子底下卡着一枚商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一气之下干脆剪了商标，不分前后就不分前后吧。而且他认准哪个式样的衣服，即便穿破了买新的，也要照旧的再买一件。有人感觉他多少年来就穿着一件衣服，其实同色系、同款式的夹克他有好几件，即便换了别人也看不出来。他说：“女人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她每天都在换衣服，我就让别人感觉从来就是一件衣服。”
秦老爹掉了上下两颗门牙，吃东西不得劲，刨咬的能力下降，他又不爱戴假牙，自嘲说：“我要是自然界的啮齿动物，就会被淘汰。”又没法种牙，因为牙床基础不好，种植的根基站不住，等于土壤疏松，栽种了树木也不牢固。所以每次吃水果都会刨出一道垄。
他说：“我这是在实行赵过的‘代田法’：‘一亩三圳，岁代处’。”我一时没明白，经查知道出自《汉书·食货志》，是汉武帝时的赵过提出来的。赵过是西汉的搜粟都尉，他在干旱地区推广过一种耕作方式：在田里开沟作垄，形成沟垄相间的条状，作物种在沟里，第二年沟垄互换。说白了其实就是轮耕制，以恢复地力。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代田法”实施后，“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心想学历史的人就是不一样，掉一颗牙也有如此说头。缺位的牙一直没补上，于是“一亩三圳，岁代处”的“代田法”还一直实行着。
秦老爹在书房
▍张口就改歌词
秦老爹喜欢唱歌，拿起简谱就能唱，且音准很好，从不跑调。但是KTV里的流行歌曲他一首也不会，他唱的全是和历史知识有关或与他的研究相辅相成的歌。比如二战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的、宗教的、各国国歌、外国情歌，甚至包括采风的酸曲之类。
我们每次散步都有一个话题，一般说来以相互讲历史为主，或者讲中国通史演绎，或者全世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逐一在嘴上漫游。但是也有一些七七八八偏僻的题目，或者讲全世界的大河以及水库，或者讲兵器知识，或者唱外国民歌三百首——这是老知青的保留曲目，凡是插过队的人都能唱几首，但是秦晖熟知的歌曲显得更“刁钻古怪”一些。
秦晖的音域不宽，音色比较单调，但听觉记忆不错，只要兴趣高涨一口气唱几十首歌不在话下。为了不“大混战”，每次我们都定一个主题。比如规定是“二战”主题，且对立阵营的歌都要唱，不能只唱一边的，唱完苏联歌曲，我一定也让他唱德国的《党卫军之歌》《我们的隆美尔》。其实就旋律来说，苏德两边的歌曲极为相似，都是慷慨激昂、鼓舞士气的进行曲，而且歌词都是以正义的化身自居，有强大的气场，绝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电影中展现的“反动派”音乐那样猥琐和阴暗。不知道的人很可能会把德国法西斯的歌误认为是苏联红军的歌曲。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们在旷野里散步，混浊的空气使那一轮满月发出黄光，有些凄凉和惆怅。秦晖突然兴之所至唱起了词调，一剪梅、贺新郎、菩萨蛮、忆秦娥、孤雁儿、蝶恋花，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很好听，也符合当时的意境。有些中间歌词记不清的地方，就胡乱编排含混带过。我很感动他为我唱这些词曲，望着他想说点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没有理会我，沉浸在自我当中，就知道他不是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好像他突然打开了中国曲牌的记忆大门，一发不可收拾。可转念一想，能有幸成为听众也不错。
这个发癔症的老兄，不是你想让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而是他信马由缰想唱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正月十五的鞭炮声远远传来，他一口气唱了十多首曲，被混浊的空气呛得直咳嗽，这才意犹未尽地住口，并不忘告诉我说，宋代早期的词牌大多是香艳、伤感、惆怅和悲秋的，后期才有了像“破阵子”“满江红”这种大气雄壮带有阳刚气的词牌。他的知识讲解并不错，但是一下子就破坏了刚才唱词牌时的意境，真是职业病，非得把淡淡思绪和情调变成煞有介事的课堂教学，不懂情趣。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突然讲起在农村采风时收集的酸曲，便一口气唱了几首。有的已经被《刘三姐》采用，“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思）”；有的还保留原初状态如“想妹多、想妹多，吃饭当吃药，睡觉睡不着”；还有更“黄”的，“席子垫妹，妹垫哥……”之类。
据说他当下乡知青时被县文化局借调搞民间文艺创作，在农村收集山歌小调的时候发现全是这些“黄曲”，因为觉得不符合时代精神，再加上年纪小害羞，初次接触民间直白火辣的东西，就只把曲调记录下来而没有记录歌词。现在想想其实这也是一笔财富，虽然每个地区的民间都有类似的“酸曲”，但南北方言的差异使得曲艺的表现有所不同。
我还看了他当年用这些曲调改写的壮剧、彩调之类应景的宣传剧目，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材料，有文献价值没有欣赏价值。我倒是对民间原始的东西兴趣更大，因为那是这些曲调可以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他能够记起来的已经不多了。
2011年大唱“红歌”的时候，他也唱，唱起20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中讽刺言论管制的《茶馆小调》、骂通货膨胀的《五块钱》、骂警察的《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还有《民主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很多歌都是他父亲当年搞学生运动时唱的（他父亲在1947年是桂林师院，即今天的广西师大的学生会主席，是反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说在革命党阶段，真正的“红歌”都是抨击现实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只能叫“保皇歌曲”。
秦晖改歌词的功夫也很有趣。比如《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他过去为了吓唬女儿不要到处乱跑，填词为一首《大妖怪》：“在马路边的高楼里住着一个大妖怪，那个妖怪他不吃别的专门吃小孩，妖怪的牙齿很锐利它的爪子很厉害，捉住小孩一口就将那小手咬下来。”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原歌词。他记谱的能力很强，很多曲调张口就来，却往往记不住歌词，改词几乎不假思索，且每次都不一样，很少重复。
有次他看到电视上关于车臣“黑寡妇”的新闻，便随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改成“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安装了一个定时大炸弹，哎呀，怎么去见我的妈”。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我们直骂他没良心。早上吃药的时候他会以《我是小海军》的调子唱：“我是个药罐子，呱呱叫的药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药，将来还得死。”有时我会问他：“今天吃什么？”他套用《橄榄树》的曲调唱道：“不要问我想吃什么，面条大饼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树皮也可以。”
如果他做错什么事被我批评，他就用《劳工神圣》的曲调唱：“被压迫的是我老公，被剥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们来创造，社会呀我们来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应做世界主人翁！”有时我们意见不一致，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就会将《说打就打》改唱为他命名的“革命老婆进行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嫁个大灰狼，他吃兔子腿，我啃兔子头。”我说，这明明是“夫权家长进行曲”。又把《我是一个兵》改为：“我是你老公，管得比你宽，你要是不听我的话，罚你跪搓板。”
由于我们作息时间不一致，有时候他会在凌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跑过来对着睡眼惺忪的我深情款款地唱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或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之类的古曲，让你在睡梦中有一丝感动。待到醒来想让他接着再唱时，坐在电脑前的他脑袋就像短路了一般，接不到那根线路上了。
金雁任职供销社时的留影
▍天下没有不想去的地方
要说秦老爹的爱好，“旅游”无疑可以排在第一位。可能他在旅游时分泌出来的多巴胺比较高，带给他快乐感。也许是童年时在地图上漫游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刺激，好像天下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有人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去战乱中的缅甸，是我替他答复的，说“这个环节可以略去”。因为我知道，越乱的地方他的兴致越高。还有人问他愿不愿去南美的一些小国家，说整个旅途会很辛苦。这些困难因素压根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火星他都愿意去”。我曾说，如果要问什么是秦晖的“软肋”，“旅游”绝对算一条。
有人说，“伴侣好找，旅伴难觅”，因此日本有“成田机场分手”之说，意思是指一对情侣出国旅行，因秉性脾气、爱好情趣、生活习惯不同，一路上摩擦不断，回到成田机场就从此“拜拜”了。此话不假，如果不是报团的旅游，完全自由行的话，是很考验相互默契和应变能力的。所以电视荧屏上《爸爸去哪？》《花儿与少年》之类的“真人秀”节目很火，就是因为其意外性和戏剧性是一大看点。对我而言，秦晖算不算得上“好伴侣”另说，但绝对可以算得上一个“好旅伴”。
我女儿曾把秦老爹戏称为“天下第一导游”。他经常在出游时因迷倒一票人等而备受赞誉，即便是“当地通”，也对他如此熟知当地掌故惊讶不已。他的解说加上图片，立马就可以成为一篇图文并茂的佳作。女儿曾列出与秦老爹出游的三大好处和三大劣处，我基本认同。
与秦晖一同出游的好处在于，第一，他的导游是有历史厚重感的，而且真实，绝不是旅游点上说得天花乱坠的故事可以比的。他就像考古挖掘现场一样，会按文化累积层一层层递进，讲清因果关系，讲清有文字记载不同，还有旁证和自己的看法，显现出历史学家与导游的区别。他经常能从导游附会添加的“野史故事”中听出“破绽”，加以纠正或指出逻辑漏洞。很多专业导游很怕遇上这种“较真”的学者。记得我们在美国、意大利、土耳其旅游的时候，他几乎一路纠正导游的错误，搞得人家很下不来台，就刻意回避他。可偏偏这位老兄缺少“眼力见”，又好奇心极强，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一边纠正导游的错误，一边得了机会还要问导游，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忍俊不禁。
第二，他的讲解是有立体感的，上到自然资源的山川河流、矿产储备，下到建设开发、拆迁征地等社会问题；他的导游又是有现实感的，有人文关怀以及比较意识的，所在国家的国歌、党派政治人物无一不关心，无一不涉猎，往往还会与中国联系起来。有一次在捷克旅行途中，他介绍完捷克的风土人情之后，突然兴致大发，唱起了捷克国歌，捷克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举得高高的以示赞许。在波兰，他和那些老团结工会人一起高唱《团结工会会歌》，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第三，他的识地图能力相当于一个GPS，只要一图在手从来都不会走错路。这可能得益于他小时候喜欢看地图的习惯，在还不太识字的时候他就爱看地图。那时候有很多竖版的书，阅读顺序和横版的不一样，所以他把黎巴嫩读成“嫩巴黎”，心想这个“巴黎”比较“嫩”，法国的“巴黎”比较“老”；把“板门店”记作“门板店”，想着那个地方一定是卖门板的；或者认错其中的字，比如把“立陶宛”读成“立瓷碗”，不一而足。这种认图习惯使得他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游刃有余地行走。
如果是一行人出国旅游，外语好的人有的是，但是认路的能力我还从没见过比他更好的。他带着我穿大街过小巷，沿途还不忘顺便去几个有典故的地方，从来不走重复路，正当我怀疑他带的路是否正确的时候，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从哪个小胡同里钻出来，住所就在眼前。我们去华沙的时候，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在此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起初他总是问我哪里有什么，路该怎么走，后来发现我这个“路盲”根本靠不住，索性按图索骥，绝对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效率最大化。
当然，秦晖的导游也不是没有短板。他的那一套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有时就嫌他厚重有余轻松不足，知识过于密集，趣味性不足，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本来人们旅游是为了换个环境而放松的，跟着他听一天信息量太大，没有了那种悠然自得，而是紧张得像打仗一样。女儿就不理解地问道：“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是出来玩的，还是出来玩命的？”每次出行回来，我都需要休整多日才能恢复元气。
好多年前他带着女儿和小侄子去历史博物馆，对着一个橱窗讲起来没完没了。小孩子哪有那个耐心，我女儿敢怒不敢言地无奈跟着，小侄子早就一溜烟跑开了。旁边倒有一个听众很喜欢他的讲解，一个橱窗不落地跟着听得过瘾，连称“高人”。后来我小侄子自己看了一遍回来说：“姑父，我已经从当代社会回来了，你怎么还在原始社会呢？”可见这种讲解多么不适合小孩子的口味。
与秦晖一同出游的三大“短处”，首先，他的旅行不是享受型的，而是受苦型的，甚至是自虐型的。因为他有“旅游兴奋基因”，别人不见得能够始终保持这么饱满的情绪。有一次冒着南京39—40℃的高温，他带我们去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戏称，在大屠杀纪念馆的三十万人后面再加上三人，因为我们三人是“热死”的。另一次在新疆吐鲁番盆地45℃的高温下，他带我们去看戈壁古墓，我因为中暑差点没命断在古墓里。
其次，由于他的安排过于饱和，总怕某一处地方的历史古迹有遗漏，每天都累个半死。再加上他是个“照相达人”，用张鸣的话说，他一路走过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都要一网打尽”。像我这体力好的人都吃不消，到最后疲劳感抵消了兴趣，也就兴味索然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每每要和他分道扬镳，说宁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看行人也不跟着他乱跑了。
还有，他一般不去成熟的大众景点，而要去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抚州，为了去看宋代思想家陆九渊的墓，一路走一路问，在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硬是在一个荒草萋萋的山坳里找到。在意大利，为了去看墨索里尼“萨洛社会共和国”的旧址花费了很多时间，而错过了大众化的经典项目。他的旅游项目里也没有购物这一条，觉得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购物上不值当，更何况国外旅游点上90%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而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很不爽，我们的逻辑是“不花钱的女人还叫女人吗？”所以五天以上没有购物环节我们就会“罢工”，拒绝与他同行。当然我们所谓的“购物”，无非也就是在商店里看看。
▍“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
秦老爹的作息时间之混乱，就像没有生物钟的人一样。经常是我起来的时候他躺下，他起来了我却按照正常作息该睡觉了。在很久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居所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因为书多，就更显得凌乱不堪。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得了，反正是轮流睡觉，一张单人床足矣，还能节省些地方。即便秦晖正常作息，他经常也会睡到半夜穿着裤衩背心消失一会儿，就像梦游一样，再悄无声息地躺下。你问他干吗去了？他说：我写了几行字。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随手涂写了几行字的纸头。他也会在卫生间里大叫：“送一支笔来！”我们干脆就在厕所里搁上卡片和笔，以便于谁想起什么来，拿着也顺手。
秦晖就像明太祖订立“片板不下海，寸货不入番”的规则一样，给我们规定“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以防我们把他随手记下来的灵感当垃圾扫地出门。结果家里像个废品收购站。他的桌子凌乱无比，遍布灰尘，即便如此，是不许整理的。他自己就夹在连胳膊都伸展不开的窄窄的一溜空间里写东西。
我们现在的住所不算太差劲，但是架不住秦晖不断往里塞东西，家里的书已经到了要“流”出去的地步。摆在门口的废旧报纸堆经常会垮下来，以致从外面回来连门都推不开。赶上我们俩连续有课的日子，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窝火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拿来找东西了。”
秦老爹在书堆前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出差几天，赶快归置一下，虽说杂乱的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整治，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否则他的“乱”就会导致我的“躁”，特别容易起无名火。每次他刚一出差，我立马进行“大扫荡”式的清理工作，从桌子上和床上能清扫出半簸箕的废纸垃圾——当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丢掉的，只能往起摞一摞。等到擦干净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总会长出一口气，有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我知道等他回来但凡找不着什么又该大喊大叫了，说每一个纸头都有特殊的用处。
秦晖并不高产，写作速度一点也不快，在网上大量查阅就不说了，在家里翻书每次都弄得像抄家一样，案头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他所需要的空间是他身体的数倍，有多大地儿就能占多大地儿，写文章铺的摊子大，经常是满床满桌的资料文献，搞得他自己没处睡觉、别人无处下脚，把他的“存在感”尽可能地扩散至任何地方。
再加上他是大脑好、小脑不好的人，动作明显不协调，不能从事体育不说，也会影响到写作。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十分成熟，只欠落实到纸面上，但这个过程往往滞后得不行，甚至超过构思过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编辑朋友。答应人家的文章倒也不是虚晃一枪，应该说呼之欲出，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答应了不算数的情况经常出现。
秦晖的扩展能力很强，且习惯于自学，从来没有个学科边际，想到哪学到哪、关注到哪。这是与科班出身的人最大的区别，不老实待在专业“围墙”里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溜达溜达就窜进了“别人家的园子”。因为“问题意识”特别广泛，常常是写着这个话题，又有了另一个关注点，这种“拓展方式”也是文章难以按时完成的一个原因。
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学习，他的“通”使得他能够自如地跨越时空，穿梭在各个断代的世界历史中。但是负面结果经常是把编辑的耐心“透支”光了文章还不见出手，一拖再拖。这时候我就想起他们小学同学讲过，他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不喜欢他，因为他经常不按时交作文。他自己说，倒不是没有写，而是每次越写越长，收不了尾。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作为编辑的女儿屡次约稿被“闪”，气得她说，“有时候真想把这种作者给杀了”。我想每一个向他约过稿、催过稿的编辑都有过苦恼的记忆。
秦晖的电脑经常坏，其频率之高超过一般人数倍，周围的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学生、亲属、同事，凡是稍微懂电脑的，都为他修过电脑，几乎可以说能烦的人都烦遍了。电脑对秦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一旦电脑出了问题整个人就立马“毛”起来，完全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不停地打电话到处求救，走马灯一般请人来帮他。这种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我们娘儿俩都知趣地躲得远远的，知道此时惹他是自讨苦吃、自触霉头。而若有哪位精通电脑的编辑帮他一把，他当即肯定最好说话，绝对有求必应。
▍“拖沓天王”与“半部书稿”
秦老爹是哪吒的爹——“拖沓（托塔）李天王”。他很少有按时交稿的时候，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半部书稿”躺在书架上和电脑里。这些“半部书稿”是怎么来的呢？
在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各忙各的论文，时间全由自己掌握。两人埋头在各自的专业里，恨不能把十年的欠账全补上。成家以后我们在陕西师大工作，与当学生时的模式变化不大，在课堂与食堂之间出入。曾有同学问我对婚姻的体验，我说，就是把宿舍里的女生换成了男生。
巨大的变化是在有了孩子之后。一个孩子让我搭进去全部的时间还忙得团团转，即便在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的时间也是零敲碎打的，很少有整块时间坐下来。记得有一年“三八节”，女教师们在一起座谈，我最大的感触是“时间都去哪里了？”每到假期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就让女儿去姥姥奶奶家里轮流住一阵子。
虽然我自己从不敢懈怠，但评职称的时候系领导说：“名额有限，你们家里先上一个，你们自己排序吧。”我回应道：“排课的时候咋不说这句话呢？”只能让秦晖排在前面，他所谓的“科研成果”比我多。我当然感到不公有抱怨，但女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是不争的事实。
秦晖、金雁、秦蓓蓓，三口之家
1986年“中国农战史学会”要在烟台召开年会，一放暑假秦晖就拉开架势准备写一篇大论文。他的写作欲望很强烈，没有一般人进入状态前的“预热”阶段。那时候课程重、孩子小，我们还要参加高考阅卷，一年当中想写点东西全指望暑假了，我也早早计划如何利用假期出点成果。我先去参加高考阅卷，说好他在家里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写论文，不料女儿大哭大闹“要妈妈不要爸爸”，弄得秦晖狼狈不堪。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家看孩子比上课和农忙双抢叠加起来还要累。我们俩只好调换一下，搞得评卷组负责的老师还颇有意见，因为封闭式阅卷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中途换人。
阅卷完毕秦晖郑重声明，假期先保证他，等他论文写完再顾及我。也就是说，以他为重点，我打杂做饭管孩子，此外能写点什么自个看着办。可是每天忙完了家务，我虽然心心念念地告诫自己，略微小憩一下，等头脑清醒了半夜爬起来“干活”，可往往“小憩”总会变成“大梦不觉”，等我爬起来的时候，新一天的杂事又接踵而来。
我很不甘心这样，试图与秦老爹互换角色，吵吵闹闹无果，最后只能作罢。想想两个人当中总要有人退让，家务事没个头，如果非要和他抢时间，不但谁都半半拉拉写不好，还弄得心情乱糟糟。所以我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把他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一日三餐虽不可口但按时奉上，茶续上，擦汗的毛巾递上，希望他早日完成手里的活，念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心生怜悯，照顾到我也有一摊子等待完成的任务。
一个夏天眼巴巴看着他越写越长，丝毫没有要收尾的意思，我总在问：“秦晖你什么时候画句号啊？”他都会说：“马上，马上。”他的“马上”绝不是“很快、立即”的意思，有时是三五天，有时是一周，甚至也可能是十天半个月。这个“马上”的言外之意是“你不要干扰我”。最后到会议前夕，这个“磨叽大王”“拖沓斯基”写出了八万字的半部《孙可望评传》，拿着厚厚的半部书稿去开会了，而我只能收拾起铺开的卡片、资料，准备新学年上课了。
第一次这样，我还想也许是个例外。等到第二年、第三年夏天，他故伎重演，写出了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和半部《大西军治滇》，而我依旧零零散散地“敲边鼓”，不能说颗粒无收但距离期望值太远。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只要时间允许，秦老爹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任何原先只打算写论文的都能写成半部书。能写多少，取决于有没有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插进来，至于我的计划是不在考虑之内的。多少个夏天，除了旅游以外，积累下来有不少个半部了，而这些半截子工程只要一放下，续完下半部几无可能，只要他兴趣转移了，这个茬再续上比另起炉灶更难。
当然必须承认，完成书稿也不少，其中有一部书稿还是我力促完成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1998年，当时我们刚刚装修完一套房子，里面除了床和桌子什么也没有，小区周围的生活配套还没有跟上。他一个人拿了一床被子、一个茶杯、一个碗在新家写书，憋着劲说，这次是一个猛子扎下去，完成了书稿再回来。
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跑回家来说写不完了。一来是有一些“人情文账”要还，二来需要经常回来查资料，而且眼睛也有些疲劳。我告诉他，眼睛的问题可以量力而行，“人情文账”方面的杂事可以回绝掉以后再还，反正不是十分要紧的事，“谁家少了秦屠夫照样不吃连毛猪”。至于所需资料，确定要用都可以带过去，临时要用的可以打公用电话通知我（那时候新家还没有装电话），我帮忙解决。就这样把他堵回去了。
有一天他想核查《明夷待访录》《东华录》和一些方志里面的资料。这几本书我在书架上见过，感觉找起来应该不难，结果不知道他看过以后随手放在哪里了，家里书多地方小，我几乎翻了大半夜。搬书时还把指甲盖给劈了，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新家门口有一家河南烩面馆，五元钱一碗，他连续二十几天吃了差不多同样的饭菜。我有时候会去送一些水果、牛奶之类的物品。封闭写作还是有效果的，截稿日期我去看他，他交出一摞手稿，让我到邮局去寄。等我回来时他已经鼾声如雷了，看来连续作战确实累坏了。那时候也就仗着“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敢这么连轴转了。
他写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有时候吃饭也不出来，我就把饭搁在他书桌前，过两三个小时再取回空碗。每每这时我就调侃说，感觉我像《红岩》里的华子良给许云峰送饭，拿着空碗出来就是告诉同志们“老许还活着”。老跟他打交道的编辑问我：“怎样能保证秦老师按时交稿？”我说，他的最佳写作模式就是在书房门上开一个窗口，把手机没收了，定时把饭菜递进去，保准高效。
几乎每个夏天秦晖都会另起一个头，就这样积累下来好几个半部书稿。假如有谁愿意把他这些半拉子书稿结集出版，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半部书》。
所以双职工家庭的女教师们，千万别相信什么“先保证我后保证你”之类的鬼话，因为这个“先”是遥遥无期的。孩子小时候，秦老爹说孩子太小，当爹的智慧发挥不出来，三五岁以后他来带，五岁以后又说上小学以后他管，后来又推到上中学以后、高中以后……有一段时间秦晖去出差，女儿去军训，父女俩有一两个月没见面。当晒得黑黢黢的女儿穿着迷彩背心、背着背包拉门进来时，秦老爹竟然伸手挡住说：“你怎么随便就能进来，我们家没有要卖的报纸。”他把女儿当作收废品的了，什么眼神！
当然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秦老爹没出过力。他教孩子弹钢琴，教孩子数学。冬天骑自行车带孩子看病，车轱辘别在冰冻的车辙里，连他带女儿摔出去好远，幸亏没有骨折。在儿童医院给孩子取药，衣服扣子都挤掉了。尤其是我到国外做访问学者那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妈着实不易。就像他信中给我说的：“带孩子感觉每天忙忙碌碌，甚至疲惫不堪，但是细想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干。”这也许就是我在家时的真实写照。
另外公平些说，秦晖在业务上帮我很多。帮我翻译英语、日语资料和改稿子不说，还经常与我讨论苏联、东欧史的研究课题，甚至有的章节就是他写的。在我们的组合中，我承担家务事多，他在专业领域花费的心血大。我们应该说是“互补型”的吧。
索尔仁尼琴的妻子阿丽亚曾说：“我有幸在索公写作的某个阶段，像一匹拉边套的马在他身边帮他。”这种组合模式不适合我和秦晖，我有自己的小车要拉，他认为我这个拉车人太固执，太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第二小提琴手”有时又会妨碍到他的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各拉各的车，各忙各的专业，但不时可以相互参照或鼓励一下。这种组合模式一方面是情感的“黏合剂”，一方面也是一种事业上的互补，如同彼此作为依靠的支点。
但是秦老爹对我们这种工作组合也还是有抱怨的。由于我有时对自己文字表达的准确性信心不足，而他的特点是细致准确，在文字上不太出错，所以我的很多文章最后都要他过一下手。他对我从来都是连挖苦带损，说：“你有思想没文字，还不如有文字无思想呢。你应该回去上小学，看你的文字我会血压升高，不知你是俄文差还是中文差。你这种有思想而文字功底差的更糟糕，老让我做小学老师的工作，结果我的思想也耽误了。你产出越多，我就被废得越厉害，所以你最好还是手慢一点。”其实我并不太喜欢他太学究气的论文腔，还是有一票人喜欢我的明快轻松文字的。
以上选自金雁作品《雁过留声》，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秦晖、金雁夫妇绝对是一对绕不开的名字。
（文章选自金雁《雁过留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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