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他们为什么自杀？

他们为什么自杀

文：徐贲

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真正令他人感到怜悯和战栗的，其实并不是死，而是为什么要死。自杀不只是关乎如何去死，而且更关乎如何去生。

只有在如何去生的问题没有解答的时候，如何去死才会成为问题。

最近看了一个题为《生命热线》的视频节目，介绍了南京的一个自杀救援组织，他们所尽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

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第五大死亡原因。中国的自杀率是每10万中有23人，全世界的自杀四分之一发生在中国。统计数字虽然令人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印象深刻，但是，没有个人面孔的社会问题却又显得那么空洞、抽象。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自杀的原因》一书中，赞扬统计数字为现代的自杀研究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望远镜的发明使得天文学取代了占星术，同样，“统计学的发明和完善……让我们有可能把自杀当作一种群众现象来研究。”

然而，真正让我们触摸到自杀这个“群众现象”冰凉身影的，却是我们对每个个体死亡的怜悯。

卢梭把“怜悯”和“自我保存”当作人类天性的两个根本特征，“自我保存”最根本的就是保全性命。哈布瓦赫说：“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类伙伴以自杀的方式离我们而去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一种令人惶恐的矛盾：自杀既是自由选择却又迫不得已，既是下定决心又是十分无奈，既是不难理解又是令人困惑。”

因此，我们都会想知道，那个人，而不是一个数字，究竟为什么背弃了他“自我保存”的天性，而选择走上自杀的绝路。

哈布瓦赫的老师、杰出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对自杀的定义是，凡由本人积极或者消极的行为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即所谓自杀。个人的积极行为，如吞枪或上吊；个人的消极行为，如绝食或拒绝治疗。前者直接导致死亡，后者间接导致死亡。

根据这个定义，自杀还应该包括：不愿投降的军人的自裁，或海军的自沉其船、妻子的殉葬、恋人之间的殉情，等等。

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利他、利己和失范三种类型。利他的自杀可以是为了维护群体、事业的体面或尊严，也可以是为坚持某种原则而作的抗议。利己的自杀可以是逃脱痛苦、煎熬、屈辱、绝望的手段。

而反常的自杀则往往被归结为某种社会病理的原因，如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孤独、焦虑和失落。利己和反常的原因往往会交织和纠结在一起。

自杀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去死的意图，另一个是决定去死的方法。单单想死，找不到去死的方法，仍然不是自杀。

不同环境中的自杀者对什么是体面的死法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日本人把切腹看成是一种荣誉的自杀方法，其他国家的人们并不这么看待。又例如，19世纪的英国人很少选择上吊，因为罪犯在英国是处以绞刑的，上吊是一种不体面的死法。

为抗议而自杀的人，往往会选择轰轰烈烈的公开方式（如自焚、绝食、从高处一跃而下）。自溺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自杀方式，因为它可以方便地解释为“意外溺水”。许多国家的官方自杀统计数字偏低，就是因为许多像自溺这样的自杀被统计成了“意外”。

涂尔干认为，自杀不一定非要自杀者自己动手，自取性命。他写道，“一名战士为了拯救自己的战友，以某种方式选择了死亡，他其实并不想死。然而，他难道不就是杀死自己的那个人吗？……为信仰而死的烈士同样也是如此。”

哈布瓦赫不太同意他老师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的死亡只不过“像是自杀”，是否可以称为自杀，“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看法’”，“试想一个人知道，为了推延死亡必须节制饮食和欲望，但他却偏偏暴饮暴食、纵欲无度。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找死，但不能说他是在自杀。”

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真正令他人感到怜悯和战栗的，其实并不是死，而是为什么要死。自杀不只是关乎如何去死，而且更关乎如何去生。只有在如何去生的问题没有解答的时候，如何去死才会成为问题。

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当你读到一则自杀报道的时候，让你脊梁发凉的不是那具从窗栏杆上挂下来的像灯心草一般的尸体，而是在这一刻之前发生在死者心里的事情。”

当我们读到每一桩自杀报道的时候，令我们脊梁发凉的不也是自杀之前发生在死者心里的事情吗？

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对于当代社会种种荒诞的现象，他的批判格外深刻。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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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徐贲老师既是冷静清醒的现实批判者，又是热情真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不是晦涩深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宣泄情绪的时评杂文，而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清醒人”之日常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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