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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运台黄金去哪了?

2016-11-23 凤凰周刊 凤凰卫视

国民党到台湾的第一年,金库即将见底,黄金被无限制抛售到台湾同胞的手里,藉以保住新台币,从而为开创台湾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为了解破绿营的党产斗争,宣称1949年中央银行运到台湾的黄金应该归入于国民党党产,“要算账就把账算清楚”。她还表示,不管黄金、台北故宫宝物是党产或已是“国家”财产,都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情结的连结。这使央行运台黄金再次成为台湾新闻的焦点。

 

1949年抢运台湾的央行黄金充满争议。一般公认台湾经济奇迹是靠央行黄金开创出来的,没有黄金就没有今日的台湾。绿营则是无限贬低运台黄金的价值,以营造国民党“外来政权”是双手空空到台湾,吸吮台湾人民血汗的形象。李登辉曾公开宣称运黄金的船在长江沉没,故国民党根本没带黄金到台湾,因此“外来政权”对台湾经济起飞是毫无贡献的。

 

两种对运台黄金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和肤浅。1949至1950年间,“中央银行”黄金的确发挥了稳定大局的功用,但黄金只用了一年就消耗见底。因此,台湾经济奇迹不可能单靠黄金成功制胜。运台黄金对台湾经济奇迹的真正贡献,并不在黄金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国民党大陆时期使用黄金的全面失败教训。正是在台湾以黄金支撑大局的官员吸取了教训,才能以有限的黄金出奇制胜,在绝境中为台湾经济打开出路。



1950年12月,台湾银行开放金库让媒体记者参观新台币发行准备黄金,以昭信用。



多项措施配合黄金抛售



国民政府与黄金的渊源,起于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5亿美元借款。政府利用其中2亿美元买黄金,以美元与黄金双管齐下,前后推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与“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收回法币、压低物价,成效卓著。抗战胜利时,政府手握黄金600万两与外汇现金8亿美元。

 

抗战胜利后的财政总设计师宋子文,是个眼高手低、脱离现实的自由市场经济理想派。宋子文解除各种战时物资与金融管制,莽撞开放外汇市场,又大手笔向市场抛售黄金。他的鲁莽躁进并没有考虑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衰颓与物资短缺,却又要保持固定汇率(官价),不但没有造成经济荣景,反而成为奸商炒作的温床。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宋子文在一年之中净抛出美元3亿5420余万、黄金350余万两,不但没能稳住法币与物价,反而徒然助长投机之风。物价随之狂飙、社会为之动乱、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一发不可遏抑。

 

黄金是把双面刃,单纯地抛售黄金是非常愚蠢的。黄金储蓄之所以能够在1950年全面失败之时以几乎见底的“央行”黄金惊险稳住新台币,是因为黄金储蓄的运作并不是孤单的。当局在抛售黄金的同时,吸取大陆时期的失败经验,同步推动多项稳定市面的政策。

 


1950年1月26日的《中央日报》黄金行情报道。黄金交易市场俗称“黑市”。但为了养成新台币的信用,当局容忍黄金自由交易。在官方报纸《中央日报》的财经版,每天都有即时金市行情,九九一台条、九九0海条、九八八海条、九八五央条与饰金都有涨落行情。而“央行”黄金则不惜血本大量投入市场,使金市现货充斥,造成金价整体疲软,长期维持在350元上下。直到香港走私之风大炽才被打破。


稳定物价金融的第一优先要务,是政府要手握充足的物资,物资中又以粮食最为首要。宋子文自由经济躁进失败的主因之一,就是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迫切减免田赋。大量原本会由政府低价收购、平价抛出的粮食,成为自由市场炒作的热门商品,价格飙升,从而带动百物腾涨。因此台湾当局厉行一系列低价收粮政策,包括肥料换谷、田赋征实征购、收购大户余粮、强制粮商售粮、三七五减租增产等成功政策,让当局手握大量粮食,得到了控制物价的第一武器。

 

其次,当局严格管制外汇,大力充裕税收。诸如以“结汇证明书”制度管理出口商挤压进口商;以烟酒公卖与防卫捐增加税收;创意十足的“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推出“爱‘国’奖券”,大获成功;而劝说大户认购的“爱‘国’公债”更是撕破脸面,拒绝认购公债的大户被《中央日报》公开点名痛责,名单中赫然有何应钦等党国大佬。

 

消极的管制、增税、公卖与强推公债之外,当局积极推动生产的决心更让时人为之一振。1949年时的台湾百业萧条,生产毫无动力,“省主席”陈诚毅然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由宋子文的优秀干部尹仲容全权负责。尹仲容打破官僚法规条框,放手以政府力量扶助产业,任何有发展前景的星星火苗都要大力扇风、引火点旺,从传统的菠萝、茶叶一路扶掖到机械业和纺织业。

 

以纺织业来说,当时台湾本地纺织工厂技术低落,老百姓乐用日本布,进口布匹消耗大量外汇,尹仲容就把日本布给管制了,他的政策迫使老百姓买土产劣质布料,闹得天怒人怨。但他对愤怒的公众说道:“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棉花。”将外汇用于进口棉花并自制棉布,本地的纺纱厂与织布厂才有成长壮大的机会。而日后将为台湾经济撑起半边天的纺织成衣出口业,也就在天怒人怨声中发芽茁壮了。

 

要发达经济和推动生产,就要有充沛的资金。“财政首长”严家淦有最坚定的决心,在“央行”黄金即将用尽的报告中,他特别强调,无论财政如何艰难,“生产周转资金”一定要坚持拨付。“发展之生产事业,仍应由台湾银行负责融通资金,或与各家行局合组银团办理。”只有以如此强势的决心,才能在投机成风的战乱年代真正扶起经济。相比之下,尹仲容的老长官宋子文也办生产贷款,但是他没有管理生产,发出去的贷款都被奸商拿去套购“央行”出售的黄金,反而成为恶性通膨的兴奋剂。

 

当局之所以能毅然采取这些配套措施,是因为这些配套措施都是内战时期财金政策的血泪教训。宋子文没有积极管制出口逃汇与进口奢侈品,甚至管不住套汇投机,因此自由外汇反而搞垮了金融。继宋子文之后出任财政部长的张嘉璈,醉心于公债,但是没有强制认购,公债推不出去,只能在政府银行里转个账,通货膨胀依然无解。严家淦等财政官员正是吸取了前人的失败教训,才会以霹雳手段夺回粮食、外汇、公债、税收与经济成长等武器,从而开创出台湾经济奇迹。



优利储蓄存款迎战黄金炒作潮



台湾有些人将1950年春物价恢复平稳的神奇变化归因于美援,真实功臣是大胆创新的优利存款。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就指出:“那时韩战还没开始,美援的恢复自然还没有人能料想得到。”

 

当香港的黄金炒作恶浪向台湾扑来时,台湾当局已经耗尽了“央行”黄金,只能停止黄金储蓄。1950年12月底,台银停办黄金储蓄。1951年4月9日,当局明令禁止黄金交易。按照宋子文在1947年时的经验,停办黄金储蓄应该会使新台币信用破灭,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万劫不复深渊,然而台湾市场风平浪静,新台币依然坚挺如昔。



1951年4月10日《中央日报》刊载禁止金(黄金)钞(美钞)买卖的报道。新台币在1951年时已经站稳脚跟,因此停止黄金储蓄与禁止黄金买卖并没有造成恐慌,市场平静无波。

 

让黄金储蓄平稳交班的功臣,是大胆创新的“优利储蓄存款”。在那凯恩斯主义风行草偃的年代,台湾“省政府”一反压低利率刺激经济的风尚,于1950年4月开办优利储蓄存款,将定存利率调高到惊人的月息七分(7%)。以最低存款300元计,每月有利息21元,而且年息是以复利计算的,每年的利息高达375元,年利率125%。换言之,存款只要定存一年,就能翻一倍有余,简直是让老百姓对政府放高利贷了。超高的利率痛击了蠢蠢欲动的投机之风,稳住了物价。在开办一个月之后,台湾的物价于“央行”黄金即将见底的1950年5月神奇地稳定了下来,渡过了难关。

 

若以更宽阔的视野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优利存款实际上是1949年至1950年间一连串大胆政策的总收成。人们之所以会信任新台币,认为一年之后数量翻倍的存款是值钱的,正是因为以黄金储蓄领军的各项财经政策已经成功地深入民心,让新台币的黄金印象在人民心中扎实生根。

 

因此,运台黄金的主要价值并不在375万余两的黄金,而在大陆时期失败的经验。当严家淦巡视金库时,他看到的不是黄澄澄的金砖,而是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这才是台湾经济奇迹的成功奥妙。

 

要把运台黄金这笔历史疑账算清楚,就要以大历史的角度全幅展开黄金的历史。只是在今日的台湾,当道政客们满口“拼经济”,却一味以“转型正义”之名,夜郎自大地任意扭曲和遮掩历史,根本无心向历史学习。如此一来,台湾经济奇迹曾经繁华竞逐的荣景,也就只能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六十年来成一梦,千年前欧阳修的读史之慨成了台湾经济前景的预言:“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文/霍安治(台湾)

供图/霍安治  美编/黄静


编辑:陈祥 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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