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CEO，迷上人口学，他说每年每胎补贴3、4万才能鼓励生育
没有人会否认，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是个天才，13岁已开始用电脑写诗，初中没毕业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少年班，20岁拿到美国名校硕士学位，从在硅谷任高科技公司的要职，到创立中国旅游业的老大、全球老二的携程。
在携程的巅峰期宣布隐退，赴美攻读博士，潜心研究人口学，最后又在携程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重掌大局。他的人生轨迹虽然多变，却鲜有命运的跌宕起伏，更多的是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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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名人馆
梁建章
与人口学相遇：纯属偶然
2007年，自己一手创立的携程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旅游业内“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的龙头老大。登上了人生巅峰的梁建章，忽然觉得应该给自己找一点不一样的挑战。
学霸出身的他忽然觉得自己“中学跳级太狠，念书还没念够”，所以毅然决定辞去CEO职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起初他希望研究创新领域，后来逐渐发现影响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
梁建章从日本创新率受到人口巨大影响的例子中，看到了中国当时还在实行滞后的人口政策带来的严重隐患，因此决定专门研究人口创新问题。
从美国毕业归国后，梁建章也在北大针对这一学术课题继续教书研究，继《中国人太多了吗？》，在今年3月出版了新书《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竭力推动人口政策改革。因此，梁建章也被媒体戏称为“被携程耽误了的人口学家”。
“计划生育”应该更早被废除
计划生育于70年代开始推行，主要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人口现状认识存在一定偏差，认为人口多不是好事。
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人口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创新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梁建章认为，“人口多”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发展优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战后婴儿潮导致全球人口激增，当时的各国都担心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资源短缺。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的资源被开发出来了，另外在经济发展走过大规模搞基础建设的阶段后，对于资源的绝对需求量逐步减少，资源利用率也逐步提高。
另外没人能预料到，当时过高的一个人口增速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开始降低，因此从九十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开始放弃计划生育，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梁建章认为，中国对于世界潮流这个认识的转变晚了一些，在放弃计划生育的决策上晚了一些。他指出，中国目前大城市的女性或家庭“生个小孩的意愿可能是全世界低的”。理论上每对夫妇生两个小孩，才是更替水平，现在每对夫妇平均只生育1.3个孩子，也就是说下一代人要减少30%左右。
在放开了二胎后，原本业界认为由于一部分人会补生，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可能会增长到30%-40%，但实际上只在第一年增长了10%-20%，第二年反而又开始变成负增长了。因此，这样的人口状况“是非常不可持续的。”
人口增长率影响社会创新力
在传统的认知中，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问题只是会减少劳动人口、加大社会养老负担、造成性别不平衡。然而梁建章更看重的是，低生育率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在他看来，创业到了下一个阶段以后，市场大、人才多，是个优势，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人员去开发新产品，客户多，数据也会更多，人才也会更集中，年轻人也会有更多的资源去发展。
人口多少，一是靠生育率，二是靠吸引人才的政策。
好像美国高科技公司里，差不多有将近一半是移民，外来移民对它的创新力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使它的人口潜力加了一倍。因此中国如何吸引更多的全球人才，十分关键。
要给每个婴儿每年补贴三至四万元
2018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发表了著名的“丁克税”言论，指出未来为了鼓励生育，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其言论迅速引发了社会热烈讨论，也引起了广泛争议。
而梁建章很快通过媒体专访表达了对“丁克税”的否定，将其称为“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我国当前应该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
梁建章认为，目前中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抚养成本过高，不论是金钱的成本，还是家庭投入的各方面的精力。“中国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全球可能是最高的。但这是好事，中国的女性非常成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不好的就是，她们其实生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
细算一笔抚养成本的帐，梁建章指出目前在美国，将小孩抚养至十八岁上大学前大约需要20万美金，而目前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个数字，也就是每年需要花费5-10万人民币。考虑到中美两国收入差距近四倍，这个数字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因此梁建章认为，应该效仿高福利的国家，每年给每个生育的婴儿家庭补贴GDP 3%-5%的额度，一年大概三到四万。“看你怎么补贴了，你可以补贴一胎，可以补贴二胎，或者集中补贴三胎，都可以，各个国家都不一样。有的通过减税，有的是直接现金补贴，但对中国来说，每个小孩可能一年要补贴几万块钱才够。”
从我做起，推动解决人口问题
除了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呼吁，梁建章也致力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措施解决人口问题。他选择从自己这份百亿级的事业入手，去支持、鼓励员工生育，比如为孕期员工提供额外生育津贴、为她们报销上下班打车费用，为她们配备专用的孕妇躺椅等等，据悉，仅仅是孕期员工打车报销的费用，携程每年就支出超过300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梁建章也致力于打造社区共享育儿平台。他认为在目前的市场上，职业妇女希望托管自己的孩子，而即使是全职妈妈也希望自己小孩能和其他小孩互动。如今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正好可以完成这样的撮合。
带领携程重返巅峰的创新经验
1999年，留学回国的梁建章看准了国内旅游业的市场需求与互联网浪潮结合的契机，与三个伙伴一起创立了携程旅行网，在短短几年内，携程凭借稳定的发展迅速提升盈利能力。2003年，携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梁建章也在携程发展的高峰时期选择回归学术。
然而在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多家竞争对手的夹击使携程疲于应对，利润下滑明显。2013年，梁建章再次出山，重任携程董事长，他把在斯坦福研究创新的理论学以致用，力挽狂澜，将昔日劲敌艺龙网、去哪儿纳入旗下，不仅助携程重返老大哥的地位，也重新整合了旅游业内的资源。
重温这段经历，让梁建章体会最深的是，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就会越来越集中化。集中化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面对新事物的来袭，反应就会慢。
因此梁建章在二次重返携程时，决定进行去中心化，切分出一些小而灵活的团队，分成不同的产品线和地域，“给他们一些钱，给他们一定的虚拟股份，他们如果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他们也可以分享所带来的收益。这样的话，让他们有更多的能动性去发挥。”
当然，携程是一个平台，需要有一定的集中性。梁建章笑称何时集中、何时去中心化，这不是一句话能简单说清楚的，“最优化的组织结构，要看不同的阶段，这个市场、这个阶段有很多创新机会，那可能要更加分散化一点。如果一个产品的阶段已经没有太多的创新机会，可能从效率方面考量，集中会更多一些。”
从公司管理、创新到人口问题，梁建章一直坚信从自己可实践的范围做起，践行自己崇尚的理念；是个想到就做的实干派，尽自己所能去推动公司、行业和社会变革！
你认为鼓励生育要靠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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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雪迪、爱美丽、撕纸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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