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 对话 常沙娜
对话 · 常沙娜
以下为采访摘要
她被称为“永远的敦煌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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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常沙娜
在北京街头的公交车站前,“敦煌父女”的海报已经静静地悬挂在广告橱窗里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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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是年轻儒雅的父亲,常书鸿,他是中国20世纪初的留法艺术家,在战乱年代前往敦煌。为了敦煌艺术事业,他吞下妻离家散、横遭迫害的苦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左边是满头银发的女儿,常沙娜,93岁仍被称为“永远的敦煌少女”。她在法国出生长大,花季少女时期随父亲常书鸿进入敦煌洞窟内临摹壁画,21岁就在林徽因的指导下以敦煌藻井图案设计国礼,之后又以敦煌唐代装饰图案设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一生坚守父亲常书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的教诲,将敦煌艺术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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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常沙娜
常沙娜1931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父母二人都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留法青年艺术家。“沙娜”二字取自法国的Saone索纳河,这个原本是为了纪念出生地,纪念父母留法经历而取的名字,却在后来被人们误以为是“沙漠与婀娜多姿”之意。常沙娜在法国生活到6岁,和法国小孩一样,说纯正的法语,不会说中国话。
田川:您刚回国的时候会讲中文吗?
常沙娜:不会,就讲法语。我是在重庆沙坪坝磁器口上学的时候学的中文,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种方言,所以除了普通话我还学会了一口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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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回国,受聘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常沙娜跟随父亲所在的北平艺专南下迁移,在贵阳亲历日本轰炸,险些丢失性命,在重庆听防空警报、钻防空洞。常沙娜一家原本在法国巴黎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但却因为父亲常书鸿一次偶然的发现,一切都改变了。
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常书鸿看见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敦煌图录》,三百余幅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年间的壁画、塑像照片,虽然没有颜色,但人物刻画生动有力,笔触粗野奔放,让常书鸿十分惊异,甚至无法相信。
△《敦煌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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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常书鸿又到吉美博物馆,看到展出的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无论在时代上或艺术表现技法上,都比远古的西洋艺术更显先进,这让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常书鸿大为震撼。面对来自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常书鸿为自己曾自豪地以“巴黎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而惭愧不已。在深刻反省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常书鸿决心离开巴黎,回中国寻访那片富藏一千多年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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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右任先生认为,敦煌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国家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地保护它。他积极筹建研究院,希望有一个从事艺术,有事业心的人去敦煌做这件事。就这样,常书鸿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先生曾对常书鸿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徐悲鸿先生也鼓励常书鸿,“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终于有机会去敦煌圆梦了,母亲陈芝秀却坚决反对:“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1943年深秋,在父亲常书鸿的反复劝说下,常沙娜一家从重庆搬往敦煌,一家人的命运自此改变,那一年常沙娜12岁。80年岁月飞逝,她仍记得那段漫长难耐的旅途,彻骨的寒冷,无际的戈壁滩,还有一首凄苦的敦煌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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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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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节目组曾到敦煌拍摄,在常沙娜一家生活过的故居里,我们和她有过一次对话。
田川:您曾经说,第一次来莫高窟是坐着马车来的,最后到的时候全家人都冻僵了,但是那天的晚餐只有一碗拌了粗盐粒的白面。
常沙娜:是的,当时条件很差,没有菜,除了面片只有盐和醋。因为敦煌的水碱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喝醋。虽然我妈妈不高兴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但她很能干,很会收拾。父亲把家里安排的也很好。
为了生活需要,把能用的都运用上。当时家里没有柜子,就把墙挖了一个洞放书。我们在院子里还种了梨树,后来长得也挺好的。每年春天开完花,结了果子,大家就把梨摘下来吃,已经是享受生活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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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莫高窟时,洞窟前农民放着牛羊,淘金沙的人私自夜宿洞窟,烧火做饭,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无人管理,无人修缮。常书鸿想到,20世纪初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遭遇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考古侦查队的掠夺。三四十年过去了,这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常书鸿起誓,以有生之年守护在敦煌,绝不让这举世之宝再遭灾难。然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生存已然不易,保护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常沙娜:父亲除了画画还要组织大家种地,种树。他不是指使别人去做,是自己先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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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是画家,但到敦煌的头几年,他只能放下画笔。
要整理洞窟,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当时的工程人员统计,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300万元法币,而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5万元。没有经费雇人,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用绳索拉着木板刮沙,再用渠水把积沙冲走,把下层被沙埋的洞窟清理出来。
修建防护墙,常书鸿去求当时的敦煌县长协助,却遭受奚落挖苦:“教授先生,这里只有沙,沙,沙,没有土,修墙比修万里长城还难。”手里只剩一千多元的常书鸿,只好以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作为酬谢求县长借款,千米防护土墙才得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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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敦煌研究所所长之位,要保护,也要吃饭,常书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更无暇顾及始终无法适应敦煌生活的妻子陈芝秀。
常沙娜:大人也有矛盾。因为生活太艰苦,后来我妈妈离家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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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走,14岁的常沙娜扛起了照顾父亲和年幼弟弟的重担。无际的戈壁滩上,进入洞窟临摹壁画,成了常沙娜唯一的乐趣。
将敦煌艺术融进现代设计
刚开始临摹敦煌洞窟壁画的时候,我是直接用纸贴在墙上画。我爸看见了说,不行,老这么贴,图钉会把墙面贴坏的,就不让用纸拓去描,要去看,去分析,然后在纸上画出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研究的过程,需要好好学习,要用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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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的14岁至17岁,是在敦煌洞窟内临摹壁画中度过的。父亲常书鸿要求她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都临摹一遍,并在过程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格。常沙娜记得,九层楼的钟声一响,她就跟着大人们一起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洞窟内没有梯架,他们就用吊绳悬在半空,临摹穹顶壁画,头和身子需弯成直角,没有照明,就用白纸将光反射进来。难度之大,条件之艰苦,练就了常沙娜在艺术上的基本功,也让她对敦煌艺术心生敬仰。
田川:您怎么定义中国文化之美?
常沙娜: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没法用一句话说。我们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习惯都不一样。就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研究,出来的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要都做成一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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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曾在甘肃兰州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美国人叶丽华在画展上看到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后,非常喜欢,便向常书鸿建议,沙娜这样年轻,老待在山沟里不行,应该让她到外面见见世面,还提出可以资助常沙娜到美国留学。
常沙娜:去美国留学不是我的意愿,爸爸一开始也不同意,但他也征求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不懂为什么要去美国,如果留学我要去法国。不过最后还是去了美国,学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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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常沙娜前往美国留学,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展厅里,东西方的藏品,包括敦煌的珍贵文物都能看到,常沙娜一下觉得视野豁然开朗。她喜欢美术史课,敦煌之外,她看到希腊、罗马、埃及,各个文化之间的联系,敦煌艺术与丝绸之路的渊源。然而不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常沙娜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再一次漂洋过海从美国回到中国。
常沙娜:记得,这是我在回国的船上拍的,船票要自己赚钱买,我买的最低层。
在美国求学期间我一直在勤工俭学。有一次给人家看孩子,一个小孩问我,为什么有的人脸是白的,有的人脸是黑的。我说明天再告诉你。第二天我带他们到院子里写生,我说你看蝴蝶有白的,有黄的,有黑的,蝴蝶是这样,人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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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父亲常书鸿正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筹备新中国第一次的敦煌文物展览。就在这次展览上,常沙娜又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物——建筑艺术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
常沙娜:林徽因从美国回来后,看到路边摊在卖景泰蓝,觉得很好看。景泰蓝以前都是宫廷的东西,她觉得应该推广到民间,就鼓励我要做好设计,把景泰蓝变成民间美学。而且林徽因觉得景泰蓝不该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几种图案,所以让我把敦煌壁画上的图案用上,跟景泰蓝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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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林徽因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希望将传统工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尝试将敦煌图案应用到景泰蓝等工艺美术设计上。1952年,林徽因组织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礼品,常沙娜以敦煌元素设计的头巾、盘子,被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称赞为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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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到1953年,常沙娜在林徽因的身边待了整整两年。常沙娜记得有一次见到林徽因拿出了一本德国出版的欧洲和中近东的图案集,不禁感慨:“我们也应该整理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中国历朝历代有那么多好的图案,却没人把它们整理出来。”为了完成林徽因未竟的遗愿,多年以后,在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研究生,多次到敦煌进行整理临摹,将斑驳壁画上隐藏的图案萃取出来,终于在1986年出版《敦煌历代服饰图案》,2004年又编绘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及续集。常沙娜说,自己已竭尽所能,但仅敦煌部分的整理就用时近半个世纪,一部完整的中国历代图案该是多么恢弘壮观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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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59年间,新中国第一批“十大建筑”里,常沙娜先后参与了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的建筑装饰设计工作。其中,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设计,正是常沙娜受到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在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成为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设计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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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常沙娜被扣上“资产阶级小姐”的“帽子”。在敦煌的父亲常书鸿也横遭迫害,造反派把莫高窟说成“魔窟”,把常书鸿说成“魔鬼”,把保护莫高窟说成“保护封建宗教的黑货”。多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保护了父亲常书鸿,并以封闭洞窟的形式保住了重要文物。常书鸿在自己的回忆录写到:“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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