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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澜：西方对华充满情绪化“产能过剩论”
5月29日，有消息称欧盟将推迟决定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直到6月9日欧洲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率先报道这一消息的德国《明镜》周刊称，推迟的原因是“避免将这一问题卷入激烈的竞选活动”。
欧盟委员会在去年10月宣布对原产自中国的进口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此举不仅引起宝马、大众等众多欧洲车企的反对，德国多名政府官员也表态加征关税是“错误的”。
戴克澜是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前爱尔兰驻华大使、驻欧盟大使，5月25日，他来华参加了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展望中欧对话的前进道路，他有哪些期望、风险和建议？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目前我们讨论的只是调查，尚未作出任何有关的实施措施的决定。因此，只是在调查。我认为还有几个阶段要走。欧盟不会自动跟随任何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实施制裁，因为欧盟会在法律上自主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必须基于欧盟的条约和欧盟的法律。
因此，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欧盟尚未就其调查得出结论。目前处于较早的阶段，因此我不认为欧盟目前必然会采取措施。
主持人 朱梓橦：您认为这些调查对中欧贸易和经济关系，或者想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有任何影响吗？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在贸易防御和保护其贸易利益方面的做法是欧盟所称的“不针对特定国家”。它并非针对某特定国家。您可能知道，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对美国采取的措施欧盟作出了相当不一样、相当强烈的回应。经常会有针对贸易问题的措施出来。这是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之一。
再次强调，我并不认为这纯粹是把中国置于这样的背景中。确实，关于电动汽车以及潜在的国家补贴的调查正在进行。但是，挑战在于如何判断这些补贴是否扭曲了市场，是否存在采取补救行动的情况。正如我所说的，在欧盟，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符合欧盟条约和欧盟法律的规定。因此，你不能只为政治原因而这么做。
主持人 朱梓橦：您如何看待关于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的论点？您认为这个说法合理吗？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这取决于你如何表达这个问题。也许换一种不同的表述可能更合适，比如公平竞争的问题。关于“产能过剩”，一些经济学家以不同方式来描述。他们说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内消费不足所致，因为中国有异常高的储蓄率，尤其是中国家庭的部分。
我认为“产能过剩”这个词可能有点情绪化，但这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在分析中解决，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毫无疑问，中国在生产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相当了不起。但欧盟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要看看这是否是基于所谓的扭曲贸易补贴，不过这些裁定尚未作出。
主持人 朱梓橦：近年来，我们看到中欧关系的动态经历了起起伏伏。您认为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些变化和动荡？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初的欧盟-中国战略制定于2003年，自那时以来，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中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成功。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19年，欧盟采纳了一个修订的战略方法：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全球货物、气候变化和环境等领域，同时又在贸易和技术问题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以及制度性对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制度性，而不是系统性。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对抗是正常的情况。这意味着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和不同的治理方法。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全球最大的跨国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6日至9日举行。届时，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将选出720名议员，并推举欧盟委员会新一届主席，任期5年。这将是英国“脱欧”后的首场欧洲议会选举，被视为欧洲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民调显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政党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将赢得创纪录的选票，主要原因是选民认为主流政党在抑制高通胀、控制外来移民数量、提供充足住房和医疗服务方面表现不佳。
另有报告预测称，欧洲极左和极右翼政党在本次选举中的支持率有望上升，中国可能从中“受益”。这是因为这两个集团中的派系一直投票反对针对中国的立法和决议。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这是重要的一年，欧洲选举分为不同的层面。让我简要解释一下。今年有一些成员国将举行国内选举。有些甚至与欧洲议会选举同时进行，而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将会进入选举或任命下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程序。本届欧盟委员会的任期将在今年结束。所以，欧洲议会选举是任命下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和下一届全部委员的关键因素。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重要的一年，我认为有一个需要引起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民粹主义并不仅限于欧洲。但有一种担忧，担心欧洲议会的政治重心可能右倾。但再次强调，没人能很肯定地预测，您可能已经看到欧洲极右翼内部最近出现了分裂，因为它们并非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但传统上，欧洲议会的决策影响力一直集中在中间立场。
因此，欧洲议会通常是党派之间的联合，有中右派政党，比如欧洲人民党，它是最大的政党。有中左派政党，比如社会民主党。还有中间派的自由党。直到现在，欧洲议会都是按这样的方式运作并做出决定的。
如果政治重心右倾，你将有一个极右翼政党，还有一个自称保守派的政党，但该党实际上相当右派。我认为这意味着欧洲议会在如何开展业务方面将发生一些相当重大的变化。因为迄今为止，它基本上一直聚集在中右派、中左派和自由派政党。对了，我忘了说了，还有绿党。
主持人 朱梓橦：如果如您所说，如果它向极右或更右的方向发展，您认为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
从《里斯本条约》于本世纪初生效以来，欧洲议会在欧盟法规方面获得了更多权力。它现在是核心监管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一直以来这运作得很不错。因此，欧洲议会能够把包括一些相当具分歧的议题凝聚在中间的立场。
但如果政治倾向右移动，我认为你会看到在通过某些立法或规定时，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例如在绿色和环境议题上，可能也涉及一些农业议题。但我要说的是，好在主要的绿色法规已经通过了。绿色转型已在欧盟法律中确立并获得了通过。对新议会来说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新环境。它将在七月首次开议。然后进入任命新委员会的程序。这些事情将基本上延续到年底。
主持人 朱梓橦：您认为这会对国际上的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吗？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有一定影响。但要记住，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属于所谓的理事会，即成员国的职责。越来越多的责任也落在了欧洲理事会身上，这是成员国政府首脑的集会。外交政策决议往往源自成员国在欧洲理事会上的会议，当然也会得到委员会的支持。这取决于问题本身，取决于问题的法律基础，议会是否对这些问题具有法律权利。但议会可以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辩论。
主持人 朱梓橦：今年初我们看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他将提前辞职，然后他改变主意说他将继续任职至任期结束。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和发展？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他曾表示要提前辞职是因为他想参加选举，但现在他决定留任至任期结束。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欧盟中这些重要职位往往是一揽子安排。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这是米歇尔的职位——欧洲议会议长、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等。它们通常是一个整体。
再次强调，这涉及到大政治集团的权重。现在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来自中右派，而米歇尔是自由派，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则来自社会党阵营。这融合了来自南北东西，男性和女性，左翼和右翼等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分派这些职位是一个复杂的斡旋过程，需要大量的谈判。
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米歇尔决定回来不提前离任的原因，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失衡，之后要怎么去做，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小危机。在选人接任其他职位之前，是否会先任命某人长期担任其中一个职位。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最近的采访中说过，我引述一下，“欧盟与美国拥有相同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百分之百一致。”您如何理解他的言论？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陈述，美国是民主国家，组织结构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国的民主体系架构因为受州和联邦制度的影响而稍有不同。
但我认为重点在于欧盟做出自主的决策。欧盟拥有独特的组织结构，那就是成员国一致同意的集体制。成员国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一些特定领域，它们同意放弃主权。我认为这在国际事务中是一项独特的实验。所以我认为博雷利先生说的是正确的。欧盟不一定要跟随美国及其做出的决策，欧盟将始终做出自主的决策。
主持人 朱梓橦：在欧盟内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欧盟需要在能源供应、安全等不同层面保持自身的战略自主性或提高战略自主性。您对此持何看法？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 戴克澜：我认为需要在战略自主、供应安全以及“去风险”的问题上进行区分。关于战略自主，如果你询问欧盟的不同成员国，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从根本上讲，欧盟根据《里斯本条约》的具体规定和欧洲法律的准则作出自主的决策。
欧盟是一个法律结构组织，因此，欧盟不可能没有自主性。因为决策必须由欧盟做出，所以欧盟不一定会跟随第三国，比如美国或其他第三国，采取特定的行动路线。它会做出自主的决策。欧盟的自主性不针对任何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欧盟的结构和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