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 民国上海文人的日常生活
陈子善
人人都有日常，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作家来说，除了投身于文学世界的写作时间，平凡日子照过。
首先将地理范围划定在上海。北京文人与上海的文人生活注定大不相同，城市肌理与环境决定了日常生活形态，北京的文人住四合院、上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聚会、捧戏子；这边厢，上海的文人住石库门、喝咖啡、上舞厅……细细想来，那个年代与如今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城市发展规模不一样。当年也有很多文学青年来上海，如同现在的新上海人，怀揣着文学梦或更大的梦想。
陈子善在演讲中
今年是鲁迅去世80周年，在缺乏影像资料的情况下，如何回溯鲁迅的生活？——仍需根据文字的记载，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文字、周围人的文字、当年的报道……整合起来才有可能还原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鲁迅。
鲁迅的日常是怎样的？1927年迁居上海到1936年去世，除了写作，他还干些什么？鲁迅的写作习惯很有特点，他是一个夜猫子，从晚上工作到天亮，靠抽烟提神。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作息，比如晚年施蛰存的写作习惯是在上午，故上午不得打扰，午饭及午睡后再写一会儿，三点之后会客。另一位作家柯灵，一般下午四点后见客。在这样不一样的作息规律下，鲁迅的日常有什么是值得分享的呢？我们选择他晚年的时间段，可以发现他的日子其实过得与后来人想象的不同。
我们的研究采取抽样调查方法，择取1936年2月一整个月的日记内容，这一个月内有两次重要的饭局，除此之外，就是在看电影，尤其是看好莱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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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2.4 下午：一家三口（海婴6岁）， 到巴黎影戏院（今淮海电影院）看美国歌舞喜剧片《恭喜发财》
1936.2.9 晚黄源宴请：商量文学翻译杂志《译文》复刊。据考证共九人出席——鲁迅、河清（黄源）、茅盾、黎烈文、萧军、萧红、巴金、吴朗西、胡风。
我这个年龄见过不少人，其中四人我见过，即黄源、萧军、巴金和胡风，其中吴朗西阴差阳错没有见到，再想找他却已经去世，失去了机会。一个人的离世等于一个资料库的永远封闭，从这件事我得到了教训，有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不然很可能错失机会。
1936.2.11晚：同许广平到大光明电影院看派拉蒙公司出品的故事片《战地英魂》
跟你们小青年一样，老看电影。
2.12 晚：与许广平和黄源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美国故事片《铁汉》。
2.15 晚：全家到大上海戏院看美国故事片《古城末日记》。
2.19 晚：与许广平到大光明电影院观美国福克斯公司出品《陈查礼的秘密》
日记中记着当晚“雨雪”，冒着雨雪也要去看电影，鲁迅的兴致之高，令人惊讶。
鲁迅与内山完造（右）、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中）
2.24：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邀请鲁迅午饭，鲁迅曾为该刊撰文，宴设南京路新雅粤菜馆，同席9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人名横光利一，在上世纪20年代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书名说出来吓你一跳——《上海》！
2.25： 再次与许广平 赴海宁路融光戏院观看美国故事片《土宫秘密》。回家继续翻译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一般的研究者不太会关心这些，但若仔细一想却是很好玩的。看电影是开拓眼界的一个方式、是人生的延长。风土人情与未知的人心都可以通过电影来感受，见识没有感受过的生活，鲁迅就曾说最喜欢非洲风光片。
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后左起：孙熙福、林语堂、孙伏园
鲁迅除了在文字中与人论战、批评之外，生活中也会与人发生摩擦，1929年8月，鲁迅在一次饭局中与林语堂争执，两人为此闹翻。
首先简单提一下相关人物，郁达夫——1922年与鲁迅相识以来一直是好朋友，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好朋友，要一直保持到老很不容易。鲁迅与“创造社”的人大部分关系较差（比如郭沫若曾化名骂其“双重反革命”）。鲁迅曾讽刺创造社的成员都一脸“创造气”，而他觉得郁达夫没有“创造气”，亲切平和，很谈得来。在鲁迅的生活中，郁达夫确实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顿重要饭局的缘起来自于鲁迅与他的学生、出版商李小峰的版税纠纷。郁达夫做中间人调解，由李小峰请客赔罪于南云楼晚餐，同席十余人包括了林语堂夫妇。这一顿饭吃出了事。在鲁迅的日记中，这样记录：“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也争持，鄙相悉现。”当时的场面异常尴尬，搞得在场的家眷都不知如何是好，鲁迅拂袖而去，饭局不欢而散，二人中止来往数年。后世评论者常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实际上林语堂的原话并没有恶意，只是针对版税事件打圆场，而在鲁迅看来就是林语堂“站在资本家立场上”。还是郁达夫后来说得对，这是一场“误解”。
林语堂
事实上林语堂日记中对此事也有记录，林语堂的日记很有趣，有时记得很详细，有时又一月一记。这件事发生在8月28日，林语堂在当月30日在日记中写下这几个字：“本月，与鲁迅吵架，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林语堂这册日记90年代曾在上海拍卖，最终被某地产大老板以30万人民币拍得，只因其子是林语堂爱好者，权当送他的生日礼物。
鲁迅每天都记日记，但有时他会写“无事”，有研究者认为所谓“无事”其实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是鲁迅的“障眼法”，有可能是有事，甚至重要的事，如暗中与中共地下党见面。四川北路的公啡咖啡馆，就是鲁迅当年与共产党人见面的一个地方。以上就是从鲁迅日记出发能了解到的他的日常生活片段。
（来源：网络）
时间再往前移，回到1928年。我们一直没有注意过，鲁迅日常吃些什么。当年鲁迅全家从广州迁到上海虹口景云里，当时不少文人聚居于此（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鲁迅家中不开火仓，都是请包饭铺做好送来，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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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1日
午餐：三菜一汤——洋薯炖鸡咸菜煮鱼 ｜炒卷心菜｜ 榨菜肉片汤＋粉条
晚餐：合掌菜炖肉｜ 萝卜牛肉 ｜炒鱿鱼（配木耳、豌豆、芹菜）｜ 卷心菜
鲁迅当时与弟弟和朋友一起搭伙用餐，一般来说4毛钱一顿饭，那时候他买一部英文书的价钱是7元，可见当时的物价情况，现在的状况似乎反之。
通过鲁迅叫“外卖”，我们了解作家日常生活，也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
郁达夫的生活状况：郁达夫好酒，说好听点是酒仙。当年猛喝黄酒（绍兴酒），最严重的一次是倒在家门口睡到天亮，王映霞第二天开门才发现。
80年代初期，我曾去过郁达夫的住处嘉禾里。在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对面。顺便一提，淮海公园曾经也是公墓，我年幼时乘坐有轨电车去看亲戚时经过，故留有印象，那些漂亮的十字架，所以说公墓很容易变成公园。
静安寺民厚南里曾是创造社好几位元老居住的地方，90年代被拆除，只留下了毛主席住过的小房子。当年被拆之时，正好有日本导演牛山纯一拍摄文献纪录片《郁达夫》，抢下了一些镜头，现在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徐志摩于四明村旧居内部
徐志摩当年故居在延安中路四明村，后来因建造高架沿马路部分被拆除，恰恰拆掉了徐志摩的与陆小曼的居所，泰戈尔也曾在那里住过，照理说实在是不应拆。因此我们追寻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难度很大。
同时也会发现，文人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买书看书、喝咖啡、看电影。
施蛰存晚年回忆上海，最怀念的一点就是买书方便。当时有很多外文书店，可以通过这些书店直接买西方作家的新作。另外，那个年代跨国交通都靠船，外国的船来上海需要一个月时间，水手们就在船上看书打发时间，看英文书、法文书等等。船抵港，书也看完，随手就把书扔在上海，辗转卖到上海旧书店。这些外国水手扔掉的形成了“万国图书馆”。这些珍贵的外文书籍，为施蛰存编《现代》提供很多线索。
台湾诗人、学者杜国清某次与施蛰存见面时，我正好在场，因杜多年从事艾略特研究，施便从书房里寻出一本艾略特签名本相赠。杜国清见如此珍贵之物，大吃一惊。事实上施蛰存到手并不很费功夫，当年外国作家新作出版时，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文书店预定签名本，施蛰存就写信预定艾略特，轻松得到了。这件事情其实放到现在也不那么容易，定个莫言的签名本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得到。
施蛰存与台湾学者陈鹏翔（左）、陈子善（右）合影
上海是个海，很大很丰富很多元，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人，各自有不同的追求。也有左翼文人，欲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将文学视作革命的工具。
在那个年代，现实常常比今天电视剧更感人。当年曾由殷夫所引出一串故事：左联烈士殷夫，22岁便被杀害，曾译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名句。
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去台湾开会时，受施蛰存的嘱托去找一位叫徐芳的女士。林海音女士在会后亲自下厨请我吃饭，我当时倍感雀跃：“马英九请我，我都没那么开心。”席间问起了徐芳女士的情况，才知道她们竟是麻将朋友，第二天就安排了会面。而徐芳的丈夫正是殷夫的哥哥——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保了弟弟二次性命但最终也无能为力。殷夫曾写《别了，哥哥》一诗正是写给这位哥哥、即徐芳的丈夫，而徐芳却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末了，徐芳对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一时无言以对：“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台湾吗？你们怎么还不来？我等不及了啊！”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历史的厚重感就这样体现了出来，那真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年代。
民国的作家也是分群的，有点像现在的微信群，有的交叉、有的不交叉。
郁达夫和邵洵美很好，邵洵美却和鲁迅打笔仗。邵洵美好集邮买书写诗文，喜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邵洵美最风光的时候，出了很多杂志，哪怕亏本也要出。也写小说，曾经细致入微地描写赌徒心理，认为在骰子上面发明点数的人，其伟大程度超过达芬奇。邵洵美曾假扮女读者写信给《孽海花》作者曾朴表达爱慕，二人频繁书信往来，直到曾朴去世才捅破，但也有人分析曾朴早就看穿了他的鬼把戏，只不过顺着他玩下去而已——这也是文人可爱的日常一面。
叶灵凤曾经住在淮海路，给自己房子命名“听车楼”，后又改成双凤楼，因为爱人名叫郭林凤，实为双凤。叶在当年就已经描写了上海的环境问题，雾霾——煤烟、臭水河——肇嘉浜。这次来衡山和集走过衡山路时，让我想起衡山路有一间“凯文咖啡馆”，是夏衍当年的秘书李子云常去的地方，我曾在那里与她一起喝过咖啡。
凯文咖啡餐厅
那个年代，上海人就算再穷，一套西装也总还是要的，行头很重要。睡觉前把裤子折好放在枕头下面，裤缝一丝不苟，夏天也要正装出席。
所以木心《上海赋》有两句重要的耐人寻味的话：“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在亭子间住一世就是没出息，没进步，没发展，亭子间居住条件差，冬冷夏热，这就是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前几天还带着学生去了陕西北路的石库门。我的上一代就住在石库门，现在我住进了小区，当然听说最近封闭式小区要开放了。
（本文系衡山·和集书店“回溯1930年代系列讲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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