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
近代文学研究 第108期
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
《坟》的编集出版及其他
文/郜元宝
01
鲁迅何时编定《坟》
据李霁野回忆，“《坟》的稿子是先生离京前交给未名社的” 2。鲁迅1926年8月26日离京，李霁野当时在安徽老家 3 ，鲁迅具体何时向哪位未名社成员交稿，现存鲁迅1926年8月26日之前通信和日记对此均无明确记载。 4
通常认为鲁迅1926年11月在厦门编定《坟》 5 ，是指《题记》（1926年10 月30日）和《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11日）而言，但这一序一跋撰成较晚，此前《坟》的编集已有长期酝酿，也早就确定了选目与编排，并很可能于鲁迅1926年8月离京之前交稿。
如果说李霁野1976年的回忆因年代久远可能发生模糊，那么还有一条证据说明，鲁迅最迟1926年6月10日之前就初步编定了《坟》。1926年6月10日，景宋（许广平）“写讫”《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在“撰著”（创作）部分介绍已出版的《呐喊》《彷徨》《热风》和一周前刚收到的《华盖集》 6 ，又介绍了三本尚未出版的“撰著”，即《野草》《华盖集续编》《坟》。许广平介绍 这三本书，说法各异——
《野草》。小品。自一九二四年起，断续地在《语丝》上登载，现至第二十一篇，未完（？）
其实《野草》最后亦即第二十三篇《一觉》两个月前（1926年4月10日）脱稿，已刊4月19日《语丝》七十五期。说“未完（？）”，盖因鲁迅那时还不 确定是否继续写下去。《书录》反映了鲁迅的思路，应是在鲁迅指导下撰成。
《华盖集续编》是这样介绍的：
杂感集第三。一九二六年一月以来的感想记录。未完。
《华盖集续编》（鲁迅有时简称《华续》）确实“未完”，只写到第二十 篇《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此后还有六篇，以及《华续》初步编定后，又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为名附录的七篇通信与杂文。注明“未完”， 也只有作者本人了然于胸，故《书录》在鲁迅指导下撰成，殆无疑义。
所谓“杂感集第三”，是将《华续》排在《热风》《华盖集》之后，而将《坟》单列：《书录》认为《坟》不是“杂感”。
《坟》的介绍全文如下——
论文及随笔集。自一九O七年留学日本时代的文言文《人之历史》起，按年代排列，从登在《新青年》的白话文而至一九二五年登在《莽原》上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止，并演说二篇，共二十四篇，作 者较成片段的文章，大概收录在内。未名社印行。
《书录》“附记”还申明，“以上所录，是单就自己所闻见和确凿知道的”。由此更可推知该《书录》是在鲁迅指导下撰成，至少得到鲁迅首肯。三年后鲁迅自撰《鲁迅译著书目》时有言，“我所译著的书，景宋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就是指这份《书录》，而鲁迅本人介绍《坟》的核心文字也是 “论文及随笔”，与许广平完全一致。
《坟》初版本扉页
《坟》实际仅二十三篇，“共二十四篇”云云，或系笔误，或后来抽去一篇，皆未可知。但既云“自一九O七年留学日本时代的文言文《人之历史》起，按年代排列，从登在《新青年》的白话文而至一九二五年登在《莽原》上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止，并演说二篇，共二十四篇，作者较成片段 的文章，大概收录在内”，可知此时《坟》的选目和编排已经确定，作者对该书性质的认识也很明朗。后来实际出版的《坟》和许广平《书录》的介绍高度吻合。
严格地说，《坟》的主体部分（篇目和编排）最迟1926年6月10日已确 定，鲁迅、许广平1926年8月26日离京之前或已交稿。在厦门作《题记》（1926年10月30日）和《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11日），不过是完成拖延甚久的出版之前最后一道工序。
02
《坟》的“体式”
许广平、鲁迅皆称《坟》为“论文及随笔集”，许还说“作者较成片段的文章，大概收录在内”，这都是交待《坟》的文体特点。
但《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又有“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 “长长短短的杂文”、“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等说法，这和“论文及随笔 集”、“较成片段”云云，有何关联？
鲁迅当时称《热风》《华盖集》为“杂感”“短论”，称《坟》为“杂 文”或“论文及随笔”。《书录》称《华续》为“杂感集第三”，不将《坟》 算在“杂感”之列。1932年初鲁迅称《而已集》为《热风》《华盖集》《华续》之后“我的第四本杂感” 7 ，也将《坟》列于“杂感”之外。《写在〈坟〉后面》所谓“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 “小说杂感”当指《呐喊》《彷徨》和《热风》《华盖集》《华续》，“长长短短的杂文”则专指《坟》。
《坟》所收文章，无论“白话”或“古文”，显著特点是篇幅都较长，故称“较成片段”。其次是多冠以“论”“说”“谈”等字眼，带有“论文”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人之历史》等文言论文格式，但又有不同，即越来越不像留日时期那样俯瞰古今中外、讲究系统性了。虽也旁征博引，但往往仅凭记忆，涉笔成趣，不复再见《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那种力求完整谨严地把握古今中西文化某一主题的论述方式。这自然跟后来所谓“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的窘境 有关 8 ，但毕竟“较成片段”，非短小的“杂感”“短论”可比，故称为“杂文”或“论文及随笔集”，甚至仍旧称为“论文集” 9 。
《坟》虽然是“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但鲁迅强调其中所收作品具有 共同性，即都可归入“论文”范畴，而非“杂感”之类。
不独鲁迅本人这么看，“五四”时期一些友人对鲁迅“文章”也有类似分类法。1936年钱玄同追忆说，《狂人日记》之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 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 10 。在钱玄同看来，鲁迅给《新青年》的“文章”，“诗”和“译稿”之外，就是“论文”和“随感录”两大类。许寿裳 1936年所作《鲁迅的生活》也称《坟》为“论文” 11 。
《坟》的“论文”，1907-1908年和1918-1925年所作又有差异，但相同或相通处更多，大体都是介乎中国古人之“论”、近代报刊之“社说”、西方现代学术论文（胡适所谓“长篇述学之文”）、周作人用“论”来冠名的“美 文”之间匠心独运的创造。
至于“体式上截然不同”，则特指文言白话之别，换一种说法就是“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坟》中四篇文言文内部或十九篇白话文本身虽有差异12却不能说是“体式上截然不同”。
上述关于《坟》的文体的种种考虑最终证明皆是多余。鲁迅后来抱定的“杂文”概念涵盖“体式上截然不同”的文言和白话，更囊括“杂感”、“短论”、“随笔”、“论文”、“生存的小品文”等一切用白话做成的文章。
尽管如此，指出鲁迅在其“杂文”概念最后确立之前一再强调《坟》的“论文”性质13 ，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坟》的编集理念：“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其中之一就是它们都具有“论文”特征。“论文”是《坟》“体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白两部分的共同点。有此共同点，才将它们“做成一本书”。
这是和《坟》的编集有关的文章体式上的问题，作者当时显然是颇费一番考虑的。
03
几个时间差
许广平《书录》原本是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未名社丛书”之一）的头条附录。《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7月由未名社初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最迟从1926年7月开始，读者就知道鲁迅已编好“论文及随笔集”《坟》，囊括了他从1907年《人之历史》到1925年《论“费厄泼赖”应该 缓行》“较成片段的文章”。鲁迅很关心台静农这本书，亲为校阅，并修改了 台静农的序文14 ，因此台编所附许广平《书录》，鲁迅当然也看过。这又是许广平《书录》得到鲁迅指导与首肯的一条证据。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书录》介绍《坟》，并非“未完”，而“未名社印行”五字也和李霁野所说鲁迅离京前已交稿若合符节，甚至还让读者感到《坟》已经出版了。但事实上《坟》的广告1926月6月10日拟好，出版社7月打出这份广告，出版却要到1927年3月，那已经是广告拟好之后九个月，广告打出之后八个月，距《坟》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完成之日则是一年零三个月了。
如何解释这几个并不算短的时间差呢？
04
不同的出版节奏
对照鲁迅北京时期的创作，《呐喊》《热风》《彷徨》《华盖集》《华续》皆随写随编，创作完成与编集出版的时间十分接近。只有《坟》和《野草》完成创作之后很长时间才出版。
《呐喊》《彷徨》是小说，容易收集归类。《热风》半是《新青年》上的“随想录”，半是《晨报副刊》上类似的短论，也不难裒辑。这三本随写随 编，和《坟》无可比性。《野草》情况不同，鲁迅离京前后、在厦门之时都不能确定是否会继续写下去15 ，因此《野草》迟迟不能出版，和《坟》也无可比性。此外值得参照的只有跟《坟》一样文体驳杂、篇目甚夥、发表阵地多变的《华盖集》《 华续 》 。
1925年12月31日夜，鲁迅在“绿林书屋”编就《华盖集》，并作《华盖集题记》。《华盖集》最后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写于1925年12月28 日，发表于1925年12月31日的《国民新报副刊》。换言之，最后一篇写完第三 天和发表的当日，鲁迅就编好了《华盖集》！隔了两个月即1926年2月15日，鲁迅“校毕”《华盖集》并作《华盖集后记》，至此《华盖集》所有作者方面的 出版准备工作均告完成。再看《华续》。该书先收1926年1月至8月所作杂文二十六篇，最后一篇《上海通信》写于1926年8月30日鲁迅从北京赴厦门途经上海之时。1926年10月 14日，已在厦门的鲁迅为1926年8月20日离京之前一篇谈话的记录稿《记谈话》追加一段《附记》，作为《华续》最后一篇文章，并撰“小引”和“校讫记”（后移做《而已集》“题辞”），1926年10月15日日记说：“下午编定《华盖 集续编》。”这是《华续》编集的第一阶段。
鲁迅本打算在厦门专心编讲义和教书，以为“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但1926年10月15日初步编完《华续》不久，发现漏落了1926年9月23日一则《厦门通信》。接下来逗留厦门两个月作文确实不多，但还是有五篇通信与杂文。1927年1月8日，鲁迅索性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为名，将这六篇 附在《华续》之后，“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这是《华续》编集的 第二阶段。
和《华盖集》一样，包含《续编的续编》在内的《华续》也是随写随编—— 实际上在《华续》编完之后与出版之前的间隙，鲁迅又追加了1927年1月16日从厦门至广州船上写给李小峰的《海上通信》，这样《华续》创作完成和编辑出版的时间就更加靠近了。
1927年鲁迅摄于厦门
鲁迅北京时期几本书的编集出版堪称神速，唯独《坟》写完、编定甚至交稿之后，迁延日久，方得印行。
《坟》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作于1925年12月29日（也即《华盖集》最后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作成第二天），发表于1926年1 月10日（亦即编就《华盖集》之后第十天）。按《华盖集》编集速度，倘若鲁迅此时腾出手来编《坟》，则距他1926年8月26日与许广平双双离京还有七个半月，完全可以从容将事。据许广平《书录》，《坟》最迟1926年6月10日编就，此时鲁迅仍在北京，两个半月后才赴厦门，也有足够的余裕完成撰写序跋之类的后续工作。
但事实上就在这段时间，鲁迅搁下了已经编定的《坟》，先是1925年12月31日夜迅速编就《华盖集》并作《华盖集题记》（在《华盖集》最后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写完后三天亦即发表当日），接着1926年2月15日“校毕”《华盖集》并作《华盖集后记》，完成《华盖集》全部编辑工作。
此后《坟》的印行仍无动静，却又于1926年10月15日初步“编定”《华盖 集续编》。此前还于1926年6月初，连夜校阅《彷徨》的“印刷稿子”、“排印稿子”，保证了该书于1926年8月出版16 。
如此这般，一直忙到1926年10月30日，才在到了厦门之后的一个大风之夜写《坟》的《题记》，十一天之后再作《写在〈坟〉后面》,完成《坟》的所有出版准备。
此时距《坟》最后一篇创作时间已过去十一个月。正式出版是1927年3 月，距所有出版准备工作完成又过去四个月。
鲁迅1926年8月26日离京南下，生活道路剧变，临行又异常忙碌，这是值 得考虑的重要事实，但这不能仅仅令《坟》的出版一再迁延，却丝毫不影响《彷徨》《华盖集》《华续》的编集、校阅与出版。恰恰在《坟》的最后一道编辑工序一再拖延的同时，鲁迅加紧完成了《华盖集》的编集，又在抵达厦门一个月后编定《华续》。是否中间插入《华盖集》《华续》的编集，因而未能及时推进《坟》的出版呢？也不能这么说。《华盖集》《华续》编集出版的快节奏倒是鲜明地反衬了《坟》的出版何其迟缓。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已编好并交稿的《坟》的出版一拖再拖？
05
“收集，抄写，校印”及其他
这里首先应考虑《坟》中所收文章的“收集，抄写，校印”。
1926年12月29日鲁迅致韦素园信说，“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李霁野1976年回忆也说，鲁迅交稿时，“对我们提到景宋，说稿子是她代抄的，她能一天抄八千到一万字，毫不吃力，是工作的好助手” 17 。1925年8月上旬，许广平为躲避女师大当局迫害，借寓鲁迅家中将近一周，闲来无事，就帮鲁迅抄写收入《坟》的那几篇文言文，速度飞快18 。这事李霁野回忆说鲁迅交稿时告诉了“我们”（未名社几个成员），但据鲁迅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信，至少韦素园当时 并不知情。《题记》说“我的几个朋友”分头“替我收集，抄写，校印”，许广平之外还有谁？现在看1925—1926年和鲁迅交往密切的青年朋友的回忆，难以找到线索。但不管怎样，所谓“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应是客气话，不会费时太多，因为除许广平抄写的文言论文，十九篇白话文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可直接利用剪报。李霁野只保存了《题记》和《写在〈坟〉后面》两份手稿，而有些白话文，鲁迅在刊物剪报上有不少修改，是否修改后又请许广平或别人誊抄，很难推测。但无论如何，1926年6月10日许广平撰成《书录》或离京（1926年8月26日）之前，书稿已交未名社，抄写工作应全部结束。
校订费时不少。《妇女杂志》编者附记说，鲁迅曾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发表之《娜拉走后怎样》记录稿“重加订正”。这需要一点 时间，但此次“订正”既完成于1924年8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娜拉走后怎样》之前，自然不影响《坟》的编集出版。
《题记》说，“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实际上四篇文言文不只“改了一点”，《人之历史》题目都换了（原题《人间之历史》）。 十九篇白话文也有程度不同的校改19 。1927年3月第1版修改原刊处颇多，1929 年7月第2次印刷改动不大，主要针对《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孙用先生《〈鲁迅全集〉校读记》据以校对原刊的是《鲁迅全集》1981年版，其实就是1929年3月第2次印刷本。《坟》此后还印行两次，并无改动。孙用先生给出的校勘内容，主要是1927年3月第1版鲁迅针对原刊的校改。
著有《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全集校读记》等书的孙用
鲁迅1928年7月17日致李霁野信说，“《坟》的校正稿——于前几天寄出了”，这说明第二次印刷前的校改完成于1928年7月中旬。1927年3月第1版问 世前的校对工作何时结束呢？可能是在鲁迅离京之前。《题记》说“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应是为行文方便，将离京前完成的校改之事与正在撰写的《题记》拉到一块。倘若“现在”指1926年10月30日撰写《题记》之时，则鲁迅手边须有未名社寄来的校样，或从北京随身携带的文稿抄件与剪报副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霁野所谓“交稿”之后，鲁迅又取回原稿，带到 厦门，随时校阅。但现存鲁迅和未名社成员通信并无这方面的证据。鲁迅去厦门后，许羡苏再次借住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仍然有许多刊物和书籍要转寄，几乎三天两头有信往还”，可惜这些信件后来都遗失了，“否则可以多 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 20 。不知道“当时许多事情”中有没有跟《坟》的校阅有关的细节。
倒是《写在〈坟〉后面》完成之后的1926年11月23日鲁迅致李霁野信提到《坟》的校对：“关于《创世纪》的作者，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人猿间确没有深知道连锁，这位Haeckel博士一向是常不免‘以意为之’的。” 21这话前半段涉及《人之历史》“西国创造之谭，摩西最古，其《创世纪》开篇”一句。《创世纪》称“摩西五经”之首，但并不一定或不全是摩西所作，当时正拟翻译 房龙《〈圣经〉的故事》的李霁野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请示鲁迅是否修改，回答是“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后半段涉及《人之历史》对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鲁迅先后译作黑格尔、赫克尔）《人类发生学》的介绍，“递近古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可能李霁野对此有疑惑，又可能李霁野看到《坟》的另一篇《论睁了眼看》有所谓“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觉得不妨与《人之历史》统一，因而请示鲁迅，鲁迅的答复虽不甚明确，但调侃轻松的口气差不多也等于让李霁野“随他错去罢”。
1926年12月5日鲁迅致韦素园信又说，“《坟》能多校一回，自然较好”。这是现存鲁迅与未名社成员通信涉及《坟》的校阅仅有的两处。北京的李霁野、韦素园在《坟》的校样上发现一些问题，请示鲁迅，但鲁迅此时已写好《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对校对之事不甚热心，更未主动提出什么校改要求。鲁迅本人的校阅很可能在许广平1926年6月10日撰成《书录》或8月26日离京之前完成，李霁野回忆也并没提及鲁迅到厦门之后对《坟》的校阅，只说“《坟》的稿子是先生离京前交给未名社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是以后寄到未名社的”。
换言之，文字校阅，工作量不小，但基本完成于鲁迅离京之前，到厦门后的零星校阅或关于校阅的讨论，并非导致《坟》的出版一再延宕的原因。
是否未名社编校排印动作过于缓慢呢？《写在〈坟〉后面》劈头就说，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直到1926年10月30日写《题记》之前，鲁迅才知道未名社刚刚将《坟》“印成一半”，赶紧写出拖延十一个月之久的《题记》和《写在〈坟〉 后面》，仿佛《坟》的迟迟不能印行，责任在未名社这边。
其实不然。未名社是“一九二五年夏一天晚上”，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 农三人拜访鲁迅时，由鲁迅提议创办的22 ，就是将北新书局已出版几种的《未名丛刊》“别立门户”，以“未名社”名义单独出版当时不受欢迎的青年人的译作。未名社正式开始工作要到1925年9月，23正是许广平8月份抄好四篇文言文之后不久。据许广平《书录》，最迟在1926年6月10日之前，鲁迅已决定将《坟》交未名社。据李霁野回忆，1926年8月26日离京之前实际已交稿。以未名社成员做事风格和对鲁迅一贯的敬爱，不可能单方面将《坟》的出版一再拖延。四个多月之后的1926年10月底才“印成一半”，当别有缘故。
06
序跋的难产延缓了《坟》的出版
所谓“印成一半”，是否就是文稿全部印成而独缺序跋的一种委婉说法呢？鲁迅1926年10月15日致韦素园信说：
《坟》的上面，我还想做一篇序并加目录，但序一时做不出来，想来一时未必印成，将来再说罢。
可见《坟》的迟迟不能付印，主要是序言“一时做不出来”，而“目录”也在继续推敲——这后一点颇为费解。许广平写《书录》时，鲁迅已编定《坟》，感觉需推敲“目录”应在这以后。《书录》提到“共二十四篇”，实际仅二十三篇，是否属于鲁迅后来对目录的调整？《书录》未提供《坟》的原初目录，但“按年代排列”的方式后来确实采用了。既“按年代排列”，篇目也仅有二十三与二十四的细微差别，而且《华盖集》《华续》早已编就，鲁迅到那时为止所有“较成片段的文章”已囊括无遗，“目录”还会有什么调整？ 所谓“加目录”，或许只是做事一贯认真的鲁迅要对目录的排印格式（如字体 行距之类细节）有所吩咐罢？这点也只能存疑待考。
无论如何，《坟》的出版一再迁延，原因不在未名社，而在鲁迅本人。具体地说，就是因为鲁迅一直写不出《坟》的序和跋。
鲁迅知道《坟》已“印成一半”，是1926年10月30日写《题记》之前。根 据当时北京—厦门之间信件往返速度（动辄半个月），不可能是韦素园接到鲁迅1926年10月15日信，见鲁迅说“序一时做不出来，想来一时未必印成，将来再说吧”，赶紧回信说已经“印成一半”了。更大的可能是鲁迅前信发出不久 即接到未名社信，得知《坟》已“印成一半”，于是感到“目录”和“序”已不能再等。
果然1926年10月底，鲁迅开始行动起来。先是请陶元庆为《坟》设计封面。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说：
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样 写：鲁迅／坟／1907-1925（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你组织进 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当晚致李霁野信又说：
《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之一了——《坟》的序言，将来当作一点寄上。
1926年10月29日夜给李霁野写信，“《坟》的序言”还没有把握写成，不得不俟诸“将来”。可见给韦素园写信说“序一时做不出来”确是由衷之言。但第二天“大风之夜”，《题记》居然写成了。真是一个大逆转。一件迁延日 久、甚至不得不等待“将来”的事，一夜之间就完成了。
1926年11月4日致韦素园信又说：
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请做锌板，至于那封面，就只好专等陶元庆寄来。序已另抄拟送登《语丝》，请不必在《莽原》发表。这种广告性的东西，登《莽原》不大好。附上寄小峰的一函——
这与当天夜里的日记吻合：
四日晴，风。上午寄漱园信并《坟》之序目，附致小峰信。
11月4日附在韦素园信中给当时负责《语丝》编务的李小峰的便笺没有保 留下来，估计是指示李小峰配合未名社排印《坟》的节奏，在《语丝》上及时刊载《题记》（《语丝》周刊1926年11月20日第106期刊出《题记》）。
《题记》寄出后，鲁迅意犹未尽，1926年11月11日夜又完成《写在〈坟〉后面》。至此，《坟》的编辑工作由鲁迅负责的这一面才算最后结束。
陶元庆为《坟》初版设计的封面
还有一点尾声。鲁迅1926年11月23日致信李霁野，吩咐“《莽原丛刊》， 我想改作《未名新集》；《坟》不在内，独立，如《中国小说史略》一般”。这是《坟》出版过程中一段插曲。原来1926年10月29日鲁迅已写信告诉李霁 野，“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之一了”。11月23日的信重提此事，加以确认，正式宣布在出版上与高长虹脱离关系，将原拟以“莽原丛刊”名义出版的《坟》改做以《未名新集》之一出版。
1926年11月28日致韦素园说：“《坟》的封面画，陶元庆君已寄来，嘱我看后转寄钦文，托他印时校对颜色，我已寄出，并附一名片，绍介他见你，接洽。这画是三色的，他于印颜色版较有经验，我想此画即可托他与京华接洽， 并校对。”1926年12月5日致韦素园又说：“封面画我已寄给许钦文了，想必已经接洽过。”鉴于《彷徨》第二版将陶元庆封面画改了颜色，鲁迅觉得对不起陶，非常不快，这回要反复叮咛未名社。
修改丛书名称，制作陶元庆的封面画，够未名社成员奔忙一阵了，但也不会费时太多，顶多是1926年12月5日致韦素园信发出之后到实际出书的三个月。
排除种种可能，《坟》的出版一再迁延，主要原因只剩下1926年10月30日才“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完成的《题记》，与11月11日追加的《写在〈坟〉后面》。是难产的一序一跋拖了后腿，这才导致《坟》在1926年6月编定甚或交稿之后九个多月方得问世。
07
反复筹划的几个时间节点
《坟》的问世之难，还要算上1926年6月编定之前长时间的酝酿筹划。
《题记》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肯定不会是许广平1925年8月躲在四三条胡同抄写四篇文言论文之时，那应该在“偶尔看见”之后。合乎逻辑的推导是先“偶尔看 见”，决定编集《坟》，这才让许广平誊抄。但“偶尔看见”究竟在何时？
第一种可能性是1922年12月3日撰写《呐喊自序》前后。这篇《自序》深情回忆了十多年前所做的“好梦”，即在东京“提倡文艺运动”，以及“好梦”破灭后的悲哀与寂寞。所有这些经历都清楚记录在“周氏兄弟”长期随身携带的两份归国前在日本制成并共享的剪报，其一是日本报刊上日本译者以日文翻译的10篇包括果戈理《狂人日记》在内的俄国小说24 ，其二有《民报》《天义报》《浙江潮》上章太炎、周作人、汤增璧、刘师培、陶成章、黄侃等诗文译作51篇，以及“周氏兄弟”和许寿裳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论文与译作9篇。周作人所谓流产的《新生》杂志之“甲编”（“乙编”为《域外小说集》）悉数收录在第二份剪报内，其中鲁迅6篇，周作人2篇，许寿裳1篇。鲁迅 在《呐喊自序》中既大肆回忆东京时期“提倡文艺运动”的前后经过，安能不开筪一顾这两份剪报？
因此“偶尔看见”云云当属委婉之辞。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或许随身携带上述剪报（也可能为周作人携归）25 。鲁迅从绍兴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转北京，这些剪报可能一度放在绍兴老家，1919年举家北迁（或周作人1917年应聘北大）才带到北京。此后两人是否时时摩挲，常常反顾，不能确说，但至少1922年12月3日撰写《呐喊自序》前后，鲁迅肯定又想到了这些早年的作品。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呐喊自序》将《呐喊》的“来由”追溯到“不能全忘却”的年轻时候的 “好梦”，则《呐喊》既然编就，《呐喊》的先导《新生》甲、乙编也该一并 再版问世了吧？
这就要说到“偶尔看见”更早的一种可能性。完成《呐喊自序》整整两年 前，亦即1920年3月20日，鲁迅以周作人名义撰《〈域外小说集〉序》，并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推出《新生》乙编《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序》这样描述该书再版的因由：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几位著作家”、“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几个友人”， 首先可能有一直看重周氏兄弟的陈独秀，以及同样推崇周氏兄弟、本人也热心提倡和翻译短篇小说的胡适。胡适、陈独秀是否知道鲁迅过去出版过《域外小说集》已不可考，但不排除有此可能。另外就是钱玄同、钱稻孙、许寿裳、陈师曾等留日老同学。钱玄同最初热心催促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又熟悉“周氏兄弟”在东京的“文艺运动”，很可能在绍兴会馆就多次与鲁迅谈起这桩往事。许寿裳既是《新生》同仁，又是最看重鲁迅文学才华的“友人”之一。以上这些人看到鲁迅的新文学创作既如此成功，当然会“提起”、“问到”并“劝告重印”《域外小说集》了。
近年书贾所翻印《域外小说集》初版本一书的封面
1920年春至1921年初，已经到沪的陈独秀为《新青年》事正与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闹得不可开交，很快多年交情破裂，《新青年》不得不另起炉灶。这事陈独秀频频写信向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新青年》北京诸 同仁报告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域外小说集》仍由群益书社推出增订版，可见“周氏兄弟”出版旧时译作的决心之坚定。
作为《新生》乙编的《域外小说集》既受周围朋友重视，译者本人决心又如此坚定，很快就出了增订本，那么《新生》甲编之中鲁迅个人的六篇文言文作品不也就呼之欲出了吗？
这里还应提到“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之子寿洙邻，他始终关心鲁迅的新旧文学创作。辛亥革命后，他一度任热河屯垦督办公使秘书，熟悉当地地名沿革，曾写信告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滦阳属奉天为不妥，应是热河承德之西滦河上游的滦平县。26 鲁迅欣然接受这个意见，《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特别鸣谢。1914年至1928年寿洙邻任平政院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与鲁迅过从甚密，他不仅推崇鲁迅为“我的钦佩之中国小说大家”，且发人所 未发，更加看重鲁迅的“古典文字”与“翻译外国文学小说”——
他的语体文，是真正的语体，不像别人，半路出家，扭扭捏捏，如半放的天足。但在他人，都爱其白话文，我却尤赏识其古典文字，渊深典雅，直追汉魏六朝而上，又简练肃括，一语抵人千百，下视唐宋八家，觉得虚伪浮滑，一文不值了。我知其有古典文学的著作，尝谓鲁迅，何不将古典著作出版，可以传世。鲁迅笑谓，我的文字，是急于要换饭吃的，白话文容易写，容易得版税换饭吃，古典文字，有几人能读能解，这话调侃世人不少。其后鲁迅又多翻译外国文学小说等书，见闻愈广，思想愈新， 成为世界的文学家，不能以中国文学限之矣27 。
看来寿洙邻也是“提起”、“问到”并“劝告重印”《域外小说集》之一人。寿氏此文写于1956年，他回忆自己曾劝鲁迅“何不将古典著作出版”，当在《坟》编集之前，这以后就无此必要了。
总之继《域外小说集》再版（或与此同时），收集出版早年文言文，不仅是鲁迅本人意愿，也有身边众多友朋的鼓励与敦促。
说起寿洙邻所谓鲁迅的“古典文字”“古典著作”，还得再来讨论一下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第二份精心装裱的无标题《河南》杂志剪报。据有幸接触过的专家的研究，这是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编排的文集” 28 ，或“鲁迅留日时期手订文辑” 29 。该剪报“目次一”的内容就是《新生》甲编，其中鲁迅个人六篇或译或作可视为《坟》的前身。《坟》所收四篇文言论文写于1907年，1907年和1908年刊于《河南》杂志，1908年底至1909年《域外小说集》成书期间，这四篇文言文和鲁迅另外两篇译、作（《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跟居留日本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诗文一道，以杂志剪报形式装订成册，鲁迅手写两份“目次”，当时或许是想以多人合集的形式予以出版。1920年鲁迅撰《〈域外小说集》序》，很可能“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这份剪报，“偶尔看见”自作的六篇文言论文和译作，或许此时就考虑将这六篇从多 人合集的剪报拿出来，独立出版。这该是鲁迅最初动念编集《坟》的情形吧？
但那时除了几篇文言文，“较成片段”的白话文只有两篇（《我之节烈 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还不够“做成一本书样子”。尽管如此，鲁 迅起来响应“文学革命”，最初并不打算创作白话小说，而是仍想“翻译”和“做论文” 30 。“翻译”是继续《域外小说集》未竟之业，“做论文”则是像东京时代向《河南》杂志投稿那样，给《新青年》和别的报刊杂志撰写《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类长篇大论。
这样说来，鲁迅起意编《坟》，要提前到最初决定参与“文学革命”的1918年。鲁迅1918年写《我之节烈观》，由《河南》跨到《新青年》，继续写长篇论文，而这些论文积累到1925年8月，终于可以和它们的前身即留日时期的文言文一道结集出版了。
少数几位熟友除外，1922年底的读者不可能完全看懂《呐喊自序》。鲁迅自述年轻时有过关于文学的“好梦”，但苦于无法以实物显示，那些见证当时 “文艺运动”的剪报静静躺在“八道湾”行筪中，尚未到发表之时。1922年的鲁迅只能以薄薄的《呐喊》追悼青春残梦“不能全忘的一部分”，任凭寂寞的“大毒蛇”继续纠缠自己。
08
“剪报”为何落入钱玄同之手
1925年8月鲁迅令许广平抄写“少作”，应是感到发表条件已经成熟，但为何只抄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遗漏了同在那份剪报中的《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人之历史》《裴彖飞诗论》刊于《河南》杂志时都归入“译述”，1929年鲁迅写《奔流编校后记》，因为找不到《裴彖飞诗论》而流露惋惜之情，可见他并不认为《裴彖飞诗论》不重要。31 至于《破恶声论》，更是六篇论文中最具创意、最无“生凑”痕迹的一篇。《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未编入《坟》，很可能是 因为当时剪报已不在鲁迅手边，他只好找出自己或许寿裳等人保存的《河南》杂志，或从某处（比如他参与筹建的“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及其分 馆）借阅32 ，让许广平誊抄。这样得到的《河南》旧刊不完全，故许广平只能抄出四篇文言文，遗漏了《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至于或未找（借）到、或因未曾编入剪报而淡忘了的《浙江潮》上的《斯巴达之魂》与《说鈤》，当时就更加无从说起了。
钱玄同
现藏鲁迅博物馆的两份剪报是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之子钱秉雄风闻红卫兵即将来抄家，危急之时夹在钱玄同部分遗物中捐献给鲁迅博物馆的。33 这两份简报何以落到钱玄同之手？
首先一种可能，是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遭周作人夫妻“骂詈殴打”，在这过程中被周作人“没收” 34 。另一种可能是这两份简报虽系鲁迅手写“目次”，然而当初周作人或许也参与收集编排，其中周作 人所作更多，因此所有权并不分明，向为兄弟二人共享，1924年6月11日鲁迅不取剪报，也不难理解。
其次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作人很快于10月24日写出《关于鲁迅》。同一天，钱玄同也写出《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当时钱玄同周作人交往最密切，钱氏常到八道湾周宅谈天说地。1936年10月19日 鲁迅逝世至10月24日钱、周二人同时写出冷静的“追忆”文章，两人有没有交换过意见和感想？可惜1936年周作人日记尚未公开，1936年10月18日至10月31 日钱玄同日记又碰巧失记，这个问题暂时无法解答。35无论如何，周作人熟悉情况，提笔能写，钱玄同却需要材料，于是就有一种可能：周作人将两份剪报交（或赠）给钱玄同做参考。
有趣的是周作人《关于鲁迅》及后来《关于鲁迅之二》（11月7日）、《关于鲁迅书后》（11月17日）说了许多包括《域外小说集》成书细节在内的所谓“海内孤本”，偏偏只字未提《河南》杂志上鲁迅发表的六篇论文（直到《知堂回想录》才作交代），而似乎事先有分工，钱玄同文章倒反复提到这些文言文，还郑重其事地说，“我读豫才的文章，从《河南》上的《破恶声论》等起”，又说鲁迅“在《河南》杂志中做过几篇文章，我现在记得的有《文化 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篇，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钱玄同手头或许有《坟》，提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不足为奇，但《破恶声论》当时无人知晓，钱氏仅凭记忆就准确无误写出篇名和内容，能无蹊跷乎？
我怀疑钱玄同写《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手边就放着刚从八道湾取来的那两份剪报，事后一直未曾归还，这才有其哲嗣于1966年危 急关口的捐献之举。
周氏兄弟这两份神秘的剪报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至今有幸寓目者寥寥， 学术界还无法展开大规模研究。该剪报包含《坟》的部分内容跟鲁迅最初编集《坟》的动因有关，并涉及《坟》的文稿的收集与抄写，这里仅凭有限线索试作一点推测，实也不得已而为之。
09
序跋的任务、难度和未完成性
如果上述种种推测不误，则《坟》的创作与编集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1907年，六篇文言论文完稿；
1907、1908年，这些文言论文先后发表于《河南》杂志；
1909或1911年，“周氏兄弟”编成剪报，携归绍兴，或许是想继《域外小 说集》之后予以出版（至少是“目次一”的部分）；
1920年，为重印《域外小说集》，鲁迅开筪“偶尔看见”这些文言论文， 再生出版之念；
1922年，鲁迅写《呐喊自序》，想起（或再次翻阅）剪报，又准备予以 出版；
1925年8月前后，鲁迅终于决定将1907年所作文言文连同新写的白话论文一起编集出版。此时剪报已归周作人，鲁迅只好翻找或借阅《河南》旧刊，仅得其中四篇，令许广平誊抄，最迟至1926年6月10日之前，和十九篇白话文一起 编定成册，题名曰《坟》，并于8月26日离京前交未名社出版。
这样漫长曲折的过程是此前鲁迅任何一本书的创作与编集都未曾有过的。《坟》的特殊性由此而来。正是这种特殊性使鲁迅感到非写不可的《坟》的序跋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度，迟迟不能下笔，最终延缓了《坟》的出版。
不同于1918年以后创作并随写随编的作品集，《坟》的第一个特别之处是正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主将之一鲁迅竟在文集中收录四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前十年的文言文，不仅将这它们置于全书之冠，还宣布之所以编集该书，“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这几篇文言文。换言之，如没有看到这几篇 文章，如不是为了保存它们，根本不会有《坟》的编集与出版，至于那十九篇白话文，很可能就编入《华盖集》或别的杂文集了，而以后类似格式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也无从谈起。
鲁迅首先从内容上高度肯定这些通常被称为思想创作“早年”或“早期” 用“文言文”撰写的“少作”：
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 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这样说来，“不忍抛弃旧稿”，“总还想将这存留起来”，并非单纯的敝帚自珍。《坟》打头四篇文言论文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绝不像他自谦的那样属于“生凑”、“生涩”和不够“进步”，乃是别有价值。《摩罗诗 力说》介绍的几个诗人，不仅当初令他“激昂”，民国告成以后直至1926年， “还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摩罗诗力说》如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 篇》《文化偏至论》又如何？鲁迅没有明说，但读者可想而知。
将四篇当时能找到的文言文和1918-1925年十九篇“体式”相近的长篇白话文裒为一集，既是托庇“新文学”来兜售“少作”，也是完成《呐喊自序》没有完成的工作，即显示和“新文学”未必完全吻合的青年时代的“艺术”理想。再次发表“旧稿”和“少作”，既是为了卸下心头重担，驱除早年“提倡 文艺运动”的失败遗留在内心的寂寞与哀伤，而将它们和1918-1925年新作的白话文一道交给公众和历史检阅，则又需要进一步理清二十年来的思绪，并对读者作出必要的说明。
《坟》的序跋需要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是《热风》《彷徨》《华盖集》《华续》的序或跋未曾面对的，惟《呐喊自序》差堪比拟，但后者写于1922 年，那时《热风》尚未编集，《彷徨》《华盖集》《华续》全部文章尚未开笔，鲁迅所拥有的新文学经验远远没有写《坟》的序跋时那么丰富，因此《坟》的序跋要说的话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多，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比《呐喊自序》更复杂。
既然不是编集全部写于当下的作品，作者本人必须对其中属于历史文献的“少作”的当代意义加以适当解读，不歪曲当时的真相，又能确保它们的重 新发表有益于当下文化建设。发表这些“少作”与“旧稿”，既要站在历史的立场审视今天，也要站在今天的立场审视历史，让历史和当下构成对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编《坟》，不啻要求读者既读他1918年以后的白话文，也（或更）要读他1907年的文言文，否则就无法把握完整动态的鲁迅形象。
鲁迅要用《坟》来改写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形象。写《坟》的序跋时，他就应该以这样的新形象站出来说话。这可是个大举措。
《坟》的序跋大致写了以下几点。
1．在新文学和新文化内部竖立“敌人”，宣布自己“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而活着，进一步亮出“精神界之战士”的品格。
2．从文白夹杂的语言运用的角度提出“历史中间物”的说法。
3．明确提出“过去的生命”和“坟”的意象，以此对1907年以来二十年 文学生涯作出全面总结。《华盖集》《华续》让他认识到，《坟》的“泛论一般”的论文和《热风》同样“泛论一般”的短论力量终究有限，倒是“偏偏执滞于几件小事情”的杂文更合他胃口，“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 讼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那么，是毅然奔赴《华盖集》《华续》开辟的新的言论战场，还是继续为年轻时的“好梦”所“纠缠”？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鲁迅显然选择了前者，这样他要告别的就不仅是《河南》的记忆和1918-1925年的长篇论文，也包括“泛论一般”的长文、短论以及和《坟》一样早已完成却迟迟不知如何结束的“抉心自食”的《野草》。换言 之，如何给《坟》写出合适的序跋，还必须跟如何结束《野草》并写一篇合适的《野草题辞》，放在一起考虑。《坟》的序跋是对未写序跋的《彷徨》和写过序跋却未能尽言的北京时期所有著作的序跋的补充，更是《野草题辞》的预演。果然，《坟》的序跋围绕“坟”和“过去的生命”的许多内容，五个月后在《野草题辞》中以诗的形式再次唱响。
4．但也有未作交代或未完成之处。首先《摩罗诗力说》部分内容除外， 四篇文言文以及东京时代“文艺运动”的正面问题几乎未置一词，这和鲁迅对“少作”的珍视极不相称。36 其次，十九篇白话文也只提到《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鲁迅在序跋中虽然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向前延伸了二十年，却并未完整梳理这二十年来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实践内在发展的脉络，并未真正使过去与当下建立对话关系。
相对于神完气足的《〈呐喊〉自序》，《坟》的序跋有成功之处，也有明显不足。文字的缠绕模糊姑置勿论，关键在于《〈呐喊〉自序》面对的是小说，不妨那么去写，《坟》的序跋面对的是“论文”，至少也要显出论文的特 点，不能完全交给未必胜任的抒情性散文随笔。《呐喊自序》苦于无法以实物显示年轻时的“好梦”，却仍能营造来自过去的浓郁气氛。《坟》出示了四篇 文言文，序跋却只轻轻带过《摩罗诗力说》一小部分，对四篇文言文及其指向的“过去的生命”未做任何正面阐述。这大概也是当时和以后绝大多数读者未 能认真对待这四篇文言文乃至鲁迅早年整个文学活动的原因之一吧？
1927年3月《坟》出版之后，相对于十九篇白话论文，那四篇文言文所 引起的反应，实在不能说有什么热烈。一直到六年后的1933年4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才明确提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瞿氏据此认为，鲁迅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他受尼采影响的 “个性主义”和“解放个性”的思想“跳过”时代的限制，几乎“预言”到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奉行的“革命的愚民政策”。瞿秋白高度肯定《坟》在显示鲁 迅早期思想方面的意义，“在那时候——一九O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散了” 37 。
1930年代瞿秋白这一论述犹如空谷足音，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瞿秋白之后，鲁迅1926年隆重推出的早期作品直到1940年代初才由周扬、胡风等少数几个人给予重视38 ，引起学术界普遍关切则更晚。长期以来，《坟》所收立意高远、文辞优美、掷地作金石声的十九篇白话文的光彩一直掩盖了四篇早期文言论文。
1950年代，“鲁迅早期思想研究”颇为兴盛。八九十年代至今，在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北冈正子等日本学者影响下，国内外“鲁研界”逐渐将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从《坟》扩大开去，遍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和所有早期翻译，甚至将早期著译列为鲁迅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一般读书界还是更看重《坟》里那些光辉夺目的白话文，始终不敢轻易跳进鲁迅早期的文言文世界。
继1921年《域外小说集》再版，《坟》更加明确地将1907年日本留学生周树人的“文艺运动”与1918年之后鲁迅的白话文创作连成一体。鲁迅晚年手订两 份《三十年集》目录，《坟》皆居首位。这都不啻昭告天下其文学活动并非始于1918年，而要从1907年算起。后人编纂《鲁迅全集》，从1938年版到此后各种版 本，《坟》居全集之冠的格局始终不变，一定程度上遵从了鲁迅的本意。
然而直至当下，尽管对鲁迅早期著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大批中外学者煞有介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到处寻找“起点”，却始终不敢理直气壮将“周氏兄弟”东京时代的“文艺运动”确立为各种“起点”的最高峰。或许因为他们大多还惑于《坟》的序跋过于谦抑的文字，或者对日本学者“材源考”之类研究 理解不足，误以为青年鲁迅只有模仿而少独创，又或者出于逆反心理，生怕被“鲁研界”牵着鼻子跑，故“厥目石硬”，罔顾如墓表一般置于《坟》前的四篇文言论文完整的“文学论”构造，无视“精神界之战士”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发出的“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的宣言，偏偏自作聪明，刮垢磨光，别 求“起点”于无数早已被文学史自动淘汰了的垃圾堆。
除了读者和研究者方面的原因，《坟》的序跋语焉不详，含糊吞吐，恐怕多少也有以致之。这也透露了《坟》的序跋为何一再踌躇，为何早就编好的《坟》迟迟不能出版的深层原因。尽管当时和以后，鲁迅一再力推其文言论文，毫不掩饰对于“遗籍”的偏爱，但他也怀疑这些“少作”多大程度上能为新时代读者所接受，自己对这些“少作”的眷恋多大程度上能为新时代读者所理解，所以《写在〈坟〉后面》不惜拟于不伦，竟然引陆机《吊曹孟德文》，对自己的“大恋之所存”发出无可奈何的嗟叹与冷嘲——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注释：
1 本文写作过程中，有关鲁迅留日时期两份剪报（笔者至今无缘得见），先后得到姜异新、夏晓静女士及王锡荣、陈子善、黄乔生、陈漱渝、高远东、朱林华诸位先生直接与间接的帮助与指教，在此一并鸣谢。
2 李霁野：《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3 李霁野：《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4 鲁迅日记1926年6月11日有“寄素园信并稿”六字，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注明书信内容，但认定“稿”是“《通信（复未名）》。后收入《集外集》”。2005年版同 此。不知何据，存疑待考。
5 孙用先生认为《坟》是“一九二六年作者在厦门编定”，见《〈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张文江《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也说《坟》是“1926年10—11月编成”，见张文江著《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6 《鲁迅日记》1926年6月3日记“午后”收到李小峰刚刚寄到的“《华盖集》廿本”。
7 《三闲集·序言》。
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9 《二心集序言》就说：“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
10 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原载1936年10月26、27日北平《世界日报》，此处转引自《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页。
11 该文收入许寿裳著《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刊行，参见《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2 《人之历史》（原题《人间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在《河南》杂志发表时，分属“译述”和“论著”栏目。《坟》的十九篇白话文格式也有差异。但这些并非《题记》所谓“体式上截然不同”。
13 鲁迅写“杂文”的意识，编《华盖集》时已相当自觉，但正式确立无所不包的“杂文”概念则晚至1935年12月30日《且介亭杂文序言》对“杂文”概念的正面阐述。
14 鲁迅1926年6月21日致韦素园、韦丛芜信，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
15 1926年11月21日鲁迅致韦素园的信就谈到《野草》的编集出版：“《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但1927年1月16日致李小峰信又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 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可见直到离开厦门，鲁迅都没有完全确认是否还会继续创作《野草》。
16 见1926年6月1日、3日的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602页。
17 李霁野：《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18 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9 参见孙用《〈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20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4页。
21 此句《鲁迅全集》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皆作“人猿间确没有深知道连锁”，有些费解。若云学术界并未“深知道”人猿之间的连锁关系，语义尚通，惟语法奇崛。鲁迅或李霁野当时会有这种反进化论的思想吗？颇疑“深知道”为“生这道”之误。
22 包子衍先生《〈鲁迅日记〉中的未名社》考订未名社成立为1925年8月30日，该文收入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23 李霁野：《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河北文学》1976年9月号，见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24 参看陈漱渝《寻求反抗和呐喊的呼声——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百年潮》2006年第10期；陈漱渝《他山之石——破解鲁迅剪报本〈小说译丛〉》，《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7日第17版。
25 1932年所作《鲁迅译著书目》说，“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看来随身携带自己的著作、登载自己文章的书刊或剪报是鲁迅的习惯。在东京编排的两份剪报，虽由鲁迅手写“目次”，但也不排除为“周氏兄弟” 共同制作，最后由其中一人携回国内。朱林华《鲁迅留日时期手订文辑概况》（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指出，第二份《河南》杂志剪报之内周作人所译《庄中》和《寂寞》收入《域外小说集》（感谢朱林华导师高远东教授惠寄该论文第一章概论部分），据此推测，该简报当在1908年12月《河南》杂志发表周作人译《哀纮（弦） 篇》《庄中》《寂寞》和鲁迅《破恶声论》（未完）之后与1909年《域外小说集》成书之前那段时间装订成册。收集感兴趣或自己发表的文章做成剪报，这个习惯鲁迅后来一直坚持下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1928-1936年鲁迅在上海的剪报。这一时期鲁迅杂文都编集出版，故剪报主要是鲁迅阅报后剪贴感兴趣的他人文章，以1933年为最多，参看李浩《关于“鲁迅剪报”》和郭翠兰、刘月仙整理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鲁迅剪报》（俱见《上海鲁迅研究》第12期）。
26 参见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河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27 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鲁迅研究室编，文物出版社1979年内部发行，第227～228页。
28 叶淑穗、杨燕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4页。
29 见前揭朱林华硕士学位论文。
30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1《奔流编校后记》说：“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现在大概是消失了。”
32 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6页。
33 杨燕丽：《鲁迅编排的文集》，《鲁迅藏书研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29～332页；该文又以《鲁迅留日时期编排的文集》为题，收入叶淑穗、杨燕丽合著《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3页。另参见前揭陈漱渝《寻求反抗和呐喊的呼声——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他山之石——破解鲁迅剪报本〈小说译丛〉》二文。
34 许寿裳《西三条胡同住屋》回忆“兄弟失和”，自己和鲁迅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该文收入《亡友鲁迅印象记》， 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印行，参见《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35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上、中、下三册，自1898年至1934年，此后仅1939、1949、1959年日记揭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2017年第7期和2018年第4期，其余暂未公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推出《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36年10月18日至1936年10月31日恰巧失记，仅在“10月17日星期六—10月31日星期六”下写道：“未记，此两周中又未记，可记者为十九日周豫才死；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五十六岁）。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登入该报及转载于师大之《教育与文化》第□期中。”
36 《坟》出版后，鲁迅经常追怀年轻时的文学活动。1929年6月25日致白莽信说：“关于P（按指裴多菲）的事，我在《坟》中讲过。”1929年8月11日《奔流编校后记》有言：“A. Mickiewicz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1929年11月20日《奔流编校后记》又说，“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1935年6月鲁迅又自豪地说，“‘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 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这年“残秋”所作自传性七律第一联“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即化用《摩罗诗力说》首句“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 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对早年“文艺运动”的追 怀，对文言文“少作”的偏爱，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新文学生涯。
37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研究学术论著汇编》（1），张梦阳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20～821页。
38 参见周扬《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8月12日至14日，《周扬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原载《群众》1943年11月1日第8卷第18期，见张梦阳编《鲁 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57～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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