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 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关于张爱玲及其“文华”
近代文学研究 第163期
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
——关于张爱玲及其“文华”
文/张伟
一部现代文学史，写就的作品浩若大海，留下的原稿手迹、档案文献等，现已大都成为了文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文物，很多并不保存在公藏机构的图书馆、档案馆里，除了亲人家属，大多数恐怕还在私人藏家手里；而其文献的种类，也并不仅仅只是手稿、日记、信函、文件等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类文献，更包括照片、唱片、海报、戏单、电影拷贝，甚至作家们当年生活的相关建筑，以及他们当年写作和生活的实物等等，这些，是我们以往忽略或重视不够的。本文即寻此思路，谨就桑弧遗物中有关张爱玲以及文华影业公司的一些图像，略作阐述。
一
这批图像的原主是桑弧先生。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很多名人的文献旧物都散落在民间，在私人交易、网络售书和拍卖平台上，都能见到大量实物。桑弧先生在政治运动中也受到过冲击，他的旧物，在民间交易市场上也时有所见。就笔者所见，早在2011年12月文汇出版社第三届“文汇雅集”名家文稿、信札、签名本专场拍卖中，就有一批“桑弧文稿”的出现；2013年7月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近现代名人手迹拍卖专场中，更有“桑弧信笺105页（附信封52枚）、明信片贺卡5页”登场；在2019年8月“孔夫子旧书网”上由“墨笺楼”承办的一场“著名电影导演桑弧有关民国文化界、艺人的重要回忆文稿专场”拍卖中，也有一批桑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交待材料露面，其中有一帧1942年胡梯维、金素雯题赠桑弧的结婚照尤其惊艳。其实，有关桑弧的文献在民间还有不少，我个人就曾在好几个藏家手上看到过一些类似的东西，都颇具文献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本文介绍的原藏自桑弧先生的这批旧物，现由北京的著名收藏家刘钢先生收藏，其中包括照片、文稿和电影海报等文献，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其文献、文物价值，自然无需多说。之所以确定这批东西出自桑弧先生旧藏，除了原卖家介绍外，主要根据藏品中的桑弧旧物，包括一些文稿，尤其能佐证的是一部题名为《鸳鸯蝴蝶》的剧本原稿。众所周知，《鸳鸯蝴蝶》即《假凤虚凰》的原名，是文华影业公司最早出品的影片之一，由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女主角原定陈燕燕，因其不擅演喜剧，遂换由李丽华和石挥主演。当时主持“文华”厂务的是陆洁，据其日记记载：“1946年11月22日，培林写完鸳鸯蝴蝶剧本”；“1947年3月27日，鸳蝴改名假凤虚凰”；“1947年4月3日，佐临假凤虚凰开拍”；“1947年5月28日，佐临假凤虚凰拍完，共拍37天，起讫55天”[1]。刘钢先生所藏的这部《鸳鸯蝴蝶》剧本，书写在当时通用的练习簿上，封面并钤有一枚“桑弧”的朱文印章，剧本字迹和外间所常见的桑弧笔迹完全一样，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本文所述张爱玲照片就在这批文献当中——当然，如果准确地描述，应该是底片，桑弧原藏是几卷135底片，刘钢先生将它们转成了照片。张爱玲照片一共7张，其中6张是张爱玲单人照（一张有叠影），一张为后景有张爱玲。由于这些照片出自桑弧旧藏，而原放置底片的底片袋上又有桑弧的笔迹，因此，可以认定这些底片的拍摄者就是桑弧。
说起桑弧和张爱玲的相识，不能不说到文华影业公司。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的沦陷区历史也随之宣告结束，当月，国民政府即准备接收上海各业，其中包括电影界，并为之成立了上海电影事业接管委员会，成员有各方人员组成，抗战期间留驻上海的费穆即为委员之一。随后的几个月，是各方势力激烈角斗的时间，纷繁复杂，一言难尽。至1946年春，各方暂时安定，纷纷开始组建公司，准备拍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于1946年6月组建的联华影艺社（1947年6月与昆仑影业公司合并），柳中亮、柳中浩兄弟于1946年7月组建的国泰影业公司等等。而“文华”，也是当时上海影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是这样介绍“文华”的：“这一时期的民营公司，除‘昆仑’外，规模较大的还有文华影业公司。‘文华’的创办人是吴性栽，他在战前办过‘大中华百合’，与罗明佑合作经营过‘联华’， ‘孤岛’时期又创办过‘合众’、‘春明’等公司。抗战胜利后，罗明佑曾要求与吴性栽再度合作，恢复联华公司，被吴性栽拒绝。1946年8月底，吴性栽在与人合资组织徐家汇摄影场的同时，又创办了基本上由他独资经营的文华影业公司，并于1947年2月开始进行制片。”[2]
文华影业公司的老板是吴性栽，而在第一线负责实际工作的则是厂长陆洁。在电影界，陆洁的资历比吴性栽更老，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代编剧和导演，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和中国的第一本电影期刊《影戏杂志》，陆洁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时间是1921年。他还留下了一部《陆洁日记》，偏长记事而少于议论，更是影坛珍贵难得的文献和文物。在1946年8月28日这天的日记中，他记道：“在约克与周璇、石挥、张伐同餐，谈定请演《边城》，并与性决定，新组织定名文华。”[3]文中“约克”是约克大楼的简称，1937年建，位于今四川南路29号，是当时“文华”高层经常请人吃饭聊天的场所。《边城》即沈从文的那部同名小说，“文华”最早拟拍摄的就是这部《边城》，由桑弧导演，如果不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计划流产，“文华”问世的第一部影片很可能将会是《边城》。我们从日记中还能够看到，吴性栽决定建厂拍片，并将此命名为文华影业公司，就是在1946年8月28日这一天，而陆洁是一起参与决策的主要人员。
如果说，陆洁是“文华”的行政负责人，那么，桑弧就是“文华”业务的主要沟通者，大凡编剧、导演、演员等公司主要业务人员的邀请和洽谈，大都由他出面办理，公司章程的修改定稿等重要工作，桑弧也是重要的参与者，1947年底，他还和龚之方一起，被吴性栽任命为“文华”副经理，桑弧负责拍片，龚之方负责制片。关于桑弧和张爱玲的交往，坊间有很多文字，类多属于文学描写，想象的心理感情，注水的添油加酱，再加上小说《小团圆》的场景对话，很能吸引人，但真实性却要大打问号。1946年8月，“文华”正式定名成立，桑弧和陆洁一样，是最早的参与者，陆洁主管行政，桑弧协调业务，黄绍芬的摄影，黄佐临的导演，都是桑弧具体接洽去谈下来的。9月，佐临和柯灵加入，前者担任导演，拿月薪；后者出任编剧，拿车马费，剧本费则另算。柯灵在上海沦陷期间编《万象》时就和张爱玲相识，一般认为，是柯灵介绍桑弧和张爱玲认识的，时间在1946年夏，也就是“文华”成立期间。也正因为桑弧已和张爱玲相识，陆洁在1946年年底才让桑弧上门去请张爱玲为“文华”赶写剧本救急。这在逻辑上完全可信。有关其间的来龙去脉，《陆洁日记》是最可靠的原始文献：
1946年12月18日： 燕燕在家请夜饭，谓生平未演过喜剧，鸳鸯蝴蝶怕演不好，商请另换悲剧剧本。
1946年12月23日：与刘琼谈定与燕燕合拍一片，1250万。
1946年12月24日：与培林商定，培去与张爱玲合作为燕赶写一剧本。今为圣延前夕，夜在燕家晚餐，有大郎之方丁芝丹凤佐临昭隆培林绍芬性栽。
1946年12月26日：晨到培林家，据告，已晤过张爱玲，她接受赶写一个剧本。
1947年1月12日：张爱玲剧本初稿交来。
1947年1月16日：培林来言，昨一夜失眠，拟仍拍鸳鸯蝴蝶，劝勿三心两意，尽可能修改张爱玲剧本。
1947年1月27日： 张修改之剧本可用，名不了情，
1947年2月6日：培林不了情开拍。
1947年2月10日：培所做拍戏日程表需45天，退回商请重做，
1947年2月15日：与培修正拍戏日程预算，共拍35天。
1947年3月22日：培林不了情拍完，起讫45天，实拍33天。
1947年4月1日：不了情在台尔蒙配音。
1947年4月10日：不了情沪光卡尔登两院上映，
1947年5月7日： 午到约克与性商定，提出3500万作不了情奖励金。[4]
陆洁当年的这些记录，有很多生动的细节，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当时的经过：桑弧1946年11月22日写好《假凤虚凰》（最初片名是《鸳鸯蝴蝶》）剧本，“文华”当即决定开拍，并定下由陈燕燕和石挥主演。12月18日，陈燕燕提出“生平未演过喜剧，鸳鸯蝴蝶怕演不好，商请另换悲剧剧本”。为应付这突来之情，12月24日，陆洁与桑弧商量，请他“去与张爱玲合作为燕赶写一剧本”。第二天，也即1946年12月25日，桑弧即去了张爱玲家。当时，张爱玲正处于感情和事业两方面都很不顺的时期，和胡兰成的交往别扭地画上了句号，自己的作品又受“汉奸之妻”的连累而无处可发，从人之常情来讲，此时“文华”的邀请和桑弧的上门，都是令人感到温暖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张爱玲很爽快地答应了为“文华”赶写剧本的邀请。仅仅过了半个月，1947年1月12日，“文华”即收到了张爱玲交来的剧本，这个速度真可谓是“赶写”了。可见，张爱玲对“文华”的这次邀请是很当一回事的，当然，这里面也完全可能有着桑弧和柯灵的情面因素。但桑弧却似乎对张爱玲的剧本并非很满意，想了一夜，还是想执导自己的《假凤虚凰》；而陆洁则以老大哥的身份劝他，不要三心两意，对剧本有看法，可以进行修改。陆洁的厂长权威很起作用，但剧本的修改到底是出自桑弧之手，还是拿去请张爱玲自己修改，或者两者都有？这笔缠绕的账目前并不能理清楚，但半月以后的1月27日，大事已定，“张修改之剧本可用，名不了情”。2月6日，《不了情》开拍，3月22日，影片拍完，“起讫45天，实拍33天”。然后就是配音、试映，并在“沪光”和“卡尔登”这两家国片的头轮影院正式公映。《不了情》一炮打响，上座奇佳，报上有“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的美誉[5]，其效果远远超出“文华”高层的预想，以致陆洁到“约克”和老板吴性栽商量，决定“提出3500万作不了情奖励金”，对剧组人员进行鼓励。
《不了情》的大获成功，让“文华”高层对“张桑档”的合作充满期望：1947年5月7日，“文华”对《不了情》剧组进行嘉奖；6月5日，吴性栽拟提升桑弧出任“文华”协理。而桑弧也心领神会，快马加鞭，很快提出了新剧本的方案：“1947年6月18日，培来述新拟剧本太太万岁，并谓演员拟用天流丹凤石挥韩非。”[6]显然，这期间，桑弧和张爱玲多有交往，并告知其“文华”对新剧本的期盼；而张爱玲也配合有加，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了《太太万岁》的创意，并很快写出了完整剧本。期间，虽然因王丹凤嫌戏太少而婉拒参演《太太万岁》，但“文华”迅速决定由上官云珠取代，并未影响该片的拍摄。1947年8月4日，《太太万岁》开拍，9月23日，“太太万岁全片拍完，实拍35天，起讫51天”[7]。12月10日，《太太万岁》在皇后大戏院试片；14日，影片在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正式公映，场场爆满，引起轰动。《太太万岁》是一出家庭伦理喜剧片，描写一位精明能干、八面玲珑的太太陈思珍，在大家庭里周旋于各个成员之间，想到处讨好，却到处不讨好。陈思珍的这种生存方式，是城市生活中随时可见的现象，堪称都市生活里家庭主妇的一种典型。张爱玲曾写过《〈太太万岁〉题记》一文，对此有过发挥：“《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的透过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她的生活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些嘲笑的意味。”[8]由于影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上映时影院内笑声不断，该片也因此成为1947年票房价值最高的几部影片之一，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引入国内的好莱坞大片《出水芙蓉》。上海各报竞相报道上映盛况，称赞其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9]
据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自1946年8月，桑弧经柯灵介绍和张爱玲认识以后，两人的关系相处和谐，且日趋热络。张爱玲写《不了情》时，桑弧已经可以直接登门，张爱玲也全力以赴地配合，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交出了剧本。《不了情》的公映成功，更是两人关系的助燃剂，他们很快相商合作《太太万岁》。从《陆洁日记》的记载看，“培来述新拟剧本太太万岁”，语意有些含混，我们据此大可猜测，剧本大纲很可能是张、桑两人商量切磋的，毕竟，城市市民的生活是他们都很熟悉的。再由此联想，关于《哀乐中年》剧本的创作，一直存在着是否张爱玲参与过写作的猜想，以致众说纷纭，而张爱玲最后的说辞是：“参预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10]”显然，当时关系密切的张、桑两人，在讨论剧本时各抒己见，相处非常融洽，当然，最终具体执笔肯定是一个人，但完稿以后，也存在着有另一人修改的可能。据说，最近发现的张爱玲《太太万岁》剧本手稿上，就有着桑弧的修改痕迹。像这种写作关系，如果两人默契，认定执笔写作的就是作者，旁人是无从置喙的。
二
有了上述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几张新发现的张爱玲照片，就多少会觉得感悟会更深一些。先看单人照，一共是6张，去除一张叠影，应该是5张。5张单人照中，有3张是在室外的阳台上（图1-图3），2张在室内（图4-图5）。我们知道，1939年春，张爱玲与母亲和姑姑迁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林登公寓（Eddingtin House，今常德公寓），前后共住了约有6年时间（其中2年多在香港读书），她的《传奇》《流言》等作品就是在这里写就的。张爱玲住在爱林登公寓6楼，常常倚靠在窗口和阳台上看风景，听市声。她曾在《公寓生活记趣》一文中写道：“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午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11]”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是：“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12]”读了文再来看照，我们似乎还能听得到那“克林，克赖，克赖，克赖！”驶过的的电车声，看得见那停在街心“坦露着白肚皮”的有轨电车。从这几幅照片上，我们能看到爱林登公寓的钢窗蜡地和阳台上的拉毛墙壁，一窥张爱玲闺房内的丝绸灯罩和墨绿色靠垫，还能辨得出张爱玲换了两套旗袍裙，显露出年轻女子的爱美内心。我们更仿佛能感受到，张爱玲站在高楼黄昏的阳台上，看着红红地升起来的元宵的月亮，心里油然浮现出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如果细细体味，这几幅照片显然都是近景大照，一般，只有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比较密切，才方便如此拍摄，这也凸显出张爱玲当时和桑弧的特殊关系。其实，张爱玲能够在自己的闺房内接待桑弧，并愿意让桑弧为自己拍摄这样私密的照片，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至于这些照片具体的拍摄时间，并不难考证。前几年，旅美女作家李黎曾在她表弟张伟群的帮助下，在档案馆查到张爱玲搬离爱林登公寓的具体时间：1947年9月10日。[13]而桑弧是在1946年8月经柯灵介绍才和张爱玲相识的，这几张照片显然拍摄于夏季，1946年夏，桑弧和张爱玲的关系似乎还不至于如此亲密，那么，它们就应该拍摄于1947年的7、8月间了，也即《太太万岁》的写作和拍摄期间，这大致不会有误。
还有一张照片（图6），虽然在照片中张爱玲并非主角，只是后面的一道背景，但也很值得一说。这是一张颇有意思的照片，拍摄地点是一家花园，主题应该是文华影业公司举办活动，慰劳员工，答谢朋友——关于此点，后面会略作分析。照片的主角是面对镜头开怀大笑的两位：柯灵和丁聪。柯灵在1946年9月就受聘“文华”担任签约编剧，属于最早加入“文华”的人员之一，参加“文华”举办的活动自然天经地义；至于丁聪，他和电影的关系也并不浅，早在30年代中期，他就是《联华画报》和《新华画报》的美术编辑，还绘制过不少“涉影”的画作，金山、胡萍和周璇主演的电影《狂欢之夜》的大幅彩色海报，就是他绘制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张光宇到香港，担任《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画报的美编，创作了大量抗战画作。1940年秋，他前往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当美术设计，还为吴祖光编剧的《正气歌》，金山导演的《钦差大臣》，曹禺编剧的《北京人》，张瑞芳主演的《牛郎织女》等话剧担任舞台和服装设计，期间创作的鲁迅《阿Q正传》插图和彩墨画《花街》、长卷画《现象图》等，成为了中国漫画史上经典之作。1945年10月，丁聪从昆明回到上海，其工作之一就是“为文华影业公司画广告[14]”。限于资料欠缺，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为“文华”具体画了些什么，笔者认为，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的电影海报，即出自丁聪之手。我们拿他一年之后为《电影论坛》2卷2期“阮玲玉纪念号”绘制的封面（图7）和《太太万岁》海报（图8）作一比较，两者在造型构图上如出一辙，绘画语言可以说非常相似。
说了照片的前排人物，再叙后排。仔细看的话，能够看出后排两位谈得很投缘，如果熟悉这两位，马上就能认出这是张爱玲和冯亦代。冯和左翼影剧界的很多人都是朋友，他自己也主编过《电影与戏剧》《人世间》等好几种杂志。冯亦代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特别对进步文化颇有资助，人缘特别好。他当时从重庆回上海，担任《世界晨报》总编辑，接触来往的人特别多。照片中张爱玲和冯亦代谈性甚浓，其实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对外国文学的喜爱让他们一见如故。我们无法穿越回去，听他们具体都在谈些什么，但两人的话题中肯定有毛姆。[15]张爱玲是毛姆的粉丝，翻译过他的作品；而冯亦代精通英语，也喜欢毛姆。两人谈到毛姆，自然特别投缘。冯亦代问她是否读过“毛姆四部曲”之一的《剃刀边缘》？这部毛姆于70岁发表的作品，较之《人性枷锁》等其余三部毛姆盛年时写作的作品，更臻圆熟完美境界。由于该书1944年刚在伦敦出版，张爱玲表示很遗憾，尚未有机会品读。冯亦代说他有，可借她一读。然而，可惜的是此书不知被谁借走，一直未归还，故始终无法提供给张爱玲阅读。这个无意中的爽约也成为了冯亦代一直隐隐不能释怀的心结。上世纪80年代，冯亦代有机会访问美国，他通过熟人联系到张爱玲。张爱玲晚年孤僻，常年独居不见客，但当她收到冯亦代的口信时，却表示愿意和他见面。可惜冯亦代因时程安排紧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见，无论是冯亦代还是张爱玲，心中都还记着当年他们热议的毛姆。[16]
那么，张爱玲和冯亦代交谈的这张照片究竟拍摄于何时、何地呢？陆洁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线索：“1947年10月20日，下午性假魏家花园举游园会，招待文华同人并同业友人。[17]”吴性栽经常举行这样的游园活动，有时甚至组团到外地游览，如此一来有助凝聚团队人心，二来也藉此表示老板对员工辛苦的慰劳。而这张照片是否拍摄于1947年10月20日的魏家花园呢？很巧，吴性栽、桑弧、张爱玲等“文华”诸人的朋友、报人唐大郎当年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也写到了这次游园活动：“在停云主人的花园里，我同四贞她们去游览一周。……这花园是好的，就是水不好。后来我回到草坪上，看见张爱玲小姐，我同她谈起了这里的风景，我说：我怀念九龙的青山道上，一所犹太的别墅，前面是高山，后面是万顷波涛，其实这别墅也筑在山岩上的，岩石上牵藤附蔓，夹杂一丛丛的花朵，在临风招展，这一块地方，真耐人久坐。游香港的人，喜欢浅水湾，我是讲究清旷之美，要以青山湾一带为最。张小姐在香港耽了两年，这地方似乎没有见过，我又对她说：我今年一定要到一趟香港，是受了张小姐笔下的影响。[18]”唐大郎发表文章的时间和这次游园活动正好能对应起来，而且张爱玲一般并不参加这种游园活动，吴性栽知道她的脾气，举办活动也从不叫她，这次是难得的一次，据说也是桑弧介绍她与冯亦代认识，张爱玲才愿意出席。[19]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魏家花园的主人是上海房地产巨商魏廷荣，他字停云，故魏家花园亦称停云阁。魏廷荣曾留学法国，精通法语，是天主教徒，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他也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权势颇大，故魏家花园在当时名气很响，但只对亲朋好友开放。魏家花园所在地，据说即今肇嘉浜路、东安路口一带。
三
1947年10月20日下午在魏家花园举行的游园会，是“文华”高层招待公司同人并相关朋友的活动，参加的人并不少，除了吴性栽、陆洁、桑弧、黄佐临、柯灵、龚之方等一批“文华”旧人外，还有曹禺、丁聪等后加入“文华”的新人，也有和“文华”关系密切的同业友人，其中有一个唐大郎，和“文华”的关系尤其特殊。一次，他和佐临、曹禺、桑弧等几位“文华”的朋友吃饭，吃得开心，谈得更愉快，回来他写了一篇短文记叙自己的心情，开头就是“昨天是我愉快的一天。……我是因为崇拜他们，由崇拜而生敬爱之诚，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虚荣心’，觉得我也是第一流的人物[20]”。他和吴性栽很熟，对吴的经历如数家珍：“我同吴性栽先生是十五年以上的老朋友，他是上海的颜料商人，但喜欢弄电影，办京戏馆，电影事业他在大中华百合公司时候，已经开始，后来由联华公司的复身华安公司，乃至抗战以后的合众公司，都是他办理的，但他永远做幕后英雄，从来不出面。[21]”他和桑弧，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关系非同一般，同业朋友把他和桑弧以及胡梯维，称作“三剑客”，他自己则在报上撰文，明确写道：“桑弧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22]”唐大郎和龚之方，更是人称“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一对铁搭档，两人多年合作办报办刊，一个在前台辛劳奔走，一个专心驻扎后台，配合堪称默契。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在吴性栽发起的“文华”历次游园、交游等活动中，唐大郎都是积极参与者，甚至，他还在“文华”的好几部影片中参演露过面，当然都是群众角色。有此因缘，唐大郎出现在魏家花园此次游园活动中就毫不奇怪了。唐大郎为人处世坦荡真诚，毫无心机，有他在场，几乎不会冷场。那天，唐大郎在魏家花园也颇为活跃，除了和张爱玲交谈，并写下《张爱玲写香港》一文在报端发表外，他还和一位戏曲名家有所交流，并且涉及到另一位文坛大家。1947年10月25日，距《张爱玲写香港》发表仅隔一天，唐大郎在报上又发表了一篇记载魏家花园活动的文章《题“我俩”的合影》，并将那幅合影制版刊登了出来。这“我俩”指的是唐大郎和京剧名家李玉茹，此外，说是文章，其实是两首诗。现照录如下：“先将名分说端详，未结深盟未过房。她是京朝名旦角，我为才子出洋场。照从所拍万家宝，档却硬拼唐大郎。直也看来横也看，看来总不像鸳鸯。 从来名士悦倾城，一拍居然即合成。多喜有缘头可碰，初无遐想腿能擎。且看画里男和女，聊作人间我与卿。为告追求她的道：看完吃醋是‘钟生’。”诗后并有小注：“有一天我同李玉茹小姐，在花园里碰着，这一张“小照”，是剧作家万家宝先生（曹禺）替我俩拍的，因为拍照的人是当世艺坛第一流人物，而又是难得拍照的，这照片便值得宝贵了。我高起兴来，题上两首诗，却是平平淡淡地写来，只有末脚两个字，想给读者解释一下，“钟生”者，上海人骂人为畜生之意也。并不是骂伊拉阿伯是钟雪琴。”[23]
1979年，69岁的曹禺和56岁的李玉茹结婚，很多人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相识相爱的。其实，曹、李两位早在30多年前就已有很深的感情交往了，确切地说，他们相识相爱，就始于魏家花园这次游园活动的1947年。李玉茹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時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員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賴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長与老師。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兩难处境。曹禺來看我，一個穷读书人，並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們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時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親出來。他那時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車，帶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們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這是不可能的事。”[24]
很显然，1947年春天，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李玉茹相识，很快就进入互相爱慕的热恋阶段。当时，曹禺住在黄佐临家里，并已由佐临推荐加入了“文华”，担任编剧兼导演；“文华”方面也已经决定开拍曹禺编导的影片《艳阳天》，剧本是1947年11月15日交稿的，12月31日，《艳阳天》正式开拍，这也是曹禺从事电影创作的首次尝试。这年秋天的10月20日，曹禺带李玉茹去魏家花园参加文华影业公司的游园活动，颇有携眷游园的味道。但当时曹禺毕竟尚有婚约在身，不便放肆，所以看见李玉茹和唐大郎在谈天，便怂恿两人就此留影，并且亲自充当摄影师，为他们拍下了这张合影（图9）。由于曹禺是借桑弧的相机拍摄的，这张合影照就留在了桑弧的相机里。巧的是，他为唐大郎和李玉茹拍了照，而桑弧也为他拍了照，而且也是一张合影，是曹禺和黄佐临的合影（图10）。就在这一刹那间，几个领域的大师名家定格在小小的胶片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身影和故事。必须补充一句的是，1948年4月，李玉茹为“文华”的子公司华艺影片公司主演了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短片《小放牛》，由费穆导演。李玉茹也可以说是“文华”人了。
在桑弧的遗物中，还有一幅照片更引人瞩目（图11），人物众多，星光熠熠，且都和“文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也更有意思。这张照片放在一个底片袋里（图12），袋上有桑弧亲笔写的标注：“36年十月，苏州，”说明照片是1947年10月在苏州所摄。照片上有唐大郎，此人排日在报上写专栏，很多活动都可以在他的文章中找到线索。我和友人正编《唐大郎文集》，基本把他的文章搜罗齐全了，有此便利条件，自然应该先查一下。果然，一索即得，而且有两篇，分别刊登于1947年10月29日的《诚报》和30日的《铁报》，先录为证，其一：“余游灵岩既毕，返车止于木渎，进食于石家饭店，乃无一肴不美，于是大快朵颐，鲍肺果然一绝，郑安娜女士语人，有生以来，乃未吃着过这样好的汤也。”[25]其二：“前两天去游灵岩，汽车出胥门东发，望见了胥江。……这一次汽车直放灵岩，连天平都没有去，邓尉更不是时候，从灵岩就回到虎邱的。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叫我失望，灵岩有一点像虞山，而虎邱的幽邃，更有些像杭州的烟霞洞。所讨厌的，名胜地方，讲故事的人太多，自有许多游人，欢喜听他们的一派胡言。”[26]
按照唐大郎的习惯，记事一般都是事过后三、五日才写文发表，故如果没有意外，“文华”安排的这次苏州之行，时间应该是1947年10月25日左右。还有一个证据，唐大郎在《木渎镇上》一文中写到了郑安娜，此人也恰在照片中出现。
再回到照片本身，这是一帧11人的合影，其中大部分人可以辨认：第一排叼烟斗者为金山，二排左二、左三为郑安娜、冯亦代夫妇，左四为漫画家丁聪，三排左一即唐大郎，左二为张瑞芳，左三是龚之方，四排左一为魏绍昌，左二是张俊祥。照片中比较显眼的是金山、张瑞芳的出现，他们两人1944年在重庆结婚，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了。抗战胜利后他们奉命去东北接受满映并组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7年，金山编导拍摄了反映东北抗战的《松花江上》，由张瑞芳、王人路等主演。当年十月，金山和张瑞芳正是带了《松花江上》的拷贝来到上海宣传的，这次苏州之行，应该是“文华”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殷勤招待。产生于黑土地上的雄浑风格，和当时上海影片的细腻秀丽确实有很大差异，《松花江上》在上海一炮打响，反响奇佳，各路舆论对金山、张瑞芳也赞誉有加。唐大郎撰有一文颇具代表性：“在沪光看《松花江上》试片，壮丽不可名状，导演手法，处处见得井然不紊，乃知吾友金山，近年来之进步，其造就正复惊人也。”[27]《松花江上》的那场试映吴性栽也看了，他同样赞叹不已，甚至想买断该片，为此他和金山讨论了好几次。虽然这个计划最后因故搁了浅，但随即在1948年春，“文华”和金山合作成立了清华影片公司，由吴性栽出资，金山负责运营，拍摄了《大团圆》《群魔》两部影片。虽然，关于清华影片公司成立及其运营的真实内幕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公司毕竟成立了，也有影片出产；故就“文华”和金山的合作来说，最大的疑问还是影片《金锁记》的夭折事件。
《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在1947年的大获成功，让吴性栽等“文华”高层看到了“张桑档”合作的潜力，今天已经很难说是谁最早动议让他们再次合作的，或者说，是谁建议这次改编《金锁记》？但从媒体报道来看，1947年的年底，张瑞芳将主演《金锁记》这件事就已经传开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影刊《青青电影》直接以《张爱玲桑弧合作〈金锁记〉》为标题来报道此事：“张爱玲是一个新小说家，她的成名作有《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自她的《不了情》剧本打入了文华公司之后，很得文华当局的器重。《不了情》是桑弧导演的，张爱玲的第二部新作《太太万岁》剧本，桑弧又担任导演，现在《太太万岁》已摄制完成，只等候上映了。最近张爱玲又在筹备第三部电影剧本了，是将以前的成名作《金锁记》改变的。《金锁记》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生意眼是不会错的，闻这部戏又将与导演桑弧合作。”[28]从陆洁日记来看，至少在1948年春，张爱玲已经写好《金锁记》的剧本了，而且，“文华”方面很快决定请当时在上海口碑很好的张瑞芳出演主角曹七巧，以便给票房再上一道保险。对此，金山也一口答应。谁知，天算不如人算，没多久，金山以张瑞芳染上肺病为由，婉拒了“文华”的邀请，要求换人：
1948年3月20日 夜读张修改后之金锁记剧本。
1948年3月28日 培来告，金山夫妇去看她，言瑞芳有病需休息，请换人演金锁记。
1948年3月30日 接培林来商张瑞芳不演金锁记事。
1948年4月1日 晨到培林家，据告，金山言瑞芳肺有病，拍不动戏，要求延后一片。[29]
消息一传出，媒体自然众说纷纭，包括各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桑弧、张爱玲以及金山关系密切的唐大郎，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他们澄清：“张爱玲写的《金锁记》，将由桑弧导演，张瑞芳主演剧中的七巧，打去年就决定了的，最近将要开拍，而张瑞芳因病住入医院。外间传说，张瑞芳的病是假托的，实在的原因，为了《金锁记》这剧本没有意识，因此无意拍摄，可是金山却在辟谣，他保证他太太实在为了病，决没有其他原因，更保证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复原了，一定履行诺言。在这过程中，我们捏笔杆的几位同行先生，有文章做了，不是揶揄张爱玲，说张爱玲的才气已尽，剧本写得糟，叫人家拒演，便是说请张瑞芳不演请白杨也碰了钉子。实际上都是莫名其妙的谣言。张爱玲写的《金锁记》小说，是必传的作品，把它改编了剧本，也是不朽的杰构，这是许多看过的人所公认的，我真要劝劝我们这些臧否人物的先生们。放出一点良心来，把是非曲直，弄得清楚一点，不要因为没有什么好写而胡里胡涂的糟蹋一个人才，尤其像张爱玲这一位不世出的人才，一个人能够爱惜人才，未尝不是气度之美的表现，何况现在挨骂的人，她连辨都不屑一辨，而事实也无须声辨的，叫我想想横箝竖箝，也箝不下去了。”[30]唐大郎辟谣，落脚点主要在张爱玲身上，至于金山为张瑞芳辞演《金锁记》，今天来看，确实存在着很多疑问，意识问题，未必不是当时的考量之一，毕竟金山和张瑞芳的身份，与主演《不了情》的陈燕燕和主演《太太万岁》的蒋天流，差异太大，考虑的问题和角度也远为复杂，内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内幕也说不定。这一事件，现已成为电影史和文学史的一个疑案，在有更为真实详尽的材料披露之前，只能存疑。
这张照片最后一排的魏绍昌，今天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其当年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浙江上虞人，毕业于光华大学历史系。父亲魏晋三开过钱庄，后任上海中汇银行的副总经理，魏绍昌本人毕业后也在信托公司上班，担任过襄理，故一度人称“银行小开”。魏绍昌喜欢文史，他交游颇广，家境又好，和很多电影话剧、戏曲曲艺演员都很熟，当时一些艺坛聚会，不少是他掏钱付账的。因为这些关系，他和唐大郎、柯灵、张爱玲、桑弧、金山、冯亦代等等也都多有交往，故“文华”举办的活动邀请他参加非常自然。他晚年曾应邀到德国、美国及台湾讲授晚清小说、民国电影和红楼梦。1993年，他公出到美国，曾托朋友留言想见张爱玲，没等到回音而签证时间已到，只能遗憾地回国。到了上海，那个朋友打电话来，说你刚走张爱玲就来电话，说要找上海来的魏绍昌，因为张爱玲的信箱是一月一开，她刚看到你的信。这个故事几乎就是80年代冯亦代想见张爱玲而未遂的翻版，可惜留下的尽是遗憾。
还有两张当年的电影海报：《不了情》和《哀乐中年》（图13、图14），都是“文华”出品，也都和桑弧和张爱玲有关，并且都是桑弧留下的遗物，时隔70余年，今天已非常罕见了，随本文一并披露，供大家参考欣赏。
[1]《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2]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初版。
[3]《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4]《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5]刊1947年4月6日《申报》广告语。
[6]《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7]《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8]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刊1947年12月3日《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第59期。
[9]《太太万岁》上映时的广告语，分别刊载上海《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1947年12月13日、27日。
[10]转引自谢有坤《电影〈哀乐中年〉的“顾问”：生命在四十岁开始》，刊2017年12月9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11]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刊1943年12月《天地》第3期。
[12]张爱玲《我看苏青》，刊1945年4月《天地》第19期。
[13]李黎《张爱玲•未了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
[14]朱鸿桢《丁聪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4月
[15]曹珊《张爱玲与冯亦代：一本未能借出的书》，刊2015年2月4日《羊城晚报》。
[16]曹珊《张爱玲与冯亦代：一本未能借出的书》，刊2015年2月4日《羊城晚报》。
[17]《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18]高唐《高唐散记•张爱玲写香港》，刊1947年10月24日《铁报》。
[19]曹珊《张爱玲与冯亦代：一本未能借出的书》，刊2015年2月4日《羊城晚报》。
[20]高唐《我的虚荣心》，刊1948年2月2日《铁报》。
[21]刘郎《定依阁随笔•天厂居士》，刊1947年10月8日《诚报》。
[22]云郎《桑弧》，刊1947年8月21日《光报》。
[23]高唐《题“我俩”的合影》，刊1947年10月25日《铁报》。
[24]李玉茹《我和曹禺为何如此相爱》，刊2008年7月22日《东方早报》。
[25]刘郎《定依阁随笔•木渎镇上》，刊1947年10月29日《诚报》。
[26]高唐《高唐散记•胥江秋晓》，刊1947年10月30日《铁报》。
[27]唐大郎《西风人语•松花江上》，刊1947年11月1日《罗宾汉》。
[28]《张爱玲桑弧合作〈金锁记〉》，刊1947年12月《青青电影》第15卷12期。
[29]《陆洁日记》油印本，中国电影资料馆藏。
[30]刘郎《定依阁随笔•放出良心来说话》，刊1948年4月6日《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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