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在艰苦中成长 ——中学生活的回忆兼祝母校环县一中建校五十周年

“母校”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称谓，这个带有血缘亲情性的尊称，喻示着我们对自己所从受教之地的那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情，寄托着我们对抚育自己成长的文化母亲和托护我们长大的文化摇篮的那种发自衷心的感念。

环县一中是我们的母校，千千万万个环县儿女在此受教、从此走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县的命运。所以在环县的历史上，一中的成立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一件与环县和环县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

由于地处贫穷偏远的山区，我们这个县的文教事业长期以来很不发达。遥远的古代就不用说了，即就新中国建立初期而论，在这块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是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陕甘宁边区），居然没有一所中学，甚至连一所完全的小学也没有。记得多年前与县里最早的大学生之一、现已荣退的西北地质勘测设计院高工郑志远先生谈起来，他说50年代初他们作为全县仅有的三、四个中学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长途跋涉300里，到庆阳地区所在地西峰镇去上中学……。“那个艰苦啊”——和我说起这些事，郑志远先生不堪回首地加上这么一句感叹。

1955年创建的环县第一中学，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环县文教落后的历史。随后，又陆续创建了二中、三中……到我在1974年上中学时，全县已有四个完全中学和更多的初级中学，以及遍地开花的队办“戴帽子”初中，众多的“贫下中农”子女才有较多上学的机会。在这过程中，一中及其师生无疑又成为全县文教人才的渊薮，她在艰难的自我成长中竭尽全力推动着环县文教事业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母校更迎来了突飞猛进、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单是为国家输送大学生一项就成千上万——环县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专学生都出自一中，母校也因此跃升为省内著名的中学之一。这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偏远的山区县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丰功伟绩。光荣的母校是所有学生和全县人民的骄傲。

我忝列母校门墙，幸与有荣焉。今年又欣逢母校五十华诞，主持校务的老学长捎来口信，希望我写点什么，以为纪念。作为母校的一名学生，于理于情我都不应缄默。故谨撰小文，杂记个人当年学习经历和所受师恩、所沐校风，兼呈一二感想，略表对母校五十华诞的祝贺与希望。窃所虑者，追念往事，虽欣印象亲切如新，但个人记忆容或有误；而直陈感想，复恐囿于一己之见，则难免迂阔不切实际：凡此还请师长们和学长们原谅、纠正。

一、“挖窑洞的学生和打短工的少年”：求学暨求生纪历

算来，那已是30年前的事了。

当时母校的教学条件还很困难，而师生的生活也相当艰苦。虽然一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在老城里占了很大的地盘，但偌大的地盘中其实只有十几排教室，用青砖加上土坯建成，因长期失修，到我入学时已陈旧不堪。老师们每人只有十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居家生活的地方。学生们有一部分住校，都在靠城墙下的窑洞里，几十个人打通铺，十分拥挤，夏天臭哄哄的，到了冬天因为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大家拥挤在一块成了唯一的取暖方法；吃的则是每顿一碗黄米干饭或两个馒头加咸菜，中午加五分钱一碗洋芋汤，而且洋芋汤也不是顿顿都吃得起。所以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那真是吃了上顿盼下顿。家境稍好些的学生则租住在周围农民的窑洞中，每天午、晚自己做饭吃，不论稀稠至少能落个肚子圆，晚上也能睡个热炕。

我1974年入学后，先是和哥哥后是和姐姐住在校外的窑洞里。这似乎表示我们属于“家境较好”的一类学生。其实不然，我们不但租不起校外的窑洞，而且也住不起校，因为住校意味着每人每月至少要交30斤米面，而我们当时是吃了上顿缺下顿，根本交不出那么多细粮。本来，我家在虎洞公社，我理应在那里的四中上学。说来可笑而复可怜的是，我的父亲之所以让我到一中上学，那动机与其说是因为一中教学水平高，还不如说是冲着一中特有的一份粮食指标来的。记得1973年我上小学的最后一年，家里吃不饱饭，我的姑姑夏天来娘家，看我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实在不忍心，于是和我的父母商量，想把我领到她家，就近在环城公社十五沟小学读书，当时她家虽然也困难，但勉强总可以吃饱饭。父亲打听到一中有一个特惠政策——农村出身的学生上了高中，如果家里实在缺粮，可以申请吃“国库粮”，虽然也得自己掏钱买，但每人每月34斤细米细面，对不但苦于无粮可吃而且发愁无粮可买的父亲，的确是个很大的诱惑。所以他同意了姑姑的意见，计划着第二年我从十五沟小学考入一中后，就把在四中上高中的哥哥也转到一中，让哥哥申请吃“国库粮”，这样就解决了两个儿子的一多半吃粮问题，剩下的一小半就近向县城的亲戚们挪借。所以，我们兄弟俩首先是为了“就食求生”，才进入一中的，时在1974年的春天：哥哥读高二，是应届毕业生，我是初一的新生。哥哥果然如愿申请到了“国库粮”。至于住宿，我们既住不起学校宿舍，也交不起校外租金，坚忍不拔的父亲想出了一个特别的主意：自力更生，自挖窑洞。当然，县城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动土的地方。但什么困难也难不到舐犊情深的父亲。他和住在城墙边的两位表亲商量，先借住在一家两三个月，同时在另一家有庄基崖面而无力开挖的表亲家挖窑洞，说好挖成后我们家孩子先住，待我们上完中学，就把窑洞还给人家。如此人我两便，表亲同意了。于是，春暖花开之后，父亲就率领我们兄弟俩于课余在老城东墙外侧的小城墙上开挖了一眼窑洞，三四个月后我们就搬进了自己亲手开掘的窑洞里，有了个不花钱的住处。

自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这在一中学生的求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周围的群众十分惊讶，善意地开玩笑说父亲是率子挖山不止的“愚公”，父亲欣然认同。窑洞当然很简陋，一条土炕，一付简单的锅灶，就没有多少余地了。但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们一个栖身之地和夜读的处所。就在那个透风的窑洞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曾在灯下苦读数年。这样的读书机会对我们这些近乎“赤贫”的农家孩子，真是太难得了，而穷人家的孩子也早懂事些，所以我们兄弟姐妹读书都很上心，而且由于从小是父亲启蒙的——父亲原先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因为患病回家了，但对子女的启蒙特别用心——这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记得我上初一时，全校四个年级近千名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都没学过汉语拼音，只有我发蒙时就由父亲教会了，这让中学老师很感惊讶。所以那时的中学课程对我来说并无多大困难，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读课外书籍上了。特别刻苦的是我的三姐解志霞。她12岁才上小学，那是出于父亲一念的慈悲。在这之前她每天跟着二姐往返一二十里去“学大寨”平田整地，晚上还得陪着大人们熬夜开会“学习”，有一次半夜散会后大人们回家，把已经困累酣睡了的三姐遗忘在邻村的窑洞旮旯里。父亲深受刺激，说“太熬煎孩子了，虽说是女娃子，也还是个孩子呀，还是上学去吧”。所以三姐读书比我晚两年，她对这迟来的读书机会特别珍惜。常常是我半夜醒过来，发现她还点着煤油灯在读书做作业。因为我年级比她高，所以她也“请教”我一些问题，而我“讲过”一遍，就不愿再重复了。我的不耐烦常常把三姐气哭了，但她哭过后总不忘找机会要我“再讲一遍”。由于过人的刻苦，三姐的学习很快就赶上来了，成了班上的好学生。

读书的同时也开始磨练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意志。生活和学习的条件真是艰苦，吃的半饥半饱，穿的破衣烂衫，而且这衣食基本上要靠自己解决。1974年，哥哥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课余就打短工挣钱买粮、交学费，有时还能接济家中买回销粮，我则负责每天做饭、打柴火（那时我13岁，从此学会了做饭，一直到33岁结婚前都是自己开伙）。一年后，哥哥毕业回家劳动，次年三姐解志霞来读初中，我升入高中，也吃上了“国库粮”，这样我开始课余打短工挣钱买粮、交学费，三姐则承担了做饭的任务。县城因为常搞建筑，需要挖土、提泥和搬砖短工。星期日打一天短工，可以挣一块二毛钱，一个月挣五、六块钱才能维持生活和学习。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则我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又长得瘦小，难以被工头看中；二则有一阵子，学校禁止学生打短工，所以揽到活也得偷偷干。到假期管制松了，就乘机多干点。记忆最深的是1977年年暑假，我和另外三名同学承包了兴建中的环城卫生院的挖土方和拉水任务，一月多居然挣了将近二百块钱，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它不但解决了我们姐弟俩秋季的学习与生活费用，而且使家里八九口人几个月买救命粮的费用有了着落。看到焦虑的父母因此松开了愁眉，自己的心里也很欣慰。当然，更让父母家人以及师友亲戚们高兴的是，就在1977年的冬天，我幸运地考取了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次招生中全校以至全地区唯一被录取的应届高中生。其实我们那届高二学生普遍延长至1978年6月才毕业，我是提前半年结束中学生活，进入大学的。那年，我刚刚十六岁，小小少年实在不像个“大学生”的样子。所以入大学的第一天全班集合点名时，就闹了个笑话：我应声往队里钻，同班的大哥大姐们却误以为我是来捣乱的小孩，直叫：“小朋友，到别处去玩吧！”

回想起来，老城里的母校和城墙下的寒窑真是我们的福地：曾经求学亦且求生于此的兄弟姐妹五人，除了哥哥因为顾念家里老人而自动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外，其余我们四个——解志霞、解志虹、解思静和我，都从那里走向更远的学校，走向更大的社会。

二、“雨露滋润禾苗壮”：师恩与校风漫忆

母校无疑是一所好学校。然则它的好处何在呢？现在许多著名中学在纪念其光荣历史时，总是首先如数家珍般地历数它曾经出过多少成名成家的好学生。这些诚然是一所中学的骄傲，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好学生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好老师和及其影响下的好校风培养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好学校最可宝贵、最值得自豪的财富。所以现在我回想那四年中学生活，最难忘的是曾经教诲过我们的老师和让我们至今受益的校风。

我是“文革”后期的1974—1977年间在一中上学的。那时政治运动不断，加上学工学农，教学深受干扰，但学校和老师仍尽最大可能地给予我们良好的基础教育。所以当我1978年初上大学时，虽然从年龄上说是全年级倒数第一，但与绝大多数出自“老三届”的同班学兄学姊们相比，基础知识与学习能力并没有多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不少大同学还健全些。这不能不归功于敬爱的母校老师们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恩德，和母校学子们普遍的刻苦勤勉、好学不厌的学风。这两者的结合大抵代表了母校校风的精华。

诚然，作为一所山区中学，母校那时的物质条件委实很差，但她的师资力量之雄厚，即使与当时全省最有名的城市中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对此我在上大学以后有更深的体会。记得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在西北师大附中参加改卷，才发现这所全省最有名的中学的师资其实并不整齐，相当一批教师是“文革”期间短期速成的，而回想从初中到高中给我们教课的老师，几乎清一色都是“文革”前西北师大和兰州大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的老师当年在大学多是高材生，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如出身不好等原因，才被分配、下放到我们这所僻远的山区中学任教的。这在老师们来说自然是不公平的命运，但对我们这些山区学生来说，真是天赐的福气。反过来看，尽管山区的生活很艰苦，尽管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而且曾经批判过“师道尊严”，但“尊重师长”的传统在乡土社会仍根深蒂固，而山区人民对文化的渴望及其子弟希求“有出息”的心愿特别强烈，因此学生普遍的求知心切，而刻苦勤勉，翕然成风。当年学生刻苦勤勉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每晚九点晚自习结束后，还有许多学生想“赖”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学校师长们担心学生用功过度，影响身体，不得不强行熄灯，逼学生回去休息，但不少学生竟然转移到教师宿舍外的路灯下借光苦读。应该说，正是山区人民及其子弟这种对文化的格外尊重和对知识的特别渴望，使得来自异地的老师们能够在我们这所山区中学安居乐业，把他们的青春和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身上。也因此，虽然不时有政治运动袭来，但学校的风气一直很正，老师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任劳任怨，不惜心力；学生们也都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师生间的感情也淳朴融洽如父兄子弟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恰是当年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反倒成全了我们这所乡村中学，使它拥有此前不敢奢望、此后也未能超越的出色师资，同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许只有我们这样边远淳朴的山区中学才会葆有如此渴望文化、刻苦勤勉的学风。

我自己就是深受当年老师的恩泽和学校优良学风之惠的一个学生。

回想敬爱的老师们的风采，清晰得如在目前：化学老师刘尚绪先生的“厉害”在全校是出了名的，但所有的学生都对他心服口服，因为他不仅课讲得无可挑剔，而且为人正直，真心诚意地关心学生，并且一到球场上就完全与学生打成一片，毫无师道的矜持，还写得一手让人羡慕的好字；数学老师刘志英先生当时生活艰难，心情不佳，所以素常不修边幅，甚至有些散漫邋遢，但一上讲台则神采飞扬，顾盼生姿，而又深入浅出，每讲到得意处，会随手用粉笔头投出漂亮的抛物线，令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样是数学老师的阎睦鹤先生则歉抑平和，讲课循循善诱，而且博雅通达，竟然能把兼任的政治课讲得让学生怡然忘倦；专任政治课的杨波涛先生则涵养深厚，思路严密，言不轻发，发必中的，在思维逻辑的训练上给学生深刻的影响……几位身兼领导职务的老师也各具风采：书记王文机先生不苟言笑，风骨凛然，在应付政治运动的同时，始终抓住教学不放，而处理起问题来则指挥若定，言出必行；校长李文房先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宛然一个修养到家的老儒，谦默恬淡，对谁都那么和气，似乎永远不会生气；继任书记施昌林先生慈眉善目，待人处事从容和缓，垂躬而治，令学生如坐春风；副校长郑国宁先生办事雷厉风行，发起火来固然让人害怕，可关心起学生来又婆婆妈妈，让你感到他严厉之下的菩萨心肠；团委书记王军武先生是体育老师，他在体育课和运动场上身手煞是敏捷，而处理全校繁杂的学生工作也一样地干练利落，我虽然在体育上不是个好学生，但我的入团却是他一手操办，并获“突击提干”，曾经在他麾下做过好几年学生头头……

当然更让人难忘的还是老师们那种视人子如己子而倾心哺育的师德。记得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是“雨露滋润禾苗壮”，用它来形容老师的恩德是最恰切不过了——我们这些出生农家的子弟实在就是乡野的禾苗，而老师们对我们从学习、生活到身心健康的关爱，正如雨露滋润一样，使我们这些稚弱的小苗得以茁壮成长。就我个人而言，感受最直接因而也最深切的，莫过于初中和高中的两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了。

一位是刘淑环先生——她是一位真正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请容许我按学术界的习惯也称她为先生吧。刘先生曾是我在初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岗位，但刘先生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出仁厚的爱心和耐心，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不止一次拯救学生于精神的偏执、心理的病态以至于人生的迷途。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记得我刚上初一的时候，在学习上没有什么难题，心理上问题却不少：小小年纪，心事重重，自我封闭，对人充满了戒心，对社会的不公满腔仇恨，基本上不与其他同学交往，而且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整天离群索居，沉默寡言。这和我从小亲眼目睹父亲受迫害、家庭受磨难有关。父亲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因为看不惯那些年干部们的胡作非为，常常提意见，所以在年年的“路线教育”及其他运动中总是首当其冲的挨整对象，整人的当然是当权的社队干部，而在背后给社队干部撑腰的则是那些来自地、县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干部。我是父亲疼爱的小儿子，自小是他走哪儿我跟到哪儿，批判会也不例外。所以我从小就不断目睹父亲一次次受批判，那种记忆真是铭心刻骨。同时自六七岁记事起，家里年年缺粮吃，甚至连吃糠咽菜也没有的事情也经历过。父母为此而熬煎的苦楚让我惨不忍睹，而那些多吃多占的队干部和吃国家饭的“国家干部”反倒不断地找我家的茬，这更让我气愤填膺，觉得天理不公。因此我一上中学，就把改变家庭命运、报复不公平的社会作为动力和目标，而一中又是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地方，入学不久就发现那些整父亲的人的子女也就在学校，所以我也就简单地把怨愤记在了所有“干部子弟”的帐上，坚持不跟这些“坏蛋”的子女们来往，而对那些没有骨气的乡里同学更是瞧不上眼，并发誓一定要在学习上压倒所有的“干部子弟”，待自己长大了再向他们的父母“复仇”。这种心理当然是很偏狭的，任其发展下去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很不好。但由于我的学习很好，所以一开始担任班主任的一位男老师就疏忽了我的心理问题，任由我在自我封闭中煎熬。可第二学期接任班主任的刘淑环先生却很快发现了我的问题。她找我谈心，我却固执地不说——那时我不相信别人能理解自己的怨愤。但刘先生并不放弃，在她反复的和温和的劝导下，我终于说出了埋在心里的一切。她听了后对我家里的遭遇很是同情，但又耐心地纠正我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干部都是坏人，再说即使他们坏，他们的子女是纯洁无辜的，所以不能把怨愤发泄在无辜的同学们身上。对于我发愤苦读、改变家庭命运的决心，刘先生很是赞赏，但她劝我心胸要开阔，眼光要远大，不要太计较眼前的问题，并以她自己从小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得不格外努力的经历，鼓励我困难会总过去，只要自己努力，老天爷最终是公平的。这种设身处地的理解与温和宽厚的劝慰，对一个不幸被怨愤迷毒了心窍的孩子来说，真是最好的解毒剂。同时，为了纠正我性格中的狭隘与封闭，刘先生还有意发挥我学习好的长处，指定我帮助一些学习差的同学，并经常让我领头和其他几个学习好的“干部子弟”一块负责班上的宣传活动，如写广播稿，出黑板报等等。就这样一年下来，我的性格和心理改善了许多。事实上，刘先生的教诲影响到我迄今和今后的整个人生，使我知道如何做人和待人——例如在困境中努力奋斗　　而又不失健康与宽容之心，在顺境中保持平常心并尽可能地体恤那些弱小者与不幸者。

进入高中，王博学先生做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的家累很重，远在陕西长武县乡下的一大家人的生活问题，使他怎么也难以像一些双职工老师那样活得潇洒。但无论多大的家累都没有使他懈怠对学生的责任，毋宁说那使他更关爱学生，更投入工作，仿佛要沉浸在工作中以忘却生活的烦恼。因此，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比他的子女更幸运。我个人从王先生那里特别得到两方面的栽培。一是他从我身上最大限度地开发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工作的能力。记得就在升入高中不久，我就在王先生以及王军武先生的一手操办下，突击入团而且突击“提干”，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那时政治运动不断，政治宣传活动特别多，而一中又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县上凡有此类活动都必须参与。于是，我从此介入此类活动，协助老师组织全班以至全校学生的政治宣传和入团等等事宜。这些活动倒是搞得有声有色，颇受学校和县团委的重视，而我当然也因此受到锻炼，记得还曾被“提拔”为县团委委员。不过这一切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似乎也有点过早和过度开发，其负面效应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就下决心从此之后绝对不再参与此类活动，完全成了大哥大姐们的“学生政治”和文宣表演的冷眼旁观者。这种厌倦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相比之下，王先生有意无意之间对我的文学兴趣的诱导却使我至今受益。记得那时王先生对我的语文课完全放心到放任的程度，因为课程太简单了，他就听任我把多余的精力放在读课外书籍上，尤其是文学书籍。学校小小的图书馆几乎被我翻了个遍，而有些不容许学生看的书如《红楼梦》、《今古奇观》之类，则由王先生代为借出。同时王先生个人的藏书则任我借阅，并将他精心保存的《文学概论》、《写作》等大学油印讲义推荐给我读。我们师生俩也常常自由地交流心得，而王先生谈兴颇浓——那或许是他最放松和最开心的时候。有些需要细读的书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冯其庸主编的《历代文选》等，王先生还任我假期带回家阅读。当时读这些书并无什么目的，但正是这种漫无目的的阅读和师生间的交流，不仅为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文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我上大学后在学习上比许多过于规矩的大同学反到更有主见，而我后来之所以走上文学研究的路，那渊源其实也可追溯于此。所以至今想来，还是很感激王先生的。

师恩之所以让人铭感难忘，就因为它像润物的春雨，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身心，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刘淑环先生、王博学先生等母校老师对我为人与为文的影响就是如此之深且久。虽然他们后来由于生活的原因，离开了母校，但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而他们留在母校的流风余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深信。

三、“植根乡土与超越乡土”：一点感想与希望

母校是一所山区中学，它植根乡土，天然地浸染着厚道淳朴的民风和坚韧踏实的民性，所以50年来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壮大，到今天已成为全地以至全省著名的中学，勋绩彪炳，载在人口；而50年的历史积累起来的优良校风业已形成传统，这是最让人欣慰的。如今我们庆祝母校50华诞，相信她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跃进中，来自乡土的一切——山区人民对文化的渴望、农家子弟力求出息的心劲，及其淳朴厚道的品德和坚韧踏实的性格，无疑仍是她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这也是她抵御不良时风污染的健康保证。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其实世间万事万物的优点没有不同时暗含着局限的。乡土精神也莫能外，它与生俱来的淳朴厚道、坚韧踏实固然可贵，但保守、狭隘和排异的缺点似乎也与之相伴。对此，我也曾亲见或身历。这里就狭隘和保守各举一个例子——我相信类似的问题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但它们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一件事发生在一位姓石的外语老师身上。石老师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师范学习英语，毕业后分到一中任教。他教课很认真负责，同时在专业上很有上进心，渴望能去进修，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正好80年代初省教育学院恢复，向各地中学招收师范、专科毕业的青年教师进修本科，旨在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其中就有英语专业。石老师积极报名了，他期待着领导能批准，去教育学院进修回来，再好好为母校服务。这本来是件好事，不料学校和文教局却不同意。诚然，校方和文教局也有他们的难处：那时英语教师很少，他们担心石老师一走，一中的教学受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校方和文教局没有耐心与石老师沟通，学校只是把问题推给文教局，而文教局则对石老师采取了不适当的压服政策，态度生硬地说：“让你留下，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不想干这工作那就自便吧。”年轻的石老师咽不下这口气，要卷起铺盖回家。一件本来不难处理的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没有一个领导出来转圜、调解。我们外语教研室——当时我刚回母校工作，因为语文课已排满，而外语课还有缺口，所以暂时在外语教研室承乏——的几个人，不忍心眼看着事情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不自量力地出来调解，向学校和文教局领导写了一封“上书”，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和建议：石老师去进修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学校将来都是一件好事，所以应予支持；但目前外语老师紧缺也是事实，不能因教师进修耽误学生的学习，因此我们几个人自告奋勇，表示石老师走后，我们愿意承担他遗留的教学任务，保证不影响学校的教学。为了表示说话负责，我们在这封“上书”上签了名。我们自以为这个行动合情合理、这个建议庶几两全其美，领导们一定会欣然同意。殊不知第二天文教局一干领导就少见的全体出动，来到一中召集全体教工进行“整风”，石老师自然是不安心在乡村工作、一心向往大城市的个人主义者，我们几个签名“上书”的人，更被扣上了“不但没有从大学里学到好思想，反而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带回来了”的大帽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我们不服也得服，可口服心不服。侥幸没有签名的老师们以他们安分的沉默，更衬托出我们几个愣头青的狂妄。领导们虽然成功地压服了我们，却没有细想这成功的代价——其直接的消极后果是，先前那个敬业上进的石老师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并借玩赌来麻醉自己，最后真的卷起铺盖回家了。而我自己则被不点名地隐指为“上书”的幕后主谋，其实我并不是发起者，而且“上书”所言合情合理，因而光明正大，又那里需要什么主谋！如此单纯的一件事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严重的程度？我再三反省，始悟不论石老师的要求多么合情合理，也不论我们“上书”的动机多么单纯善良，但在一个凡事注重安分守己的乡村社会和处处浸染着这种讲究安分守己气的县城机关（包括我们的母校）里，我们的行为本身就犯了“不安分”的忌讳。不待说，过分地讲究“安分”而一味地排斥“不安分”，正是淳朴的乡土社会有时又让人感到狭隘、沉滞和憋闷的原因。

与狭隘相连的是保守——二者都源于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当年的母校也难免这种根源于乡土传统的保守性。这可以从我自己的一点小小改革的遭遇得到证明。我得先承认，由于自己同样来自乡土，并且是出生于一个最讲究“礼教”和“家法”的家庭，所以我小时候也是个“保守派”。还在中学就读时，我就很反对一些不合乡土传统的东西，比如普通话。听到一个本地同学偶尔说一句普通话，我也会和其他同学一起起哄，讥笑说普通话的人是“奓尾巴”，看到一个在外地工作或当兵的人回到家乡，言谈举止与乡土传统多少有些不合，我也会批评他“忘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啦！”。这种根深蒂固的乡土传统的势力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本地老师敢用普通话教学。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上大学之初，固执地不愿学说普通话，哪怕因此而与同学们交往困难也在所不惜。幸好我上的是中文系，后来专门学过语言学课程，始知普通话与南腔北调是两回事，说普通话有利于不同地方的人们交流和沟通，与什么“忘本”风马牛不相及。应该说正因为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太保守而吃过苦头，所以我在回到母校工作后决心从自己做起，用普通话教学。当然，我深知家乡人和母校师生在这方面的保守性，我也不想犯众怒，所以我严格限制只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并且每当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我都要首先向同学们说明这样做的必要，并以自己在这方面因保守而吃的苦头，启发同学们学点普通话，免得将来到外地上学、工作时因语言不通而受影响。我原以为如此小心翼翼，是不会有多少“坏影响”的。但“坏影响”以至于“坏名声”还是出去了，而最出我意料的是反对者竟不乏我在母校的同事，而他们不是我的老师就曾是我的同学。自然，从来没人当面说这样做不对，所谓反对也只是些背后的窃窃私语和流言蜚语。但惟其是背后的，所以你有苦难言，没办法去和人理论。并且，这种背后的舆论力量很大，对人的压力也很大——它无形中将你划归为某种与人不同的“异类”和不尊重乡土传统的“外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而且记得在我再次离开母校前夕的最后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上，教导主任万治中先生出人意料地公开为我的用普通话教学“平反”。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冤案”，那只不过是难免保守性的乡土传统面对一点小小革新而必然产生的排异性反应而已。当然，对万先生因此而要求教师们——至少是语文老师们从此必须用普通话教学，我还是感到欣慰的，而且据说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也表明传统的保守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正因为保守性几乎是乡土传统与生俱来的东西，而秉承着传统的人都难免保守性，包括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回想以前的这些遭遇，并无责怪故乡、母校以及有关老师与领导的意思，包括当年主持县文教局工作的那位老师——他为环县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不幸早逝，是我最为感激而又最感痛惜的事。而我之所以在母校大喜的日子里重提这些旧事，乃是有感于母校以及故乡业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前面还有更长远和更辉煌的前途，她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子女们将从此走向全国以至世界，所以适当的检讨和反省不仅无损于她的光辉，反倒更有助于她以及她的学生和子女们知所坚守亦知所损益。

那么，请容许我借用目前流行的话语遥祝母校和故乡——继承传统、与时俱进。这，说具体点就是：“植根乡土，超越乡土”。

2004年5月15日于清华园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