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癌相争，永不放弃！
癌度导语：
“用药如用兵”，此话没有丝毫的夸张。肿瘤治疗用药不是去找某种药到病除的神药，而是对多种药物搭配使用的高超把握。
本书之前有过一篇文章《遇见奇迹：晚期肝癌 “三药合璧”，肿瘤消失了！》，乐伐替尼（E7080）、来那度胺和PD-1的搭配使用将一个巨大的肿瘤给控制了。这是偶然的治疗案例吗？
本篇这位71岁的刘先生的治疗案例再次证明，三药合璧治疗肝细胞癌是奇迹，但更是“人为”，唯有对肿瘤各种药物的深度理解，运筹帷幄，也才有所谓的治疗奇迹。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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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和睦生活的“搅乱者”
2. “围堵肿瘤”的介入手术
3. 初试靶向药物治疗
4. “三剑客”：乐伐替尼、来那度胺和PD-1的奇效
5. 与癌相争，我将永不放弃
和睦生活的“搅乱者”
我于2015年69岁时发现患有原发性肝癌。此前的身体状况还算正常，退休后曾多次自驾和老伴走过祖国的东南西北，游览名山大川。虽然血压有点高，但坚持用药一直控制在正常范围。
2011年因多次心绞痛发作，做了冠状动脉造影，放了两个支架。此后，每年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并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2015年10月体检时，一位面相和蔼的老医生给我做的B超检查，他看的很仔细，给我查的时间也很长，让门外排队的人等得有些焦急，不时探头往里看看。见到这种情况，自己也觉得会有什么问题。老医生检查完后很严肃也很委婉的对我说：你的肝上有一个“占位”，是什么目前还不好说，但你要尽快去大的医院做CT查一下，并再三嘱咐“要快点！”
一个“占位”让我清楚的知道肝上了长“瘤子”，由于验血的“肿瘤标志物”指标尚未出来，当时虽然觉得有问题，但还抱有一丝幻想——可能是良性的吧……
两天后的晚上，从电脑上查到我的验血报告，其中“甲胎蛋白AFP＞240↑(已复查)”。看到这个结果时我脑子里即刻跳出“肝癌”两字！原有的那一丝幻想被击得粉碎。
见到过许多得知患了癌症“绝症”的病人，最初的反应大都是“崩溃”、“绝望”和“痛不欲生”等等，而我则是“冷静”！“冷静”得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虽然心中多少有一些悲凉，有许多的不舍……但仔细想想与其“怨天尤人，悲观失望”而于事无补，还不如“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应对，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
1，如何向老伴告知，不要惊吓到她；
2，如何选一个医院，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做检查；
3，何时，用何种方式告知两个都在国外的儿女；
4，隐瞒实情，以平常心态参加即将到来的大学校庆和同学聚会。虽然心中隐隐有那么一丝“最后告别”的苦涩。
几天后，校庆的欢乐，同学聚会的激情都已过去。包括老伴在内没有人看出我有什么异样(我和老伴是同校不同系的“校友”，都去参加了校庆)。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天津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内科的梁主任，安排好第二天的CT检查。检查前一天的晚饭后，我将情况委婉的向老伴说明。老伴，一位羸弱女子，体衰多病，相依相伴40多年，得知此事一时如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但随即也镇定下来，表示一定要坚强起来，与我一起共同抗争。而且自此以后一直为我的治疗和调养前后奔忙……
第二天，第一个做了CT检查，半个小时后就在梁主任的办公室看到了清晰的CT影像。结论是，肝右叶巨大肿物(12.2×12.3cm)——肝癌；肝硬化，脾大，腹水，门静脉及脾静脉增宽；肝内多发结节，不除外部分结节恶变……
梁主任建议：“尽快做好住院的准备，然后去找我的那个朋友和子女商量如何治疗”。
确诊的当天晚上就得知儿子和女儿已动身正在飞往国内的航班上。这让老伴稍稍松了一口气，减轻一点压力，更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
全家齐心合力与癌症的抗争开始了！
其实我也料到朋友们会第一时间告知我的儿女，在我以后的治疗中也一直得到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不胜感激。同时，单位的党组织、领导、同事以及众多学友在得知我的病情后都十分关心。他们或从百忙之中，或从北京、上海等地赶来看望；或从国内甚至国外打电话或发微信表示慰问；并精心安排、慷慨相助给予人员和资金的支援。这些都给了我莫大的精神寄慰和鼓励，更是我与癌相争的不竭动力。
此情此谊，无以为报。写出此文，若能让医生、癌友有些许补益，也算聊尽自己一点感恩之心。
我的癌症看似来得很突然，但事后回想还是有一些事前的蛛丝马迹可查。只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警觉意识而往往忽视了。而这也曾让许多人错失了早期发现的宝贵机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在此列出我感觉到的几个早期异常，供借鉴。
持续较长时间的不明原因的腹泻。2015年初，曾有2-3个月的腹泻。每天的次数倒不多，只是1、2次，而我过去则经常是便秘和干燥。当时并没有重视，反而觉得可以减肥了，可见有多无知(我身高1.80，当时体重约85公斤，有点超重)。
持续较长时间的不明原因的全身皮肤瘙痒，尤其是腿部皮肤奇痒。我个人感觉这应该是肝脏有问题的一个明显信号。因为在以后的治疗中，感觉我的皮肤瘙痒程度与甲胎蛋白的高低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
“围堵肿瘤”的介入手术
儿女们回来后马上去医院了解我的病情，并同当医生的朋友一起找了几位天津治疗肝癌方面的专家咨询会诊。大致的的意见是已不能手术了，也不建议手术。但都认为必须尽快控制住病情的发展，否则预后不容乐观。一致的治疗方案是先做“介入治疗”以控制病情发展。
同时他们也慎重选择了天津第三中心医院做介入手术。主要是希望介入手术团队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手术设施先进，医疗和住院环境较好。
第一次的介入手术定在2015年10月31号。手术前一天验血，只隔了仅仅十来天甲胎蛋白就从240飙升到1626，可见癌细胞的增长有多快了！
手术比较顺利，手术医生很快就找到了给巨大肿瘤供血的血管，迅速注入杀灭癌细胞的药物并将血管封堵，前后仅半个小时。手术中我一直是清醒的，医生怕我过于紧张还不时跟我说说话。
推出手术室时，孩子们和老伴立即围上来，关心的问询。我也感觉良好，觉得没有像医生和病友们说的那些可怕的不良反应，中午还轻松的喝了一碗面汤。然而好景不长，半小时后胃部开始痛疼，恶心，很快就把那碗面汤和胃里的残渣全部吐了出来，傍晚体温开始上升直达39-40度。
医生过来看了，安慰说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几天就会过去。并且提到手术前已估计到了，怕我年岁大，承受不了过于激烈的不良反应，这次只封堵了肿瘤的一多半，一个半月后的第二次介入手术时再处理另外的一少半。
胃疼和恶心呕吐的确几天后就缓解并逐渐消失，然而高烧却迟迟不退，一直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换过不同的药物，24小时不间断的输液，在医生的努力下体温重回正常。
第一次的介入手术后甲胎蛋白从1620降到了448，CT影像也反映被封堵的那部分肿瘤已失去活性。
第二次介入手术基本上和第一次一样，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介入手术前后除了补水，术后两天基本没怎么进食。这的确减小了不良反应的折磨但也有可能是注入药物减少的原因。加上术前就输了控制体温的药物，术后虽有几天体温升高也基本属于低烧的范围。
第二次介入手术后验血发现甲胎蛋白不降反升(>1210)，CT影像也显示在巨大肿瘤内又有新的血管生成。住院医生认为仍然有未封堵的血管在为残存的癌细胞提供养份，主张做第三次介入手术。
第三次的介入手术可以说十分艰难，为找到给残存癌细胞供血的血管，我在手术台上躺了近三个小时，X射线探头来回的旋转，手术医生也更换了几个，最后还是介入科主任上台才找到那支血管并注药、拴塞，结束了这次手术。
然而术后的反应更加强烈，胃疼、呕吐以至吐血，便血。高烧使人昏昏欲睡，一周的时间滴水未进，体重极速下降近十公斤，体力精力虚弱到极点。此时也隐约感到了一丝恐惧……
在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救治和子女们精心护理，自己总算是挺了过来，不过也对继续这种介入治疗有了一些反思。CT影像报告和甲胎蛋白的继续升高也支持了这种反思。
这样“围追堵截”的治疗方式能跑过疯狂生长、扩散、变异的癌细胞吗？看到同室的病友有做过近十次的介入手术，仍然没能控制住癌症的进展，真有些不寒而栗。
初试靶向药物治疗
2016年4月初我的病情继续发展，肝部疼痛加剧并出现腹水。在经多家医院的专家诊断后只能尝试当时国内唯一批准使用的靶向药“多吉美”(索拉菲尼)。此前我也曾作过基因检测，但结论是目前没有对应靶点的药物，只能是碰碰运气吧。
4月11号开始吃靶向药多吉美，从第一天的早晚各一片到三天后早晚各两片达到推荐的剂量。不久肝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并逐渐缓解，让自己感受到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药物的不良反应也随之而来，低烧，皮疹，疱疹，从局部到全身，几乎到了“体无完肤”的程度；手掌、脚底皮肤变硬，皲裂；口腔溃疡，鼻粘膜充血……而且皮疹，疱疹奇痒却不能挠，否则出水感染就会更加麻烦；手脚硬皮则是严重的烧灼感，像被烧烫伤那样；而口腔溃疡则让人难以进食，一口温水就可以“烫”得唏漱不已。
但想想这样的磨难能换来病情的好转也还值得，所以一直坚持着。
低烧就敷冰袋物理降温；皮疹、疱疹和硬皮就涂抹医生开的药膏，减轻点痛苦；口腔溃疡则将肉菜蛋粥打成稀糊强迫自己喝下。然而情况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不良反应不但没有减轻，肝部的疼痛和腹水却越来越严重并且白蛋白指标也越来越低(最低时只有22)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
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作一些对症的治疗，服用消除腹水的药物，适当输入人血白蛋白；为了使自己不因剧烈疼痛而无法睡眠，尽可能的保持较好的体力精力也用上了止痛药“芬太尼透皮贴剂”。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寻求其它的治疗方法。
服用靶向药后腿部的不良反应，皮疹和皮肤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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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靶向药后手部的不良反应，皮疹和皮肤脱落
终归，这样的坚持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了孩子们，更是为了与自己相濡以沫的老伴。因为，孩子们有父母在他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他们便只剩归途；因为，夫妻俩人，走的那个一了百了，而留下的将会更为艰难！
老伴形影不离陪我与癌相争，这是在美国医院病房
“三剑客”：乐伐替尼、来那度胺和PD-1的奇效
身体状况的恶化，肿瘤的继续增大，肺部结节的出现也让我的四个孩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倍感焦虑和时间的紧迫。其中女儿学医，持有国内和加拿大的医师资质，还有俩个孩子分别在国内或国外从事新药研发。她们发挥各自优势，多方查找国内外新的治疗方法，新研发的药物动态。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查到有几种上市不久的新药正在做治疗肝癌的三期临床试验，并且还发表了一些效果不错的试验数据。
其中有施贵宝公司的Opdivo，简称“O药”；默沙东的Keytruda，简称“K药”；以及日本卫材公司的乐伐替尼，也称为“E7080”。她们还找到一些国内介绍癌症治疗方法，尤其是介绍PD-1免疫治疗的网站。
也正是从这里我了解到PD-1免疫治疗的方方面面，增强了“与癌相争”的信心。借此，特向这些网站的各位老师和癌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决定要试试PD-1免疫治疗。但看到一些做过PD-1治疗的癌友介绍，除个别人去香港治疗，一般都是自己在试用，或在一些小医院输液，而大的三甲医院由于各种原因几乎都没有参与。
对此，自己和孩子们也曾有过一些忧虑，担心这种治疗的风险。而当查到北京中国武警总医院的黎功主任在做PD-1治疗的时候则感到一些希望，因为当时三甲医院给病人做PD-1治疗的毕竟还有这一家。
虽然如此，但由于受不久前披露出来的“魏则西事件”影响，觉得还是慎重些为好。特此还托朋友了解武警总医院及其有关的情况，我的女婿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挂了黎主任的专家号，就我的病情向黎主任咨询。多方的信息反馈都是黎功主任医德医风良好，医术精湛，完全可以信赖。据此，消除了原有的疑虑，开始了第一次的PD-1治疗。
中国武警总医院肿瘤二科主任黎功与其团队
2016年7月4号，事前通过网络，预约了黎功主任的专家号，由于女婿上次的介绍,黎主任也基本了解了我的病情，但还是再次详细查看了几次介入治疗的手术记录，反复比对了近期的CT片。再次耐心详细地介绍了PD-1治疗的情况和注意事项，介绍联合治疗的其它两种药(E7080和来那度胺)的作用……
经过与孩子们商议决定选择“K”药做PD-1治疗，主要是“K”药在肝癌的的临床试验规模较大，疗效数据不错；另外是每次治疗都要往返京津，三周一次总比两周一次要少一点奔波的劳累。
中国武警总医院
中午女婿去取药，下午四点左右开始输液治疗，输液前还打了一针抗过敏针剂，不到一个小时就输液完毕，基本上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
输完液后在办公室见到黎主任，他关切地询问了治疗的情况，再次嘱咐了两种靶向药的服用剂量，服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发生不良反应的应对措施等等，第一次的接触让我感受到黎主任对病人的真诚关切和认真负责，印象深刻。
第二天7月5号早起，7点空腹抽血化验肝功能，甲胎蛋白，留作以后PD-1疗效的对比。同时验乙肝病毒查找得肝癌的根源。
下午，2点30分拿到化验结果，甲胎蛋白大于4000，乙肝病毒阴性，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但白蛋白较低，迫切需要补充白蛋白。
下午4点朋友来酒店看望并开车送北京南站，乘G155回天津。
到此，第一次PD-1治疗顺利结束。前后在北京共待了三天。
第一次PD-1治疗后，除了两腿感到有些无力并没有其它的不良反应。肝区的疼痛也有了一些缓解，基本上可以不用止疼贴了，让人感到有了希望。然而，腹水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由于白蛋白低下加上食欲不振、呕吐，人也再次消瘦，极端虚弱。老伴见此情况，深感忧虑和压力背着我偷偷向孩子们诉说，几个孩子当即决定让儿子回来接我去美国治疗。
2016年7月25号在北京武警总医院做完第二次PD-1治疗后，27号直接从北京飞往美国波士顿。当时的情况真有些“不堪回首”，全身无力，基本上是用轮椅推上和推下飞机的，并在公务舱一路躺到波士顿(因为已无力坐十几个小时)。
在美国的治疗，虽然此前就有联系但起初也是一波三折。由于我们每年都会去美国小住一段时间，有我们固定的家庭医生，一位印度裔美国人巴苏博士(Gaurab Basu,MD)。家庭医生看到我的情况后决定马上转到医疗条件和经验更好的麻州总医院治疗，然而却一直预约不到相关的专科医生。他们的门诊时间都要排到一、两个月之后了。
还是巴苏医生专门找到肿瘤中心，说明情况紧迫才调整了时间，更早见到专科医生朱主任。这时已在家庭医生那里和麻州总医院分别验了血，记得是第一次见朱主任时知道的验血结果，真是让人大吃一惊。经过两次PD-1治疗后，甲胎蛋白就从4000多降到了132。
朱主任详细询问了我在国内的治疗过程和用药情况，对比了我在国内的各项检验指标后，首先感慨国内对肝癌治疗的前沿信息已经非常了解，初步肯定黎功主任的治疗方案，只是认为三种药物一起使用对于高龄患者是否过于激烈尚需斟酌。针对腹水依然严重，开了两种消除腹水的口服药，还让他的助手帮我预约了一个增强CT，安排好下次看病的时间。等CT片子出来后再确定以后的治疗方案。
美国家庭医生巴苏、助理李医生和住院医生一起来病房会诊
可能是受到验血指标向好的鼓舞，也可能是心态好，环境好的影响，更大的可能是PD-1治疗的效果，从那时起，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起来。
一周后再次见到朱主任，他让我们一起在电脑上看了CT的三维影像，从不同角度，放大缩小，一层一层将胸腹部的各个器官看的一清二楚。他认为PD-1和靶向药的联合治疗起了作用并且效果不错，鉴于目前的身体状况可以继续一段原有的治疗方案。
但是由于这三种药物虽然都已经批准上市，却都还没有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肝癌的治疗。因此只能介绍我去美国西部的西雅图肿瘤中心做PD-1治疗，其它的检测，CT，疗效评估等仍在麻州总医院做。
第一次去西雅图做PD-1治疗是老伴陪着。儿子送我们去机场，女儿、女婿、外孙女专程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开车到西雅图机场接我们，然后去肿瘤中心。以后的几次治疗也都如此，或是儿子陪同往返西雅图。
回想国内几次介入手术，女儿床前照料的五十多天形影不离；儿子每次都从美国匆匆赶回，整夜相守；还有女婿、儿媳不辞辛苦的四处奔波、联系医生和药房……孩子们的孝顺和不懈努力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和幸福！都是苍天的眷念和恩赐，哪怕还有再大的苦痛和不堪，我都要勇于应对，永不放弃！
在美国西雅图肿瘤中心做第三次PD-1治疗
PD-1的联合治疗持续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日见好转。当然其间也受到药物不良反应的困扰，主要是流鼻血和牙龈出血。询问了朱主任，他认为可能是服用的E7080剂量过大(12mg/天)，建议适当减量看看(6-8mg/天)。减量几天后流鼻血倒是确有好转，但一段时间后的甲胎蛋白却有少量上升。
在朱主任建议的基础上，自己曾尝试着做过两种药物不同剂量的比对，比对的指标是甲胎蛋白值以及自身状态的变化。
大致的情况是：E7080剂量的增减与甲胎蛋白值的升降有相关，但数值变化不是太大，变化也比较缓慢；而与流鼻血的严重程度相关性较大，变化快，两三天即有反应。来那度胺剂量的增减与甲胎蛋白值的升降有相关并且数值变化较大；而与流不流鼻血基本上没有关系。
在我今年6月回国之前，朱主任曾对我说：使用来那度胺治疗肝癌还是有一定的实证依据的，药厂曾做过来那度胺治疗肝癌的Ⅱ期临床试验，部分数据还不错。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厂家停止了后续的试验。
看来这三种药物的联合治疗是一个最佳选择。
与癌相争，我将永不放弃
随着身体状况的逐渐向好，亲友们也倍感惊讶和喜悦。为了放松一直紧张的身心，让心情更加好起来。除了每天外出散散步亲近大自然，孩子和亲友们还分别陪我们到加拿大西部游玩，如著名的“布查特花园”、“班芙国家公园”。让我们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生活的美好。
治疗期间游美加，调心态，强体质，与癌相争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癌症的治疗上。
2016年11月初在麻州总医院作了一次CT和验血，结果是有喜有忧。
首先是肝功能正常，白蛋白也恢复正常，但甲胎蛋白却从两个多月前的132升高到392。CT片子的三维立体成像非常清晰，对比8月份的CT片子，肝脏，肺部基本没有变化，个别肺部节结还有缩小。原来严重的腹水基本上也没有了。
但在两个支气管之间发现一个新的病灶，朱主任非常关注这个新的病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症状，但要我密切注意，如果有症状如：严重咳嗽，咳血，呼吸困难则要马上联系他。他也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来治疗这个东西。
新状况的出现的确让人又多了一份纠结。为了缓解我的思想压力，调节一下不良的心态，圣诞节前儿子带着我俩及他们小家四口，一起去了阳光灿烂，温暖和煦的加勒比海乘游轮旅游。几天下来，一扫之前的纠结，心情大好。体重有了增长，精力也更充裕，为后面的治疗打下好的基础。
麻州总医院的朱主任也一直惦念着我肺部的新病灶，提前在2017年1月中旬又作了一个CT。这次发现支气管之间的病灶比两个月前又有增大和继续发展的趋势。随后请来放疗科的医生会诊，拟用放疗处理掉这个病灶。
放疗方案的制定十分慎重，又作了一次CT以精准确定病灶的性质、位置和大小。初步的治疗方案是3个疗程15次，在做过3次放疗后又减成了12次。
治疗之前放疗科的医生反复介绍了治疗过程，注意事项，尤其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和他们准备的应对措施，并且一再叮嘱一旦有这些副作用出现要立即联系他们处理。同时还认真示范如何在前后胸部皮肤上涂抹防损伤的药膏等等，以此缓解患者的疑虑，增强信心。
放疗结束，前后胸部的皮肤完好无损，也没有胸部呼吸困难，只是在吞咽食物时感觉有一点刺痛，一周后就消失了。
两个月后，从CT影像上看到支气管附近的病灶已经大大的萎缩，而其它部位则未受影响。验血的结果甲胎蛋白进一步下降，只是免疫力低下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善，成为一个隐患。
美国麻州总医院肿瘤中心朱主任在诊室的合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月底发现脖子右后侧出了一个小红疹，开始以为是“上火”没太在意，可是两天后红疹就蔓延到了脖子前后和头部，局部疼痛严重。看了家庭医生，诊断是“带状疱疹”，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带了一周的口服药回家观察。第二天傍晚家庭医生来电话询问病情的变化，得知又扩大到脸部并且有液体的渗出。医生感到病情发展凶险，随即联系医院急诊部让我当晚务必去看急诊。
3月3号(周五)，因严重的带状疱疹去看急诊。又因疱疹病毒属于神经性病毒，医生怕影响到视神经决定马上收治住院，做进一步检查。住院期间经眼科、神经科、病毒科等专科医生的检查，确认当时尚未影响到视神经。采取了常规的治疗方法。
经治疗病情迅速好转，于3月9号晚上出院回家，共住院七天。出院后仍口服一周抗疱疹病毒的药物，之后疱疹结痂自然脱落，基本上全愈。在国内也曾见过得带状疱疹的，都是苦不堪言，好像治疗时间也挺长。我能这样快的治愈，也算是幸运吧。我查了一下，治疗用的药品和国内的一样，可能生产厂家不同，疗效也不同吧。
另外，我能感到的明显区别是输液给药的控制。国内8小时一次，护士很快输完，血药浓度呈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这里则是24小时一直在输液，精准滴注，始终保持最佳的血药浓度，既充分发挥药物的作用。也减少药物对肝肾功能的损伤。
再有，每天晚饭后护士会征求病人的意见，是否需要止疼药，她们一般会建议病人用一点，以保证有良好的睡眠。当然最终还是尊重个人的选择。能睡好觉，有充沛的体力也是较快治愈的一个因素。
不知什么原因，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我的免疫功能却在逐渐降低。白细胞计数不到3000，粒细胞数量也低于正常指标。这使得我的治疗在一段时间里呈现“不温不火”的状态，止步不前。肿瘤虽有缩小但比较缓慢，甲胎蛋白也一直在80左右徘徊。
朱主任建议我先停用一种靶向药，待免疫力提升上来再考虑是否可以用其它方法让治疗有新的进展。可是由于我在美国居留的时间有限制，只得在今年的6月初离开美国回国。
回到国内后立即在天津肿瘤医院做了增强CT。经与2016年6月的CT片对比，医生看过后都大为惊异，认为治疗的效果已经很好了。但对进一步的治疗则都是要做自身调理，提升免疫力。
根据几位医生的建议目前也在看中医、吃中药调理，同时仍坚持PD-1与一种或两种靶向药的联合治疗，9月和10月的两次验血结果表明免疫力在缓慢提升，甲胎蛋白也在缓慢下降。10月初的CT显示肿瘤略有缩小，部分结节消失……
总结两年来从最初查出“癌症”，到寻医问药和几个阶段的治疗，深切感到：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心态好，心情好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甚至增强药物的疗效。而惊慌失措，怨天尤人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受其害。
其二是要客观冷静，慎重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治疗方案。方法对事半功倍，“有病乱投医”大都是事倍功半，甚至贻误时机。选择时要多与医生沟通加深了解和信任；要多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并鉴别有用信息；也要多方比较，选择一个看起来不一定最优但一定要最适合于自己的方案。
三是要坚持不懈，决不放弃。癌症的治疗，多不会一帆风顺，“一战而胜”只是个别幸运的人。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点切身体会，愿与癌友们磋商和分享。
总之，与癌相争，我将永不放弃！
在此，特向给予我精心治疗和帮助的医生致以衷心的感谢！他(她)们是：
北京中国武警总医院
黎功主任
美国麻州总医院
朱主任(Xiuxuan Zhu.MD.phD in MGH)，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巴苏医生(Gaurab Basu,MD)
李嘉豪医生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梁静主任，闫俊卿医生
天津肿瘤医院
崔龙云主任，汪旭主任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远红主任，于涛主任
石江伟主任
刘佩琦，於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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