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草剂泛滥，超级杂草惊现！

稻菽按

历经三四十年，除草剂的大规模使用，已经深深渗入我国的农业基础环境以及我们的食物链中。文中的几组数据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而农地现场图片更是直观地呈现了除草剂带来的恶循环：疯长的“超级杂草”和变异的土地让农业生产者们束手无策，只能继续泛滥喷洒各类除草剂。

本文作者认为超级杂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除草剂是选择性杀灭杂草，其它杂草趁机独大，而成燎原之势，成为“超级杂草“。而在北美，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大量农地出现了超级杂草，它们的出现是因为对草甘膦除草剂产生了抗性，格外茁壮、难以灭绝。本文作者观察到的超级杂草，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应该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严峻的问题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和市场环境下，个体农民对超量农药的使用是无奈的。而转基因利益集团为追逐巨额利润，却仍在推动捆绑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作者简介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

正文

同往年一样，2018年的“十一黄金周”，笔者并不出行，趁着天气尚好，去了市郊寻秋。

这是周公山的山脚，农田随山坡呈梯形向山上延伸。中秋季节，田地里多数是红薯，有些蔬菜刚刚种上新苗。偶尔，会看见收获玉米后的田里，稀疏地竖立着一株株干枯的玉米杆。

旁边的农妇正在挖红薯，笔者与她闲聊，随便了解一些乡村农事和村民的生活。这是笔者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聊着、聊着，笔者突然注意到了我们旁边的一块田里满是杂草，满目荒芜。

于是便随口问道：“那块田被撂荒了？”

“没有。”

“那怎么有那么多杂草？”

“那是用了除草剂。”

笔者去田里查看以后，大为吃惊。

在这块收获玉米后的田里，粗壮的杂草覆盖了整块田，其厚度超过10公分，站在田里如同踏在地毯上。

问过农妇后得知，他们使用除草剂始于1980年代，所有用了除草剂的田地，只要短暂“歇耕”，便几乎会被这一类粗壮杂草所覆盖。

笔者问：“下一季耕作前，怎么处理这些杂草？”

“还是用除草剂。”（即，杀之，让其枯萎）

“不可以翻到土壤下面做肥料吗？”

“太粗壮了，沤不烂。”

“把它们收起来烧掉，也是肥料。”

“现在不行了。烧桔杆、杂草，要被罚款500-1000元。”

后来，笔者在其它田地里，看见了更多这样的“超级杂草”。

没有使用除草剂的地边，同类杂草（禾本科杂草）与其它杂草一起，并不特别粗壮、茂盛（见下图）。

田地里的杂草为什么会长得如此粗壮、茂盛？

除草剂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不同品种的除草剂针对不同的杂草。例如，“除草剂二甲四氯对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是安全的，能杀死灰菜、荠菜等双子叶杂草，但一般对稗草、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无效”。

这也就是说，一般除草剂是选择性杀灭杂草。比如，笔者拍摄的玉米地里，双子叶杂草（宽叶杂草）被杀绝了，“禾本科杂草”独大，便趁机茁壮成长起来，并成“燎原”之势。这便是玉米地里“超级杂草”的由来。

处理这类“超级杂草”头痛不已，一则，杀死这些杂草还需要大量除草剂；二则，处理杀灭枯萎后的超级杂草也是麻烦事，烧不能烧，埋不能埋，咋办？（见下图）

当然，真正的问题是，大量除草剂在我们的环境中累积起来。

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15年中国农药使用量是178.3万吨[1]；而根据农药工业协会的统计，“2009 年除草剂首次超越杀虫剂，成为我国第一大农药使用品种”[2]。这说明，目前中国除草剂的使用量已经相当大了。

根据文献资料，真正作用于农作物的农药（主要是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仅占使用量的10%-30%，其余50%-60%残留于土壤中，20%-30%进入大气和水体。中国最近20年大约有2115万吨农药进入环境，年均残留量高达106万吨（2015年攀升到125万吨）。这造成了怎样的土地、水流和大气污染，真的难以估量[3]。

2018年8月11日，美国加州法院判决孟山都公司向一位草甘膦除草剂受害者赔偿2.89亿美元（约19.8亿元人民币）[4]。这是一个标志性判决。此前，孟山都宣称“草甘膦除草剂对人无害，对环境无污染”，是除草剂中最安全的。加州法院的判决，宣告了“除草剂无害”这个神话破产。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草甘膦除草剂生产量、使用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并且，在中国除草剂市场上，草甘膦除草剂稳居第一。

需要人们反思的是，面对三四十年的农药泛滥，国人已经麻木。甚至在中国学术界，也堂而皇之地将杂草列为“草害”，并与农作物的“病虫害”并列，合称“病虫草鼠害”。

例如，下图论文写道，“据全国农技中心调查统计，2015年全国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70.54亿亩次”；“农田草害的发生面积14.5亿亩次……防治面积15.5亿亩次”[5]。按照这个统计口径，2015年，中国使用除草剂的耕地面积高达15.5亿亩次。

然而，我们怎么会走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其实，1970年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不知道除草剂为何物。农田里的杂草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很多时候，杂草往往成为“绿肥”。除此之外，农民还要在田边地头割草喂猪、喂牛。

少年时代，笔者兄妹俩曾养了一对兔子，因而经常要去田边地头采集兔草。有时，我们会去玉米地里挖野草，但那时地里的野草并不多。因为，在玉米还没有成林之前，农民已经锄过地了。锄地的目的好像有两个，一是锄去杂草，二是让土壤蓬松，减少水分蒸发。

下面的照片是笔者在“超级杂草”旁边拍摄的，这些田地没有使用除草剂，杂草也呈现多样性。

下面是笔者在“全面生态种植”的四川省简阳市双河村拍摄的农民在田里保留杂草的照片。当地的农技员告诉我，适当保留下来的杂草，可以维护植物多样性，保持水土，培肥并改良土壤，防虫抗虫，减轻病害（但基本条件是，小块土地，多种作物交叉耕种，杜绝单一农作物大面积耕种）。

下面是笔者在“超级杂草”附近看到的，同一片土地“不用除草剂”与“用除草剂”的杂草对比。前者的杂草呈现多样性，后者的杂草单一、粗壮、茂盛。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今种地，农民为什么一定要用除草剂？甚至边远山区的农民也在广泛使用除草剂（这造成河流水系源头和上游地区的广泛污染，使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几乎丧失殆尽）。

这是因为，大约占农村人口1/3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总数超过2亿人），被“发展战略”调往城市，成为所谓“农民工”（即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因为种地收益太少（这是由发展战略、农业政策、低成本出口优势和收割“人口红利”所决定的），这些青壮年劳动力在家种地不能养家糊口，被迫外出打工养家（其中谁决定谁，读者自己缕一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种地的只能是老弱劳动力，他们不可能使用农家肥，更不可能人工锄草。于是，撒化肥、打杀虫剂、用除草剂，便成为这些老弱劳动力的不二选择（科学家已经证明，化肥用得多，必定虫子多）。

因为种地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越来越多的耕地被用来种果树，种花草，开农家乐，搞旅游开发；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撂荒；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拥向城市，在所谓“非正规部门”（指微型企业、小作坊、地摊经营、家庭服务和灰色地带）“讨生活”——城市化战略因此而进展迅速。

在上述背景下，试图消灭小农、破坏农业家庭经营的那些人，便明里、暗里搞所谓“农地规模化经营”。而“规模化种植”一定是单一农作物大面积种植，一定需要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因为，大面积耕种不可能使用农家肥，更不可能人工锄草。

上述各项综合的结果便造成了目前的现实：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而国人的肚子也越来越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最新最权威的数据是，“据测算，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相当于7亿亩播种面积的土地生产粮食和大豆、棉花、糖料等农作物”[6]。7亿亩！这相当于中国实际耕种面积的40%；若计入复种面积，则相当于中国播种面积的28%[7]。

于是，中国农业远离“可持续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3-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11月。

[2] 观研天下：《2018年中国农药行业产业链及供需情况分析》，中国报告网，2018年2月11日。

[3] 李尚勇：《人口困局》，第118页。

[4] 新华社消息：《孟山都被判赔偿近3亿美元》，《深圳特区报》，2018年8月12日，第A06版。

[5] 束放等：《 2015年我国农药生产与使用概况》，《农药科学与管理》， 2016年第7 期。

[6]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

[7] 《中国统计年鉴（2016）》。

责编︱芒  种

排版︱候  雷

文章来源：“李尚勇说困局”微信公众号，作者于2018年10月10日写于钟山斋。

原标题：《见证：除草剂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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