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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城:谈李晓斌的《上访者》

阿城 映像志 2020-08-25

上访者,李晓斌摄。1977年11月摄于北京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路上,此片被数百次发表与评论,1998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李晓斌自述《上访者》背后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1977年11月份拍的,我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那个时候我从国家博物馆骑自行车去故宫的路上,看到这个形象,特别激动,激动的甚至有一些紧张。

为了拍好它,我赶紧骑着自行车到他前面50多米处,在一棵树后边停下来准备好相机。当时用的器材不像现在这么高端,所以说当时就是把光圈、速度都调好,看他进入我的视野以后连拍了三张,最后拿出来的这张就是用的第三张。

为什么要拍他,不是说非要有什么意识。情感上,因为我住在这个地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这条街),上访的见得很多,你见得多了之后你了解的就更多,人民社会的一种苦难,有时候跟你的经历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很自然地就引发了内心的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不是说我们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而是埋藏在内心里的一种情感的东西。

后来我因为广泛放映,以至于摄影家协会的有些人看到了,说我这个格调低、灰,这是好听的,甚至说我反动,说我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以至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两个刊物《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直到85年才发我的作品。

这张照片评论特别多,当然我认为最好的还是钟惦棐。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上访者》这个形象,又可怜、又可悲,又可爱、又充满了希望,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和人的整个缩影。他站的角度和评价很高,他说的应该最准确,当然后来也有很多评论也不错。


(以上节选自《李晓斌1977年拍摄的〈上访者〉,为什么影响那么大》,风面,2017-8-30)


阿城谈李晓斌的《上访者》


蚂蚁靠它们自己的一套辨识系统分辨“自己人”或非“自己人”,例如气味。如果加一点什么气味在一只蚂蚁身上,这只蚂蚁就会被同窝的蚂蚁辨为异类,被驱逐,甚至被杀死。在我们人类看来,难道它们不是同类吗?或者,它们之间的同类性质不是远远超过那一点不同的气味性质吗? 

我们不要因为定义自己为“高级动物”,就有优越感,以为可以质疑蚂蚁。我们也有一个类似蚂蚁的残酷分辨系统,这个系统叫“意 识 形 态”。意 识 形 态的构成很多,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财富的、甚至审美,都可以成为排斥、仇恨、甚至互相消灭的理由。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猜到了,看来真实是有条件的,真实是有意 识 形 态作条件的。我们初初醒来,无思无想地看到的世界,若你表达出来,有一个贬义词早等好了蔑视你,“自然主义” 。

你如果就这样拍下一张照片,还递给人看,质问一定是“这会是什么意思?”很熟悉是吧?一定的。 

“真实是什么”,乃大学问,大到哲学,形而上;“这是什么意思”,乃小学问,非常具体,看要用哪种意识系统解读?有了意 识 形 态,才会有意义,才会被指为真实。 

所以真实一般是指定的。所谓“写实主义”,一般都是“指定写实主义”。主义,就是价值标准,就是意 识 形 态。不过“指定写实主义”是我自选的一个我认为挺有用的词,你完全可以认为它纯粹是添乱。我提醒你给你一个让我哑口无言的质问:难道有不指定的真实吗? 

我之所以说它挺有用,是因为它会给你意识到,如果我们颠覆那个“指定”也许可以得到点什么。 

李晓斌正是这么做的。他最为人知的《上访者》,显然在拍摄的当时,是在指定的写实之外。晓斌令人敬佩的是,他不管各种时期的指定,只是按下快门,冲洗胶片,之后收藏起来。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也这样做,问题是晓斌不断发表出来的,总是很标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直觉。我们对这样的人有一个都不陌生的说法,就是,天才。 

说到《上访者》,其实应该整理一下我们总在说的“人 民”这个概念。人 民是概念出来的,摄影机拍不到,摄影机拍得到的是具体的人,所以摄影机是拍不到人 民的。 

而具体的人,与其他人有具体关系的具体的人,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权 力关系当中。今天他可能是没有权 力的人,明天他可能就成了有权 力的人;他在这个领域处在无权 力的地位,而在另一个领域他就可能处在权 力地位,例如一个男人在单位是个最低阶的工作人员,但回到家却是个说话算数的家长。我是将近二十岁时因为插队才懂得,所有的人无不随时随地处于各种有权力和没权力的境况。所有的人,也就是人 民了。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能看到、能体会到的。一般人由教育而得到的“人 民”的概念,偏向于“主人”的意义。主人当然是权利者,而实际上人民是无权利者。 

所以我看晓斌的《上访者》,心情复杂。他的情况,无疑是无权利者;他身上佩戴着当时绝对权力者的像章,象是护身符,却又透露了他的意识形态。因此,如果有一天他成了权利者,他也会,是的,迫害人,冤枉人的。晓斌用胶片抓住的这个上访者,颠覆了权利和无权利的绝对划分。 

认真讲,我对李晓斌的摄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七十年代是该说的时候,但彼时说了白说。九十年代涌现出大批的晓斌式的摄影,以写实报道的摄影来说,好像人人都那样拍了,而且我们都几乎只能鱼眼看世界了(布列松、卡帕等人好像不在意镜头的设计制造花样)。 

不过晓斌的厉害在于,他过去的积累太多了,他会随着开放的程度,不断拿出东西来。他不囿于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对人的直感判断令人惊异,所以他的东西造成了几代人都爱看的现象。我预感,晓斌的摄影,会成为共和国的影像编年史。


(以上节选自《阿城谈李晓斌〈上访者〉》,新青年艺术沙龙,201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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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北京,在地震棚下玩闹的孩子。



1977年1月8日,“历史的审判”,东长安街现东方广场处。


1977年春,北京卧佛寺公园的情侣。



1977年初,石家庄市,卖茶水的孩子。



1978年春节除夕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舞会,预示着禁舞初开。



1979年1月,北京沙滩儿,十字路口出现第一块美女广告牌。



1980年,北京故宫,大碗茶。



1980年春,北京圆明园公园。



1980年3月,北京北海公园,时尚的青年男女。



1980年11月,中国女排第一次赢得世界杯,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欢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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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广州市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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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中国美术馆。



1985年,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巨型日本商品广告。



1987年,肯德基(前门店)进入中国。



1987年,北京街头。



年轻时的李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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