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旧货市场小贩，收藏50万张老照片，成为“中国影像收藏第一人”
选自：书影旅行摄影（ID：sy916-）
他叫康学松，有人可能会认出他曾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摆摊卖照片。人们说他不是一般的小贩，因为他的照片卖的很贵；也有人说他是摄影家，因为每张照片都是与众不同，都是他千辛万苦精心拍摄、精心制作的。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影像收藏家”，目前他拥有50万张原版印放照片和照相底片，可称“中国影像收藏第一人”。
前几年在北京顺义区高丽营一废弃厂房里，康学松租下1000米的空间，建立一座“拾光影像博物馆”，用来展示他收藏4000多张挑选出的老照片，讲述一百多年来影像记录下的中国变变迁，也讲述着他个人二十多年收集老照片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康学松年轻时曾是《北京晨报》摄影记者，经常走街串巷拍摄百姓生活，他发现废品收购站有大量单位和个人丢弃和处理的老照片，不仅规模大，而且还有很多珍贵的图片。他看到这些图片的价值，先是自己购买收藏，后来干脆下海辞了工作，到潘家园开小店卖自己照片，用收入再去买各种渠道的老旧照片，一干就是二十年。
为了收集老照片，他不仅出没于北京大街小巷的废品收购站，也穿梭于各个新闻单位、出版社、图片社，各种拍卖照片现场，加上每天来潘家园“送货”的各地商贩，他的藏品日益剧增，不仅有清末的民情民风展现，也有民国的军政要员政务与闲情，还有建国后很多重大事件与著名人物的原版照片，很多甚至是孤品，非常珍贵和难得。
康学松用人生最好的二十年时间收集，或者说是抢救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他并不想独占这些资源，而是要开放给社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最后他忍痛关掉了赚钱的潘家园小店，筹措资金建立起这座完全对外开放，且不收费的私人博物馆。
康学松的收藏中不乏各个时期的珍贵资料和影像，这张长达一米多长的转机拍摄照片汇集了民国的军政要员上百位。
这幅老歌唱家郭颂的年轻照片可以说是早年我国人像摄影的代表作，无论是用光、构图还有后期的人工上色几乎无懈可击。康学松看到就喜欢的不得了，经过一年多锲而不舍的追踪商谈，最后以1.5万元人民币购入，也成了他收藏的代表作之一。
这一张夫妻合照应该是民国时期相馆的样照，拍摄是上海的“中国照相”馆（建国后迁到北京），照片完全是手工上色，非常唯美，可以说是相片上色艺术的精华，也是他高价购买的。这张照片展出后传到网络，竟然让主人的后人看到，联络康学松后复制了一张给他们，多么珍贵的纪念。
这张胖娃娃的裸照，其实是为一种名牌痱子粉拍摄的广告，黑白照片经人工上色，应该有七十年以上的时间，照片保存非常好。
北京天安门纪念照，康学松收藏有好几千张，这一标志性的照片曾是中国百姓的最大梦想，天安门怎么说都是世界上被按下快门最多的建筑物。
康学松收藏的大量民国及清末老照片里，家庭生活照最多。这好像是一张结婚照，有些不懂是好像是两对夫妻吗？这是在表达什么？
这也是结婚照，新郎与新娘，伴郎与伴娘。还有一对童男女。
这张照片比较早，1900年的西便门城楼，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胜利”照。
这个是过去的有钱人吗？带这些铜钱是去存款？还是去购物？
这一张戴枷锁图拍摄于1924年，是为北京妙峰山寺院募捐，那时的寺院都很穷，为了募集修缮资金，信众也拼了。
这幅“四少图”里面的花卉其实是罂粟，拍摄于云南某处。那年头种大烟还是大有人在，而罂粟花也是美丽的花儿，现在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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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合影显得很温馨自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仔细看女眷们都没有裹脚，这是一个开明的家族啊。
这张照片很有趣，六个孩子，好像五个女孩儿，直到有了儿子才停止生育。想起过去有个相声：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截住！
这一张现在说法是“失足女”、“性工作者”的早年妓女照片，看出来她们并不情愿拍摄，好像是硬拉来的，每个人的表情不同，也都很勉强。这种照片当年可能是用于宣传广告，那个时候照相是稀罕事，用来做广告宣传，看来自古这个行业就知道营销的作用。
而这张就不同了，拍照时规规矩矩，还有道具背景，画面上有人名“邓玉兰”。这可是头牌啊，在康学松收藏中有很多妓女照片，只有头牌才有名字。只是过去人的审美观念不同，难道是的以“肥、白”为美。
这是一张有趣的照片局部，是1916年拍摄的美国耶鲁大学，画面在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学子每人拿个烟袋？另类毕业照不成，小编才疏学浅，百思不得其解，求答案。
选自：书影旅行摄影（ID：sy916-）（原题：《潜伏潘家园二十年，终收集50万张老照片，成为中国收藏影像最多人》）
附1：收藏何尝不是一种情热？
作者：顾铮
美国摄影收藏家萨姆·瓦格斯塔夫说过一句名言——摄影是情热，以此鼓励他的情侣、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勒索普大胆从事摄影探索。收藏何尝不是一种情热？
收藏是一种情热，那么其动力何在？其动力肯定在于对世界、人类智慧的无穷的好奇心。但对于收藏家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收藏是一种自我定义。
“我是谁？”这是人一生不可回避、萦绕终身的问题。不受这个问题困扰的人，可能是真正意义上幸福的人。但作为一个受各种社会关系纠缠，因此而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智慧的人，有的时候，“我是谁？”这个问题是自动找上来的。人经常是被迫面对，并被迫回答这个问题。
人在生命中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无论是追求财富、介入社会实践或潜心探讨精神意义，根本上是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探求。而收藏，也是一种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不管怎么说，诚如让·鲍德里亚所说：“因为我们所收藏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因为收藏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整体的收藏以及收藏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自我定义的探索。
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通过收藏这一行为的回答，有的时候会在定义了收藏者的自我的同时，进一步暴露了收藏者本不愿意面对甚至是想遮掩的本性问题，比如，收藏趣味等。
有的时候，通过收藏所暴露的，甚至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无法意识到的有关人与自身的根本问题。而这才是从事收藏者对于人性探究的具体贡献之一。因为这样的收藏会就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给出具体的例证，何况是在他投入了巨大财富（大多数情况如此）之后所作出的或许是他并非所愿的贡献。
通过收藏可以发现自己的长处与弱点，同时也会发现收藏所需充实之处。然后，如果能够通过收藏这个行为对收藏进一步加以完善，那么作为一种自我完善的收藏也因之成立。因此，收藏也是一种自我完善。
所有收藏都面临最后的归宿问题。从国外现在的状况看，拥有制度保障的博物馆空间似乎最能保障其安全，使其传之久远。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都是对外公开的，极少有不对外公开的博物馆。因此，就藏品来说，越公开的就越安全。就中国的影像记忆来说，摄影是构成国族记忆的最重要之一环。
而摄影收藏，则为国族的安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公共机构的摄影收藏，还可以为摄影教育提供充实的教学材料。没有展示摄影历史发展脉络的摄影收藏，对于摄影这一媒介的材质及其发展变迁的认识只能是肤浅的。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所及，由公帑支撑其运转的美术馆与博物馆，似乎都没有对收藏摄影作品报以实质的关心与采取切实的措施。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于影像记忆保存的不重视。偶然的，一些博物馆与美术馆会有一些收藏摄影的举措，但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收藏举措是在某些运作之下的所为，丝毫没有体现收藏方对于摄影这一媒介手段的重要性的认知与今后的长远打算。
至于在制度安排上，没有一家中国的美术馆与博物馆设有摄影部这样的建制性单位。而在欧美的许多美术馆与博物馆里，摄影部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建制设置。因为对于摄影没有一个具有诚意的制度空间与建制设置，因此摄影收藏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与身份就显得软弱与暧昧。
虽然我们要为一些美术馆与博物馆展开的收藏摄影作品的举动叫好，但这些三心两意的收藏并不能证明其对摄影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有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加深了摄影长期以来在像美术馆与博物馆这样的制度空间中所体味到的屈辱感。
什么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并推动摄影在公立机构里的举措？我无法不想起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在获得西德尼·D. 甘博摄影收藏时所获得的周全待遇。在捐赠了甘博的摄影作品后，其家族另外提供100 万美元，要求在图书馆里设立一个专事管理、推广与研究甘博的摄影的专职人员的职位。
西德尼·D. 甘博
当然，这个收藏来自甘博家族的私人赞助，从性质上说，他们所行之事，与我现在向公立美术馆与博物馆发出呼吁，希望重视摄影收藏是两码事。但是，我想说的是，甘博家族为了让图书馆对其捐赠的收藏进行可能的持续保护、开发与研究，因此在建制性的职位、人事安排等方面都预作安排，确实是英明之举。这是为了确保收藏不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与进一步的研究而深思熟虑的举措。
甘博家族的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对于收藏的意义与价值的思考，能不能让我们有所领悟？也就是说，从建制安排出发所展开的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令主其事者比较负责任地对藏品展开持续的保护与研究。
而没有建制性的帮助（也是制约），收藏之事往往因没有方针、目标而显得任意、欠妥，甚至很不专业。国内的美术馆，有的时候因为运气与捐赠者的某些考虑而得到一些摄影收藏，但得到之后却因为没有专人管理、保护与研究，而就此束之高阁。
这不是辱没了捐赠者的善意吗？但如果有了专设的职务，那么这就是一种责任，势必要做下去，并且做出一些切实的动静来，而这就于此收藏好处多多。
附2：摄影与收藏
作者：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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