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记忆青春》：中国100个知青的命运（二）

19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6~2011：中国100个知青的命运(二)
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
作者：黑明

目 录

5.李守则被强制结扎

6.王景芳的腰被压断了

7.谈恋爱被判10年刑

8.78个大美女每天都在陪我啊

李守则被强制结扎1995年2月6日 星期一 晴 延川

李守则和他的儿子

早饭后的9点，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了离县城9O里处的永坪镇找到一名知青。虽然这名知青在当地很有名，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的背部略有残疾，所以当年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很多同学戏称他为“罗锅”。

到 陕 北 后，同学们依然称呼他罗锅，村民们自然也就跟着 知 青 叫他罗锅。几十年过去了，他本人也慢慢地认可了罗锅这个名字，对他了解的人知道罗锅是他的外号，对他不了解的人，大多数都以为他姓罗，叫罗锅。 陕 北 人把“罗锅”不叫“罗锅”，而是叫“背锅“。

到镇上后，我说找李守则，谁都不知道。找到道班进了院子我问一个出来倒脏水的中年妇女李守则住哪儿?她说：“没有这个人!”我说是一位北京知青。

她这才笑着说：“哦!你是不是找罗锅啊?罗锅是北京知青，好像姓李。”她指了一下第三孔窑洞说：“他在3号住。”当我敲开3号窑门的时候，开门的是一个孩子。进门后一个弯着腰的中年男子从炕上慢腾腾地下来，用浓重的陕北话问我：“你是卖什么的?”我开玩笑说：“卖照相机的。”

他说：“没用，不要!”这时上前开门的男孩子问我：“卖不卖糖?”我说：“卖。”孩子大声喊道：“爸爸，我要吃糖!”此刻我顺手掏出一块巧克力塞到孩子手里，他赶忙撕开咬了一口便吐到地下高喊：“不是糖!”炕上的中年妇女骂道：“操心毒药把你孙子闹死!”我笑了，中年男子这才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你们]不懂，人家给的是巧克力。”他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只好对我说：“坐下，喝水不喝?”

我笑着说：“我不是卖照相机的，是专门来看你的。”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向他说清楚我的身份时，他说：“没有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一个修路的工人。”我说：“你就说你是怎么修路的!”他说：“我管11公里路，修路没什么意思，不说了。”随后我们便开始了没有主题的聊天。

李守则，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中人多条件差，当年自己写了一份三百多字的申请来到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插队落户。他和77名同学刚到村里不久，一名社员就叫他“盖老”，他问盖老是什么?另一名社员笑着解释说：“盖老就是有文化的人。”他赶忙说：“那我们家有好几个呢!"顿时在场的社员都笑了，李守则也意识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后来他才知道“盖老”是“戴绿帽子”的意思。

有一次上山劳动，他和别的知青开玩笑把叫他“盖老”的那个社员称之为“王八”，队长问：“什么是王八?”他们解释说：“王八就是爱劳动的人!”队长赶忙说：“那咱们村的男人都是!”在场的知青笑得肚子痛，李守则更是喜笑颜开，觉得这下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李守则说：“陕北人朴实厚道，男女老少都爱开玩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恶意。那时候上山劳动，他们骂我经常是笑着骂，有时他们骂我，我还直说谢谢!直到什么时候大家都笑了，我才明白他们是骂我。

后来为了不被别人笑着骂，我就特意开始学陕北话，再后来竟然学得连北京话都不会说了。现在回到北京上街买东西，他们都以为我是外地人，根本不把我当北京人看。再说我也不适应北京了，每次回去都挨宰。不过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们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李守则说：“第一个老婆为了便宜，拾揽了个寡妇。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刘红兰，结婚后我领着她回了一趟北七京，她很高兴。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她在太原见到了她年轻时那个相好的就把我扔下跑了，我找不到她，只好一个人回到陕北，又成了光棍汉。

在我32岁那年，别人又给我介绍了黄河畔上来的高有梅，她比我小整整10岁，还是个初中毕业生。1980年国庆节，我们在一个小土窑里结了婚，当时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两床烂被子和一个锅、两个碗、两双筷子。晚上怕点灯费油，经常早早就睡了，想起那时候，真是活得特别惨。”

我问李守则今后还回北京吗?他说：“估计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最早公路段招来17个北京知青，现在人家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了。”

坐在炕头上的高有梅一边纳鞋底一边插话说道：“一点手艺都没有，回北京吃什么?还不如乖乖地在这山沟旮旯里钻着，最起码饿不死。北京好是好，那是人家的北京，不是咱们们的北京，想也没用，还不如不想!再说死在哪儿不一样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李守则看了看高有梅说：“就是，没本事回去也吃不上，不回去了。再说身体也不好，恐怕回去干体力活也没人要。”我问他身体怎么啦。他说：“生了3个孩

子之后，让人家拉去强制结扎了，可能是没扎好，总出虚汗。”高有梅接着说：“他的结扎手术没做好，有后遗症，不能干苦力活儿了，所以道班领导照顾他看了大门。”

我问高有梅上不上班?她说：“我是合同工，道班给我分了11公里路段让我养护。有时孩子念书我顾不上去修路，经常还是罗锅一个人去修。罗锅老实本分，干什么都不胡来，就连县公路段的领导也经常在会上说罗锅是个好人，还让他当过好几次先进，每次开大会当官的都表扬他，在道班罗锅就和雷锋一样。

边聊天，我一边给他们拍照片，李有梅说：“你要是报道得能把我的一眼窑换成两眼窑就好了，我们家5口人一眼窑实在是住不开，这面土炕总共还不到4平米，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我笑了笑，没敢承诺。

为了赶车回家，下午3点我便匆匆向他们告别，并去路边等车。出门时李守则对我说：“以后你再来找我，就说找罗锅，要不你说找李守则镇上没人知道是谁。”李有也在一旁补充道：“就是，就是，李守则是不出名，罗锅出名，说罗锅谁都知道。”

”傍晚，我回到家中，好几个同学在家中等着我，妈妈说人家早就来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月里只要不来人就要喝酒，妈妈早已给他们摆好了一瓶西凤酒和几个凉菜，只是我没回家，他们还没有开始大喝。

王景芳的腰被压断了1995年2月11日 星期六 晴 延安

两周的探亲假就要到了，也该返程了。本来计划采访10个知青，但因好几年没有回家，总想陪着妈妈多住几天，因此没有完成计划。不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这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就像妈妈所嘱咐的：“不要太累，下次回来再照吧!

前天是正月初十我的生日，妈妈特意为我包了饺子，因为她知道我最喜欢吃她包的饺子。昨天和妈妈告别时，她和往常一样，还是把我送出了很远，默默地擦着眼泪……妈妈经常说我离家最远，出差最多，还常常为我坐飞机坐车提心吊胆。

昨天来到甘谷驿油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在此工作的二哥，二是计划采访两名留在这里的北京知青。

甘谷驿油田曾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记得有一年我和延长油矿管理局宣传部部长王保国先生在此采访，本来我已上车准备出发去井区，结果他让我下车去管理局所在地采访别的活动，于是我下车后，他上了那辆车。

半小时后，那辆车翻进了深沟，车上的6个同事一下就有3位因公殉职，其中包括王保国部长。另外两个人成了重伤，并造成终身残疾。只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受了点皮外伤，有一次我在西安碰到这位小姑娘夸她命大福大，她说“黑哥，还是你的命最大啊!要不然你也下去了!”

发生在甘谷驿的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但至今想起那个惨不忍睹的场面还是有些后怕。

上午7点50分，二哥带我赶在上班之前来到了老知青王景芳的办公室门前。二哥说王景芳是个工作狂，几乎每天都要去井场检查工作，平时很难抓住他。等到王景芳之后，由于他要去生产一线，因此，我们在他办公室进行了很简短的对话。

王景芳1949年生于北七京，北京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袁家沟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招工开始后，他被贫下中农推荐去了延长油矿成为一名石油工人。

凭着年轻力壮，他先后干过烘炉、采油、钻井、修井等多个工种，先后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石油系统学铁人标兵、团中央新长征突击手等多种称号。1986年这位钢筋铁骨的硬汉子因公致残，从此，压断腰椎的王景芳只好离开一线的岗位。凭着他的荣誉，后来被安排到油田机关工作。尽管他每天都是弯着腰走路，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野外检查工作。

王景芳说：“其实我最不喜欢在机关工作，我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不希望活得那么复杂。可惜我受了重伤，没有资本去野外工作了。看来这辈子只有在机关混了。”

当今的社会，很多人是想方设法地进机关，而王景芳却留恋着他在野外工作的时光，对于一名全国石油战线的标兵来说，那些荣誉的确是用汗水换来的。

我和王景芳结束对话后，本想去找另外一名叫林岚的知青，结果王景芳说：“林岚回北京了。”真是不巧，所以下午临时决定来到延安，并打电话让西安的朋友帮我买好了返京的车票。晚上，独居延安宾馆。

谈恋爱被判10年刑1995年6月25日 晴 延安

上周四的飞机从北京回到延安，先是回家看妈妈，昨晚又赶到二哥所在的甘谷驿油田准备采访老知青林岚。

今天早晨7点，我还在睡觉，二哥便喊我快点起床。他说：“赶紧起，林岚正在楼下一个小摊上吃早点，要不然一会儿又抓不住他了!”不到10分钟我便跟二哥来到楼下，此刻，林岚和他的女儿正在一个小摊位上吃早饭。

林岚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七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带着一种好奇心自愿来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黑家堡大队插队落户，刚到村里后，他和同学们积极投身于农业建设，梦想帮助村民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很快就被无中生有的反革命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毁于一旦。

我们]的对话在一个很简陋的早点摊上就此展开，当林岚得知我是要了解他插队的情况时，他说：“我他妈的一提到插队就来气，就是因为插队毁了我的一生!要不然我他妈的绝对不会混到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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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林岚有些激动，于是我说了一句：“谈恋爱还犯法啊!”林岚说：“是啊!那时候他妈的什么都不让干!把人管得死死的!不要说谈恋爱，哪怕你和女生多说几句话，就有人管，特他妈操蛋!”

我问他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说：“记得刚到村里不久，我就感觉自己和一个女同学很能合得来，时间不长我们就算是开始谈恋爱了。刚谈没几天，上级部门就派人找我们谈话，说不让我们谈恋爱。我很反感，觉得他们管得也太宽了，当时就和他们大吵了一场。那个女同学也没给他们]什么好听的，因为我们毕竟只是谈恋爱，而且都是自愿的，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态度把那几个找我们谈话的干部给惹急了，他们临走时，其中一个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小子够厉害，你等着!’我当时还真没把那小子说的话当回事。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县军管组就派来两个背枪的解放军，那会儿好像还没有武警，他们二话没说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了，当天就把我带到延长县关进了看守所。

我以为关几天就没事了，结果好几个月都不放人。突然有一天通知我出号，刚开始我还以为放我，结果把我拉到县城最繁华的中心街召开全县公判大会，宣判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乱搞男女关系，被判有期徒刑10年。你说讲理不讲理啊!

哪有他妈这么判的!?宣判完之后，当着几千人的面，又把我在台子上狠狠地捆了一绳子，那天城里正好赶集，人山人海，宣判我是10年徒刑之后，主持人举起拳头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林岚!结果台下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口号，那时候的人真他妈听话，其实都是一帮赶集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就他妈跟着瞎喊。

“没几天就把我送到了 延 安 姚家坡的 劳 改 农 场，在那里蹲了8年监狱之后，我才得到平反。提前两年释放回到村里之后，好几十个同学早就走光了。虽然给我恢复了 知 青名义，但我的名誉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坐了8年监狱，村里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我是坏人，他们]看见我可怜，家家户户都叫我吃饭，当然也有不少人真以为我是坏人，不敢和我接触。”说到这里，刚烈的林岚流出了眼泪。

与此同时，我拿起相机便拍下林岚悲痛的一瞬，但他却对我说：“哭的照片不要用在书里，也不要发表，感觉不好。”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林岚接着说：“回来后，我的年龄也大了，想回北京，但又觉得自己的档案里已经有了污点不好回，所以就找了一个当地的结婚了。我老婆虽然是离过婚的，但我们结婚后一直过得不错。现在我有一儿一女，儿子的户口早就转回北京了，在北京念书，女儿还小，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想办法把她的户口也转回北京，因为我实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在这个伤心的地方。

如果儿子能考上大学，那就不用发愁了，万一考不上大学，再过两年我给他买辆‘面的’，让他在北京跑出租，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也回北京去住。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尤其是像我混到现在这份儿上，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我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他说：“1981年我被分配到延长县外贸公司工作，随后又通过一名同学把我调到油田工作。那时在劳改农场我学会了烧锅炉，来油田后一直还让我烧锅炉，收入还算可以，比在县里要强多了。不过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了，等于是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然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当年考不上大学，回不了北京，也绝对不会一辈子烧锅炉!

我相信林岚的这些话，因为他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我还听说他人缘很好，为人做事也很公道，主要是他来油田的时候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好安排他当学徒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学个一技之长。

最后我问他当年的女朋友去哪儿了。他说：“我坐监狱回来之后，人家早就不在了，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估计是回北京了。她人很好，我很想念她，真希望她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生活一辈子。”

8点半，林岚急着要去锅炉房接班，他说已经晚半小时了，所以我们的对话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尽管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0点钟，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延安东关汽车站，刚好赶上10点半开往黄陵县的长途汽车。延安到黄陵将近200公里，要翻越两座大山，我坐的长途汽车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又来到轩辕黄帝陵墓所在地黄陵县城，准备去上畛子劳改农场采访一名叫龚凤海的北京知青。

为了赶时间，下车后我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又上了一辆很破很脏的面包车。在两个多小时的缓慢行驶中，面包车不断停车上下客人，晚上7点多钟，才到达上畛子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店头镇。在小镇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刀削面，我便开始向路人打听龚凤海。接近9点钟了，终于在一个劳教中队的值班室见到了龚凤海，看上去他又矮、又瘦、又黑，虽然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警服，但显得很是精干。

刚见到他的时候，他问我找他想看谁?我说谁也不看，就是来看你啊，当时他觉得很纳闷，原来他还以为我是找他帮忙探视犯人的家属。当他得知我是特地赶来看他这名老知青的时候，他显得很是热情。

聊了一会儿，他把我带到监狱旁的一个私人小旅馆找住处，本想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但老板娘说没有房间了，只剩一个床位了。她还说招待所只有5个房间，每个房间4张床，每张床一晚上10块钱。交了10块钱之后，老板娘把我们直接带到了2号房间，房间显得很暗，地下扔着很多烟头和不少啤酒瓶子，墙上除了挂着一个很小的灯泡，再就是贴着一张公安局下发的治安告示。

硬板床上铺着一块很破的凉席，上面扔着一床很脏的被子，整个房间充满了异常的味道，其中包括烟味儿、酒味儿，还有最难闻的臭脚丫子味儿。房间的3张床上分别躺着3个中年男人，龚凤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都说是来看人的。

我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从外地来探视犯人的。把我安顿好之后粪凤海要走了，我问他住这里没事吧。他说没事，你放心吧。尽管他说没事，但我还是对这几个陌生人抱有一种怀疑态度，于是让龚凤海把我的摄影器材全部带回了他家。

赶了一天路本想洗个热水澡再睡，但这家招待所却不能洗澡，只是在院子里装了一个水龙头供客人洗脸刷牙。凑合洗洗回到房间后，他们3个还在拼命地抽烟和说话，我躺在床上一边记录这些流水账，一边听着他们在议论各自的家人和朋友被判刑的原因和刑期。听着他们的对话，总觉得他们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甚至或多或少有些紧张。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身无分文，睡吧，实在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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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先后采访过两次林岚，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最近《走过青春》再版，本想给林岚送一本书作纪念，但没想到打电话给二哥，二哥却说：“林岚两年前就得病去世了。”我又问林岚的儿子是不是在北京?二哥说：“他儿子林小军当了几年兵之后，本来复员安排在了北京市公交汽车总公司当司机，但他从小在油田长大，北京人也不熟，所以后来又跑回了油田。

小军回来后林崴给他买了一辆夏利车，一直在油田附近跑出租。最后觉得跑黑车不稳定，再加上北京的工作也丢了，林岚又在这边给小军重新办了当地户口，参加了油田内部的技校招生考试，毕业后分配到油田当了工程车司机，现在还是泵油车司机。

小军现在大概有二十六七岁了，本来准备去年和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结果林岚前年突然去世了，按本地习俗，小军去年不能结婚，所以直到今年才结婚。林岚的老婆还在油田，女儿还在上学，她们这辈子是不可能再回北京了。”

78个大美女每天都在陪我啊1995年6月26日 星期一 晴 黄陵

知道龚凤海是通过一名北京知青的介绍。换了两次车，坐了整整一天，跑了大概200多公里的山路，费了很大劲，昨晚终于找到了他。其实昨晚很想去他家凑合一晚上，但他没有留我，所以只好住进了那家黑店。同屋住的人半夜还起来抽烟，所以烟熏火燎，加之他们的呼噜声，害得我几乎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早晨8点钟，龚凤海过来找我，问我睡得好不好，我开玩笑说肯定不如去你家睡得安稳。他说他家只有一个小床，不好意思让我睡沙发。说完，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10分钟后来到了他家。

刚一进他的家门，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人照”，不仅是墙壁的四周，甚至包括玻璃窗户和房顶上也贴了很多。满房子花枝招展的“美人照”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一个人很寂寞，上个月发了工资买了6本挂历撕开全部贴在墙上了，无聊的时候欣赏欣。”

我开玩笑说，那就等于每天都有72个大美女在陪你睡觉啊!他也开玩笑说：“连封面是78个大美女每天晚上都在陪我睡啊!”我笑着说，你真有办法!还让巩俐、刘晓庆和那么多电影明星陪着你。他说：“其实也白花钱，一个月工资都进去了，只能看，要是活的就好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也跟着他在不停地笑着，顿时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龚凤海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大队插队落户。当时他们村只有3个知青，刚开始他负责记公分，后来又放羊，对他来说，插队几年基本没受什么罪。1972年底，开始大批招工，他被招进了省立的黄陵上畛子劳改农场工作。刚去不久，他所在的中队就分给他70名犯人让他负责管理。他说：“管犯人可不像是拦羊，那帮人特不听话，有时敢和你急。犯人不好管，所以管了几年我就学了开车。”

1979年知青返城再掀高潮，龚凤海也回到北京暗地里开始活动，两个月后他就被调回北京，在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开了车。一年后，他觉得生活不习惯，又申请调回了关着五千多名犯人的上畛子劳改农场。

回到劳改农场他学习了指纹分析，但由于业务不熟练，他又重操旧业。

10年后，他再次产生了回北京的念头。1989年底，他又通过熟人的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在国家司法部的劳改煤炭指挥部开了小轿车。两年后上畛子劳改农场迎来一次数年不遇的转干机会，龚凤海正好在范围之内，于是他被通知回场参加考试。转干心切的龚凤海毫不犹豫地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劳改农场赶考，最终以12分之差没能转干。不久，和他结发10年的妻子离开了龚凤海，从此他成了一名光棍汉。

龚凤海说：“我老婆和我离婚主要原因是多次提干、升级都轮不到我，说我太窝囊。再一个就是这里蛇多，我特爱吃蛇肉，她不仅不吃，还特别害怕蛇，所以经常因为我抓回的蛇和吃蛇肉打架。那时饭不够吃，也没肉吃，所以我总去抓蛇吃蛇肉，后来好像吃上瘾了，天天都想吃。1994年腊月，她说你要是再吃蛇就离婚，我说离婚就离婚，离婚也得吃!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我问他以后还回北京吗？他说：“回去看看有可能，调动工作是不可能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北京也没有什么亲人了，父母都去世了。我原来有个哥哥对我特别好，‘文 革’时不知他从哪儿搞到一个很好看的 毛 主 席 像 章，怕别人抢就戴在衣服里面。结果人家发现后说他对 毛 主 席 不 忠，抓去 批 判了整整15天，而且还被打成了反 革 命 分 子，第16天还要抓去批判的时候，他钻进了朝阳区装具厂的电锯箱里 自 杀 了。过了不久 平 反了，但人已经化成了灰了，平反有什么用!”

我问他北京除了父母和哥哥还有什么近一点的亲人没有。他说：“没有了，不过歌唱家朱明瑛和我从小是同学，我们住得很近，她常来我家玩，我们两家大人关系也很好，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十年来，我很想念她，总想在电视里看她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见她在台上唱歌，我都激动得哭了。”我问他朱明瑛还记得他吗。他说：“要是说小名的话，她肯定记得我，我们毕竟是发小啊!”

我问他工作是否满意。他说：“一般满意吧，不是很满意!我在监狱门口当看守员，因为没转干，所以不能穿警服，很多人经常把我也当成了犯人，心里很不舒服，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我问他今后会不会再成家。他说：“前段时间我去河边抓蜻蜓，认识了一个甘肃来打工的女孩子，她叫朱秀红，人很好，我们正在谈恋爱。但是我害怕结婚后她要生孩子，万一生了，两个黑户养不起。”我说知青的家属不是给解决农转非吗?他说：“我调回去又调回来，按规定已经不算知青了，现在不管国家对知青有什么照顾，都没有我的份儿了。所以找个农村姑娘，国家不会照顾我的，也不会给她吃商品粮和安排工作，只能自己养。这里工资很低，很难养，你看我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也就买6本挂历。”

最后我和他开玩笑说：“那就不要找老婆了，反正白天晚上有这78个大美女陪着你吃饭睡觉呢。”他说要是活的就好了!这只能过过眼瘾。”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龚凤海灿烂的笑容中，我感受到的不知是苦涩还是甜蜜。告别龚凤海的时候，他说：“你今天不要走了，中午我给你出去抓蛇做蛇肉吃，现在已经是吃蛇的季节了。”我说今天还要赶到延安，因为明天约好要采访别的知青，下次再吃吧。他说：“那就不留你了，已经快12点了，还有好几百里路要走呢，要不然到延安太晚了。”他一边说话，一边从床下一个纸箱子里取出两个西红柿对我说：“你早上都没吃饭，带着路上吃吧!”我没有推辞，把两个西红柿塞进了摄影包，真的准备在路上吃。

出门后，他又用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帮我推着背囊和摄影包，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几经转车，下午4点半我又来到延安。5点钟，在北关大街延安宾馆门口再次见到老知青谢党恩，他带我顺着一个山坡，来到了提前约好的老知青赵丽媛家。不一会儿，谢党恩通知的卢玲玲、张顺兰、樊彦生也都先后赶到赵丽媛家。我和她们聊起了插队的事情，赵丽媛热情地给大家做好了炸酱面，早、中、晚三餐，被我并为一顿解决。

天黑了，大家都走了，我和谢党恩住在了赵丽媛家。谢党恩说他累了，很早就睡了，我和赵丽媛一直聊到凌晨1点。

注：龚凤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偏僻，交通也很不方便，加之那时也没有什么通讯设备，因此，分别十多年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多年来，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归宿，但几次给他去信，都是杳无音信。前两天我给谢党恩打电话，他说龚凤海还在上畛子劳改农场，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看上去老了很多。

选自：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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