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1949年以来的摄影师，刘香成是独一无二的

刘香成，美籍华人摄影师，1992年获普利策摄影奖（本文原题《许知远：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一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已来的第四版，它十六开大小、只有105页，收录了刘香成1976年—1981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评论或并不为过。“当刘香成中国摄影集在13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当时的驻京记者写道，“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1949年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时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1960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对于毛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他们不知道一代中国人其中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却对于它光辉、充满理想气息的宣传语言难以自持。

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们至多只能在香港，好奇地打量这个竹帘后的神秘中央之国，以至于费正清诙谐的评论说，自从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来自外部的对中国的观察与记录是如此之少，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获准来旅行拍摄时，像是被恩赐了罕有的特权。

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北京的故宫。1981年，北京

一直到1979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的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标语，在外来者的镜框里或是笔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1976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以后的中国”。

毛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年底他作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GjonMili在午后进行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在美国与欧洲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1980年，四名北京大学学生观看对“四人帮”历史性的审判，这次审判从1980年11月持续到1981年1月。画面中的江青时年66岁，她于1976年10月被捕。

他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的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坐在故的广场上的双手抱在胸前的溥杰，戴着墨镜的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帖满大字报的西单墙，举着“要艺术自由”的头发零乱的艺术家……毛的形象，经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镜头中，有时是一副画像，有时是几枚纪念章，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雕像，更多时刻，他没有亲自现身，却让人时时感到他的存在。

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的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

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的人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他的外表与性格也帮助了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是这样的面孔和皮肤，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属于哪个国籍，你永远都是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容易信任你。

刘香成就这样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的打量一切。TizianoTerzani是当时一家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挎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他不为人察觉地骑着车，站岗的士兵有时还向他敬礼”，TizianoTerzani回忆说。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是个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能和本地最杰出的人士成为朋友。他30岁的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zu国，但我的zu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家里拍他。

1981年，月坛公园，两个人在分享他们亲密的一刻。

“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的，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有这些老先生，你的成果又得到人家的欣赏。”他记得北京冬天的气息，房前堆放的大白菜，有时吃完午饭出门，还能看见有骆驼进城。

二

《China after Mao》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19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的定格。即使直到2008年2月，我才第一次翻阅到这本书，但其中的一些形象早已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几个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穿军装、戴墨镜的少年，似乎变成了八十年代气质的某种标志。

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成长过程，都曾受惠于不到30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TizianoTerzani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步伐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

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的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的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

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的东西”，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他要去印度。

1980年，云南思茅，中国朋克。

1985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艰难。在印度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的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喝了六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人枪指着你的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

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不过100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不停的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晚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四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了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MZ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他说。后来，他对防毒面具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个玻璃同时是个眼镜，这样近视眼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这个曾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制度正在轰然倒塌。在这里，40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命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的、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氏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

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 you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1981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在考试中交白卷并且自称反智运动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考于1977年恢复。

三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里，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24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与其说我对他的新闻理念或是个人哲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他和那么多金光闪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普利策”、“时代”……我试图留给他深刻印象，结果变成了笨拙的自我表现，不过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张1981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阅读照片。

大概是2006年，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天下午，我穿过了故宫的红墙，看到了护城河的水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座小山包也仍挺立在那里，这个夹杂在毫无特色的厂房间的四合院，像是一个不断消失的文明散落在各处的残存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那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刘香成缓缓的端起茶壶，缓缓的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中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八块。我对于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

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顾自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的弹回。

1981年，北海公园里游乐的中国“当下这一代”。政府对出现在当时中国年轻人中的“道德危机”表现出了关注。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编辑一本1949—2008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

我刻意很少去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鲁迅1920年代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我们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一个接一个的震荡，几代人中国人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激发出热情、丢失掉纯真、体验到爱、无奈、孤独、忧伤、理想与仇恨……但关于这一切，我们的记录、探讨显得稀少与苍白。即使做出的陈述，又带有过多的扭曲。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六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联，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150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就像北京奥运会的口号“we are ready”。

这也是刘香成将2008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的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1980年，北京，工人文化宫里的集体婚礼庆典上，年轻的女子唱着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

四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既然他自认要编辑一本中国摄影师视角中的中国，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1980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

我记得1996年时，他雄心勃勃要创办的全球中文杂志名字就叫《中》，而英文则是The Chinese，但它却不幸夭折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挑剔，他不会忽略餐馆里的一道菜、他身上的风衣的缺陷，他该怎样面对那些中国那么多摄影师拍摄出那么多的照片呢？我记得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八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先是在满福楼的吃了涮羊肉，然后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着苏格兰的Single Molt一边聊天。他的谈兴浓厚，在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年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

在饭桌上他则激动得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的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1983年3月，人民大会堂，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会议上的学习。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SimonLey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容：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了，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拿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的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或许也是他生活中最放松与自在的时刻，他回忆去见中国领导人的场景，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也是在这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去看他初步选出的1949—2008年的中国的照片。这是一次快速的翻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照片似乎正在连接成一致的叙述节奏，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做出选择。过去五十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

1981年，北京，“尝起来马马虎虎”，故宫里一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可口可乐的味道。

前三十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1974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的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

那个年代投身摄影师的也印证了这种观念，刘香成发现，很多人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的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五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路上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的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的等待着《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出版，他乐于谈到他的出版商Taschen的传奇经历，并等待今年七月举办的盛大的首发式Party，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像，这是他在1981年的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不正是因为毛而划分的，前三十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三十年，人们则试图清除这种影响，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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