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敏 |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反转、舆论生成机制和治理路径探究

摘要：在新媒体营造的“后真相”时代，由于信息的生产机制、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变革，掺杂着利益群体诉求和情绪的新闻反转加剧了舆论环境的动荡，传统新闻观念及伦理受到极大冲击。通过对近7年来典型新闻反转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新闻反转中事件信息的反转和舆论逆转与新闻来源和来源形式密切相关，而舆论的爆发与网友质疑和公众的情感诉求高度关联，及时回应成为舆论平息的重要条件。新闻反转中，制度、人、技术、信息等共同协作，形成合力，才能营造出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

关键词：新闻反转；社交平台；舆论；网络治理

移动社交平台语境下的舆论场众声喧哗，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被“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信息场逐步消解，代表各种利益、各种诉求的传播主体入场，群体化的情绪传播入局，态度、情绪、行为成为传播的重要内容。个体作为社交传播的节点迅速放大和扩散信息，甚至短时间使某些信息成为惊爆点。微信的“强关系”促成了情绪的圈层极化。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交传播语境中，传统结论式的新闻报道被改变，新闻信息呈现的过程被不断放大，呈现的角度逐渐多元，“竞争性真相” 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和聚焦。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闻信息反转，并进而引起舆论高潮甚至极化以及舆论的强势反转。

从2013年新华网发布《新华网盘点2013十大反转新闻：有图未必有真相》 开始，新闻反转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仅会带来舆论的热议，同时也在一次次反转中消磨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为此，本文试图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探讨新闻反转以及舆论生成的复杂影响要素有哪些，其生成机制为何，如何以此为依据进行针对性地减少新闻反转，弱化舆情焦点，助推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

一

新闻反转界定及研究溯源

（一）新闻反转的概念界定

新闻反转既包括新闻事实的反转，也包括事实反转后舆论的反转。黄楚新（2015）认为，逆转新闻，也可谓反转新闻，指的是针对同一新闻事实，媒体后期的报道内容与前期报道内容显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报道内容不断深入与完善，新闻报道内容向相反的方向改变，受众立场随报道内容极速两极化的新闻传播现象 。有研究从新闻反转事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进行界定，刘峰（2014）提出新闻反转就是那些紧跟社会热点、标注新闻热词继而引发广泛关注, 但随后被证实与事实主体或全貌不符, 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的新闻现象 。也有研究关注新闻事件与新闻报道与事实之间出现偏差以及受众的反应变化。其中，王立等（2016）对“新闻反转”的定义较有代表性，她认为“新闻报道反转”是指媒体最初报道的新闻向相反方向转变，随着报道不断深入，事件真相被更加客观全面地呈现，受众的立场急剧逆转，舆论表现出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新闻现象。它阶段性地呈现部分真实，是新闻报道逐渐接近真相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新闻失实 。

本文认为，新闻反转事件主要指针对某一新闻事实，信息呈现与传播不全面，或与事实不符甚至截然相反，随着事件的进展，信息呈现逐渐多元全面，报道出现逆转，从而引发舆论态度立场的转变。因此，新闻反转应当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新闻事件信息的反转；一个是舆论的逆转。有的事件和舆论，甚至出现两到三次的反转，如“重庆公交车坠江”和“男子开房就被抓，到底谁是影帝？”等事件经过两次反转才还原事实真相。

▲报道随信息呈现逐渐多元全面而逆转，引发舆论态度立场的转变

（二）新闻反转事件的产生原因

对于新闻反转事件产生的原因，多数研究的分析都是从媒体、新闻传播模式以及受众角度入手的。王景巍等（2016）认为，刻板印象，媒体把关不严，受众缺乏媒介素养，易受“意见领袖”左右是反转新闻产生的主要原因 。黄楚新等（2016）从专业人员专业技能素养缺失，媒体人职业道德素养缺失的角度探讨了逆转新闻的成因及对策 。钱文霞（2016）认为新闻媒体受到固有认知模式的影响，片面化和自由化传播造成了反转新闻，违反了新闻自由的初衷 。王传礼（2016）认为反转新闻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媒体逐渐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以公众为中心影响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反转新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

（三）舆论反转现象研究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反转现象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多数学者认为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与议程设置、大众观念以及少数意见领袖等相关。韩运荣（2019）认为舆论反转具有新闻反转的成分，是公众意见的对立、胶着和裂变，舆论反转的原因在于，潜在利益相关者的情感纠缠和观念之争 。王志力（2018）认为网络舆论场域中的新闻反转现象，实际上是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新闻真实的再现过程，是新闻真实不断被纠正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传播权利的结构变迁、群体参与的话语转向和再现新闻真实的机制变迁 。李静（2018）认为一些网络“中坚分子”的分析引起受众的反向思维，使得原来处于“劣势”或“少数”的意见被更多的网民接受，甚至变为“优势”或“多数”意见，使舆论反转现象发生 。王国华，闵晨，钟声扬等（2015）认为，网络媒体的无意识议程设置(议题驱动、媒体自净)、有意识议程设置(话语竞争、框架预设、媒介共鸣)及网民议程设置(舆论领袖、网络暴力)等是引发网民舆论反转的关键因素 。

由此可见，舆论反转一方面是随着新闻事件信息的反转而出现的舆论逆转，另一方面也是舆论不断博弈、发展的结果。

（四）媒介素养反思

多数文献的落脚点都与媒介素养反思相关，陆学莉（2016）认为，新闻真实的重构常陷于两难境地，网民素养与集体认同感培养和提升，监督和司法之间平衡和制约等问题，仍需要更深层的探究。吴桐（2019）认为为降低反转新闻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主流媒体及时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在新闻传播的初期对信息来源进行合理把关、从源头上杜绝反转新闻发生。刘峰（2014）提出，遏制新闻反转剧愈演愈烈的态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归新闻人本位，恪守新闻真实的底线。可以看出，多位学者都认为媒体素养对反转新闻的形成以及规避方法都有重要影响。

通过研究溯源发现，关于新闻反转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的文章居多，且多为质化分析，而关于新闻反转事件的形成及其舆论生成和反转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很少，因此本文试图从新闻反转事件生成的机理着手，研究其产生要素及对舆论的影响，总结出具体并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法。

二

研究方法

介于本项研究围绕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机理、产生路径和具体影响因素，即新闻传播过程或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哪些因素会让舆论迅速爆发，哪些条件会让舆情偃旗息鼓等。笔者采用量化研究，侧重于分析各要素间的关联程度。为了使研究能控制在相对可以操作、实用的范围内，采用基于小样本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这一方法由查尔斯·拉金( Charles C. Ragin) 在1987 年提出，是一种以中小案例研究为导向的理论集合研究方法  ，它基于布尔代数的基本原理，借助集合论的思想考察复杂社会现象的原因组合路径和影响方式，整合了传统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各自优势，力图开辟一种混合取向的方法路径。

在案例样本规模上，QCA 进行了限制，样本规模最好在10 到60 个之间。虽然小样本数据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解释变量无法观察到，但正如拉金指出，有限的变异( Limited diversity) 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规现象，即使在大样本数据中也经常遇到 。面对新闻反转事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引入QCA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传播研究的因果链条，对多元原因条件组合情况进行分析，在原因分析和解释上得出新的结论。

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2010—2011 年间的195个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大样本案例分析，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机理 。高瑞（2020）基于14 例网络公共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机制进行研究 。张晋升，祁志慧（2020）通过57例虚假新闻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对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组合路径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较好地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热点事件的生成传播路径进行了研究。为此，本项研究的样本量也控制在了10-60之间，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本项研究通过梳理近七年来新闻反转事件，分析典型案例，结合媒体发展中的新现象、新技术如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总结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机理、传播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舆论，并试图探讨其应对措施。

三

研究设计

由于2014年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新媒体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我国主流媒体也开始了媒体融合战略。因此，以此为起点，选择的案例较有代表性，案例终期结合2020年初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事件，由此选取2014年-2020年初新闻反转事件进行研究，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机制探讨比较有代表性。本文采用立意抽样法，基于新华社、人民网等各大媒体对于年度新闻反转事件的总结、各个事件的讨论范围即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讨论、报道规模即地方和中央级媒体进行了报道等方面，整理出35起较为典型的新闻反转事件，覆盖医患关系、官民关系、公序良俗等多种社会议题。

2014——2020年典型新闻反转事件（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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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选择说明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通过综合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新闻反转事件特殊性的分析，笔者发现不同事件的舆论高潮发生时间不同，通过爆发时差，即事件被首次报道或爆料后到达舆论高峰的时间差作为结果变量，能够较好地将新闻反转事件和其它新闻事件区别开来，也能体现出反转对于舆论的影响，通过不同事件的舆论高峰时间差评估出新闻反转事件中舆论的生成机理。由于新闻反转事件的特殊性，首次报道后还要经过澄清报道，因此将爆发时差分为反转前和反转后。通过考察舆论在反转前还是反转后到达最高峰，能够判断出新闻反转事件中使舆论高涨的主要因素，并且能推断出哪些条件能够使舆论尽快平复。

通过对2014——2020年初的案例梳理以及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借鉴，结合新闻传播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传播效果，对新闻反转事件进行归纳总结，提取出与爆发时差有关的九个解释变量：首发媒体、事件指向、公众诉求、反转因素、反转次数、反转时间、新闻源形式、公众人物参与和回应媒体。

1、首发媒体

整理发现，新闻反转事件最初的传播来源包括：

（1）当事人或网友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爆料，这类事件占比最多，达到45.7%。如“快递小哥雨中暴哭”事件首先就是由网友在微博爆料，并自行推断快递员是因快递丢失才在雨中大哭的，短时间内带来网友的广泛讨论。

（2）网络媒体发布文章或视频报道也是新闻反转事件的一大传播源，有34.2%的事件是通过网络媒体发布的，如“王风雅事件”等都是由网络媒体首先发文引起大量关注转发，

（3）传统媒体作为新闻源的事件占比为20%，如“抹香香事件”都是由地方电视台首先进行报道的。

新闻反转事件最初的传播者大致分为以上三类，即网友爆料、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不同的首发媒体可能对事件的舆论产生影响，因此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进行验证。

2、事件指向

新闻反转事件在事件指向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可能是其能够产生较大舆论影响的原因，因此将事件指向也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其指向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以及个人/群体。指向政府/部门的事件占比25.7%，如“南锣书店朴道草堂上演苦情戏”指向政府有关部门，“雷洋嫖娼案”指向公安机关，这些事件与官民关系相关，也指向社会热点和痛点。“肾丢失？肾萎缩？”事件以及“山东产妇腹中遗留纱布”事件都属于指向企业/机构即医院类，反映出社会中医患关系的紧张。有51.8%的事件指向更为具体，即个人或群体，如“大学生怒踹熊孩子”，“12岁女生被两名老师强奸”等，这类事件常涉及公序良俗。

3、公众诉求

有反转的新闻事件通常表达了较具有代表性的诉求，西方早期社会运动研究大多从情感视角出发，认为心理因素如怨恨等是促成社会抗争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类似的诉求也许可以成为影响舆论走向的因素，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新闻反转事件背后的公众诉求大致分为经济利益，情感诉求以及人身安全。涉及情感诉求的案例居多，占比达45.7%，“女大学生扶摔倒老人，到底撞了没有？”表现出大众对于见义勇为，惩恶扬善的诉求；“高考答题卡被调包”所引发的关注体现了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情感诉求。40%的案例所表现出的是公众对于人身安全的诉求，如“河南周口婴儿丢失案”带来的大量讨论代表了公众对于儿童人身安全的关注。案例中体现出经济利益诉求的比例为14.2%，相对于前两个案例占比较低，但像“哈尔滨天价鱼”等事件也在一次次反转中牵动着大众的神经。

4、反转因素

最初导致新闻反转事件进行反转的因素可以归纳为：

（1）网友质疑，即经过报道后，网友对事件真实性及其原委提出质疑，并提出证据，揭露事件的本来面目。这类事件占比最多，达到48.5%。如“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在最初的网友讨论中，就有人发现其中的漏洞，促进真相的揭示。

（2）媒体跟进报道，部分反转在新闻事件引发热议后，首先由媒体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在“北京学区房每平米46万”事件中，网络媒体爆料引发关注后，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对其进行了调查性报道，记者经过实地走访澄清了事件真相，舆论逐渐回落。

（3）有关部门调查，这一原因带来的事件反转多数的事件指向为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在事件被报道后涉事部门展开调查还原事实成为这类事件反转的主要原因，如“80后白发书记”等。

通过舆情分析，发现不同的反转原因会带来舆论热度的变化，因此将反转原因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5、反转次数

和普通的新闻事件不同，新闻反转事件的始末至少需要两次报道，即事件发生时的报道以及澄清报道，而有些事件更为错综复杂，反转次数大于一次，这类事件的舆情热度往往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因而反转次数也可以作为影响舆论爆发时差的解释变量之一。案例中的新闻反转事件反转次数分为一次和两次。

6、反转时间

反转时间即事件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到事件澄清间的时间差，不同事件的反转时间从首次报道后24小时内到14天不等，综合考虑比例、平均值和中位数，选取三天作为标准，三天内就反转的事件占比达45.7%，三天后反转的占比为54.2%。反转时间的长短能够对舆论讨论的持续度产生影响，将其也作为探究舆论爆发时差的解释变量之一。

7、新闻源形式

不同的新闻源形式会对转发量，讨论度等产生影响，为研究其与舆论爆发时差是否有关，将新闻源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新闻反转事件的新闻源形式分为图文和视频两类。

8、公众人物参与

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微博意见领袖能助推网络舆情走向高潮。知名人物的参与往往被认为对舆论有导向作用，因此此次研究将事件讨论中是否有公众人物参与作为舆论爆发时差的解释变量之一。71.4%的事件没有公众人物参与，28.5%的事件有公众人物参与，如“河南周口婴儿丢失案”事件中明星梁咏琪等在事件发生后转发寻找丢失儿童的消息，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9、回应媒体

新闻反转事件澄清后的媒体报道不但让事件真相公之于众，也能够对舆论平息产生影响，因而回应媒体的选择也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回应媒体主要分为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77.1%的事件由中央级媒体首先回应，有更广泛的受众和更大的影响力。

（二）总结QCA变量赋值表

梳理出研究中的解释变量后，采用QCA研究法对变量进行赋值。在“二分归属原则”的指导下，将变量作两分处理，即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都有两种，变量取值为1 代表某条件发生或存在，用大写字母表示；变量取值为0 表示某条件不发生或不存在，用“～”表示。

比如，A* B→Y 表示A和B同时存在将导致Y的发生。根据该方法的分析逻辑，因果关系是多重并发的、非线性的，具有可替代性。这意味着同一个结果的产生可能有多种原因组合。条件A和条件B同时出现导致Y (即A* B→Y) ，C 和D 也可以导致Y (即A* B + C* D→Y) ; 在一种社会情景B 下，条件A 出现导致Y，而在另一个社会情景C下，条件A不出现导致Y ,即A* B +～A* C→Y。这些都是可能的条件组合。最后根据布尔代数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如果两个不同组合( A* B和A* ~B) 同时导致一个结果( Y)，并且这两个组合中有且只有一个条件的取值不同，则该条件是冗余的。即，如果A* B + A* b→Y，根据布尔算术可以得到A→Y。由此，得出导致被解释变量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必要条件是A。

根据QCA 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多重条件并发原因的数量随解释变量的增加呈对数级增长(2n)，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的九个解释变量，将存在29即512种组合可能，由于一次性引入九个解释变量得出的结果过于复杂，因此将九个解释变量分为与事件本身相关的事件属性和与传播相关的传播属性。每个案例所对应的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及其赋值为(2)。

案例说明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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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目标确定案例和解释变量后，研究者以个案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汇总，得到解释变量、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总结出QCA变量赋值表。

QCA变量赋值表（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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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造真值表并分析研究结果

1、传播属性分析

传播属性主要包括事件发生后传播者，传播渠道，参与者以及新闻源形式等有关的因素变化，即首发媒体（initial media），回应媒体（response media），公众人物参与（celebrity），新闻源形式（form）。对传播属性进行科学性编码，得到真值表A，观察引发结果变量的不同条件组合。

真值表A(传播属性)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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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单个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判断是否有单一条件变量能够成为解释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1）传播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真值表构建后，在fs /QCA3.0软件中运行，通过对研究案例的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进行研判，是否有单一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存在充分或者必要的关系，一致性指标的运算公式如下所示:

Consistency( Xi≤ Yi) = Σ［min( Xi，Yi) ］ΣXi

运算中，如有大于0. 8 的一致性指标出现，即认为该单一条件变量( X) 的出现，为结果变量( Y)的充分条件，该条件变量的出现可以引发所研究的结果; 指标大于0. 9 时，则认定该Y 的出现是唯一的X 导致的。

进行一致性指标测定之后，覆盖率指标(Coverage) 运算则是该研究的核心，该指标是用来解释什么样的条件变量组合对研究的结果存在较高的释义力，以0. 80的覆盖率为例，证明此条件变量组合可以对所发生的结果中的80%的案例进行解释。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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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四个条件变量中没有指标一致性超过0. 9，即没有指标可以成为新闻反转事件较快平息的必要条件，同时，所有解释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均低于0. 8，说明没有单一变量可单独使新闻反转事件较快平息，即其传播和平复是多重因素、多个变量通力交叠促成的，而非单个原因所能影响，因而下一步进行多个变量的影响分析。

 （2）传播属性QCA 数据统计

根据事实表A（传播属性） 进行QCA 数据统计，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表示“和”，+ 表示“或”，→或者= 表示“导致”。

 （图2）

▲ 该图中显示的组合路径为(表5)

提取中间方案最优组合路径 (表5)

如(5)显示，传播属性中反转前舆论达到高峰有两条路径：

路径一：网友爆料*有公众人物参与*图文形式*中央媒体回应

路径二：网友爆料*无公众人物参与*图文形式*地方媒体回应

即反转前舆论达到高峰=网友爆料*图文形式（中央媒体回应*有公众人物参与+地方媒体回应*无公众人物参与）如图3所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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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播属性结果分析——“网友爆料”和“图文形式”促成舆论在反转前爆发

表达式显示，在传播属性的四个解释变量中，新闻来源为“网友爆料”和“新闻源形式为图文”是新闻反转事件舆论迅速爆发的必要条件，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是否有公众人物参与以及中央还是地方媒体回应并不会像前两者一样对爆发时差起到如此大的作用。

新闻源为网友爆料使舆论更容易在反转前爆发，这一结论体现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民个人的话语权和表达自由凸显，普通网友在网络上进行的爆料、发帖都可能让舆论高涨，其作用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同时也可以发现，网友爆料内容未经过专业媒体机制的审核，更容易触动大众神经，引发舆论爆点出现。如“大学生怒踹熊孩子”便是先由网友将经过剪辑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在引起舆论关注后，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还原完整视频才澄清了事件真相。

图文形式的新闻相比于视频缺乏真实性，造假成本和技术要求更低，未澄清事实真相的图文新闻更易发布，短时间内吸引大众眼球。如“12岁女生被两名老师强奸”事件最初的报道中只有当地派出所和女童手举纸牌的照片以及几段文字，利用大众对儿童身心安全的关注，引起热议。

总体来说，传播属性解释变量的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仅为0. 22222，即传播属性解释变量只能解释22.2%的事件，仅仅用传播属性的解释变量，难以较全面地覆盖和分析新闻反转事件的舆论变化，引入其他变量，才能更有效地解释问题。

2、事件属性分析

事件属性即与事件发展本身相关的因素，包括事件指向（direction）反转次数（frequency）反转时间（time）反转因素（reason）公众诉求（goal）。对事件属性进行科学性编码，得到真值表B，观察引发结果变量的不同条件组合。

真值表B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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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真值表构建后，在fs /QCA3. 0 软件中运行，用以操作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即通过对研究案例的一致性指标进行研判，是否有单一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存在充分或者必要的关系。

 （图4）

如上表所示，在五个条件变量中没有指标一致性超过0. 9，所有解释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均低于0. 8，说明没有事件属性的单一变量可单独使新闻反转事件较快平息，下一步进行多个变量的影响分析。

（2）事件属性QCA 数据统计

根据事实表4 进行QCA 数据统计，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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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中间方案( intermediate solution) 最优组合路径

（表7）

（3）事件属性结果分析

使结果变量反转前舆论达到高峰的路径共有八条，其中原覆盖率较高的事件组合有五组：

路径一：两次反转*三天内*网友质疑*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

路径二：一次反转*三天后*网友质疑*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

路径三：两次反转*三天后*网友质疑*个人/群体

路径四：三天内*网友质疑*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情感诉求

路径五：两次反转*三天内*网友质疑*情感诉求

如图6所示：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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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路径共有的条件是反转因素为“网友质疑”。这也表明“网友质疑”为舆论在事件反转前达到高潮的关键因素。网友质疑引起话题并迅速扩散，通过网友质疑逐渐揭示事件真相的新闻反转事件更容易在反转前就引发舆论狂欢，相比于由媒体跟进报道和有关部门调查还原真相的事件，网民对事件的质疑能够集聚更多关注者，社交平台的用户不但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中发表观点，表达疑惑，还会发布更多爆料，促进有关部门的跟进调查和媒体的追踪报道，使得事件真相较快呈现，扩大事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让舆论短时间内达到高峰。

但这样的讨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当事人出于压力澄清真相，另一方面网络中的讨论角度不一，表达方式多样，事件的广泛传播也容易使部分舆论在没有正确的舆论导向时转变为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生活工作甚至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如“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在真相未完全还原时，当事人不堪舆论压力自杀，而在事实澄清后，舆论便又调转方向，使社会舆论环境出现较大波动。

“公众的情感诉求”是新闻反转事件舆论在反转前爆发的关键条件，虽然不是必要条件，但几乎有涉及这一因素的条件组合都取了负值，这表明能够反应情感诉求的事件更能够较快引起热议，推动事件舆论迅速到达高峰“女大学生扶摔倒老人” “男子开房就被抓，到底谁是影帝？”等事件与公序良俗、社会道德、警民关系、弱势群体等敏感话题有关，这类事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比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网友对于情感诉求有更高的关注度。

事件指向为“政府/部门或企业/机构”和“三天内回应”这两个条件促成了反转前的舆论爆发和反转后的舆情平息，如“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问题事件”指向学校，“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指向医院，“抹香香事件”指向政府，“男子开房就被抓”，“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暴力袭警事件”等均与警民关系有关，这些事件在反转前就达到舆论高潮，而由于政府或机构往往在事件引起舆论热度后能够尽快回应，且比个人或群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舆论也能够较快偃旗息鼓。

五种路径中包含反转次数的多数为两次反转，有两次反转的事件相较于一次反转在反转前更容易达到舆论高峰。舆论的焦点跟随新闻热点不断变化，反转次数越多的事件一般较为复杂，涉及主体多，持续时间长，如“王风雅事件”等在最初被报道时能够吸引更多关注，而在两次反转后，事件发酵时间长，海量的碎片化信息让舆论热点转移，即便真相澄清也难以达到最初的热度。

总的来说，事实表B ( 事件属性) 的Solution Coverage为0. 733，即能够解释73.3%的事件，大大超过了传播属性的相关数值( 22.2%) 。这意味着事件属性比传播属性更能有效地解释新闻反转事件对舆论的影响，新闻反转事件中促进事件反转的因素，事件本身的指向性以及公众诉求，对于舆论迅速高潮爆发以及平息的作用要大于传播过程中的媒体类型等因素的作用，表明新闻反转事件不仅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议题，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有相关性，同时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以及舆论高峰也不仅仅与媒体有关，政府有关部门、相关机构以及普通受众也对新闻反转事件有着重要影响。

四

因素分析及治理路径

新闻反转的形成因素错综复杂，通过具体的比较分析，厘清多元复杂因素中的核心症结，抓住主要矛盾，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治理。

（一）加强新闻源的把关审核

1.对网络信息源的核实与求证

依据上文分析，相较媒体报道，“网络爆料”成为引发舆论在反转前达到高潮的必要条件。网络爆料来源广泛，任何互联网用户发布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一些个人或团队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模糊事件真相甚至为获得利益策划出假新闻来吸引眼球，如“女子被恶犬咬伤是为救女童？”和“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经调查后发现都是当事人主动策划出的虚假新闻，抓住贫富差距等社会痛点大作文章，消耗公众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对社会环境造成冲击。而部分事件当事人只发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如“大学生怒踹熊孩子”事件中，最初发布的视频是经过选择和剪辑过的，其话题中的“大学生”“熊孩子”等字眼也将孩子完全描述为受害一方，引起热议，对于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名誉造成不良影响。这种无视事件真实情况的新闻信息，缺乏公正客观性。

因此，面对多元的网络信息源，一方面，行业监管与追惩继续加强，最新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网络信息生产者“鼓励”和“不得”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平台方需建立起有效的审核、证实和辟谣机制；再者，媒体也需建立起具有快反意识的求证、核实团队，研究确立易于引起舆情的“网络爆料”警戒指标，迅速应对有可能引起舆论爆点的“网络爆料”。

2.媒体坚守准确、平衡的报道原则

主流媒体更要把握报道内容的准确、客观，注重报道的平衡性，遵守道德伦理规范。比如，“山东产妇腹中遗留纱布”电视报道中记者缺乏职业素养，不先核实真实情况，只报道产妇一方的言论，引发公众关于医患关系的热议，很多观众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潍坊妇保院，称该医院医生“无良”，对医院和医生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加剧医患矛盾。之后潍坊妇保院发布声明从医院角度说明情况。一周后，央视《东方时空》对此进行报道，还原了“纱布门”的始末，指出患者及家属知道余留纱布的事实。舆论发生转向，开始纷纷指责产妇一家。

而“抹香香”事件中，记者选择了领导漫不经心抹护肤膏的画面，没有播出领导帮助协调的画面。同时拍摄对像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片段也正在被拍摄并且会被播放。节目中的片段经过记者二次加工极具诱导性。一经播出，公众的矛头便指向了报道中的领导。记者在了解真实的事件经过后，依然进行片面的选择性报道，对人物进行了“标签化”与“非人格化”，只注重抓住社会痛点，先入为主，没有对事件进行完整呈现。

3.注重报道科学专业解读

众声喧哗更加考验主流媒体的成色，媒体的专业性面临再升级。比如，2020年初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初期，1月31日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布有关“双黄连口服液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博文，以“记者31 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开头，引发强烈的舆论反应，之后“人民日报”也进行转载，引起公众对双黄连口服液的哄抢，一夜脱销。第二天各大媒体纷纷澄清，上海药物所回应，有抑制作用是初步发现，还未进行详细研究。“人民日报”也发博提醒公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于治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

无论在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网络平台上，主流媒体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尤其在特殊时期有关“解决方案”的报道中，记者没有了解新闻中研究团队的研究经历，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和读者意识，出现了解决方案的失真。而这也是媒体在新媒体竞争中抢实效，博眼球的恶果。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带有“解决方案”色彩的新闻，应该充分核实后再发布，注重专业解读，避免未经核实抢发造成公众误解或带来恐慌情绪。

4.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中国互联网发展几十年，公众的媒介素养也应得到历练和提升。信息发布者不论个人还是企业，应当提高媒介素养，注重内容的真实性和其社会效益，自身加强对新闻源的真伪考证，不能为了博眼球，求关注，深陷争流量争关注度的怪圈，用不实信息误导公众。

5.高度警戒图文形式的信息发布

从具体信息呈现而言，尽管在媒体融合发展时代，信息呈现融合多元，但其中图片结合文字的形式既简洁高效又能直观可视地呈现信息，成为公众最乐于接受的形式。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笔者所做的调研中，对于最喜欢的疫情信息报道呈现形式，77%的用户选择了文字+图片的形式。因此，信息发布平台对于以图文形式发布的信息的把关审核有待加强，尤其是图片的视觉鉴别需提升专业性和多方求证的能力。随着微博微信等平台的逐步实名化、智能审核技术的完善、验证团队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信息在社交平台发布后，有关部门、媒体或网友已经能在较短时间内和发布者取得联系进行核实，但各平台如能够在信息发布的第一时间就尽快核实真伪，便能够更好地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事件的多次反转，降低舆论波动。

（二）网络媒体必须把握信息核实和话语表达

虽然网络媒体作为新闻源，对于新闻反转事件的舆论高潮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网络媒体的转发报道始终是舆论到达高潮的有力推动。引起舆论爆发的新闻反转事件开始时，一些网络媒体仅靠着流出的图文或视频引导不知真相的网友在网络上“站队”，对看似有错的一方进行抨击，甚至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而在事实澄清后，一些媒体便删除开始时的言论文章，调转方向，开始进行新一轮对事件当事人的“口诛笔伐”，引起舆论又一轮的高涨。

如“抹香香”事件报道后，众多媒体账号发表如《啥事不清楚，只会“抹香香”》《“抹香香”抹黑了谁》这类文章，标题就表明了整个舆论场对此事的态度。报道抓住社会“痛点”和公众“泪点”，围绕“教书34年总工资不过万”“官员‘抹香香’”等几个对比意味明显的关键词展开，使得舆论矛头对准涉事官员。但当真相大白，公众对对正义的热情受到冲击，也给网络舆论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因而网络媒体不仅要注重内容的真实可靠，还应该注重发布内容的话语表达方式，避免在未还原事件真相前发布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评论，将舆论方向带偏。

▲网络媒体不仅要注重内容的真实可靠，还应该注重发布内容的话语表达方式

（三）有关部门和机构迅速发声

与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有关，并且在三天内回应的新闻反转事件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平息舆论，缩短舆论波动的时间。事件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尽快回应，比如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中，微信圈盛传“假的，假的！揭露中央指导组考察武汉社区时的形式主义”的小视频，随后，中央指导组及时回应，迅速平息舆情，避免了新的发酵。因此，官方应当告知公众事件的最新进展，对高涨的舆情进行回复同时向公众表明相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如乐清儿童“失联” 案，警方在找到儿童后24小时内通报最新进展，并表示案件细节正在调查中，让互联网上焦急等待消息的网友吃下一颗定心丸，舆情也有所回落，而在查清事件是儿童家长自导自演后，警方又进行了通报。

对于扑朔迷离的新闻反转事件，官方权威回应更具有可信性，在统计出的反转新闻事件中，45.7%的新闻都在报道三天内及时澄清，54.2%的事件是在报道三天后才有官方回应，这样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今天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热点早已被新的新闻覆盖，滞后的报道和澄清也难以挽回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

（四）社交媒体的推动力量

新闻反转事件在最初报道后推动舆论热度逐步高涨的是网友的不断质疑，推动真相的不断揭示。新媒体平台使用户识别、揭露反转新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能力也越来越强。网友能够提供更多信息，舆论高涨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核实，引起主流媒体的注意，使得事件尽快平复。“大妈碰瓷玩具车”，“深圳四胞胎”事件都是在首次报道后，网友提供了更多信息并提出质疑，促进媒体积极跟进事件报道，得以还原事件原貌。当事人也可能迫于压力出面澄清事实，使事件的转折点出现。

因而要给普通网友对新闻事件提出质疑的空间，促使其表达看法，但要注意话语的合理表达，理性判断，面对真相并未完全还原的事件不要轻易发表较为偏激的看法。

（五）意见领袖作用有限

研究也发现，在有官方媒体进行回应的新闻反转事件中，是否知名意见领袖参与新闻话题讨论已经不是舆论爆发的主要因素。比如，在乐清儿童“失联” 案等事件中，虽然有公众人物参与话题转发和讨论，但舆论的主要爆发因素还是在事件本身对于儿童安全的关注以及反转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大V和名人效应虽然有影响力，但当权威信源及时回应的时候，舆论不再受意见领袖的操纵，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和讨论空间。

五

结论

在错综多变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新闻反转事件的产生、传播以及影响都变得异常复杂。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可得知，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不仅和新闻源，新闻形式，媒体关注度等因素有关，更和反转因素，事件本身的指向性和诉求等紧密联系。其中，事件本身的属性对于舆论热议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新闻反转事件的生成也与政府、机构、个人等息息相关而并非只与媒体有关。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加剧，新闻反转事件和舆论反转似乎成为网络传播尤其是网络爆料的常态，如何变常态为非常态，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这需要相关部门、媒体、公众的共同努力，制度、人、技术、信息工作协作，形成合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健康的舆论环境。

作者介绍

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戴锦镕：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18级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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