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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近年来最痛心的一段时间，香港暴力游行事件在这期间不断发酵。其暴力行为已经超越了和平集会、游行的范围。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香港暴力游行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那里得到曲解。比如在国外，一些媒体将香港暴力游行示威活动称之为“a peaceful protest”。我们想要解除这种误会，消除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我们的偏见，就得放大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人民能够听见。（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际传播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时代。哈罗德·伊尼斯指出，古代波斯、罗马和希腊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帝国，是因为它们的传播观念重在“走出去”，不断地尝试尽可能扩大信息到大范围的方法。由此可见，信息的正确传播可以影响到一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国际传播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国界的传播，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政府之间，而不像大众传播以民众、市场为主体。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主要可以从四个维度加以掌握：
一是国际传播是鲜明的目的性传播。从一开始，国际传播就服务于国家间的竞争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有能力去改变这些领域内的议题的运行方式。
二是国际传播是超越信息发布和交换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内容遴选标准集中于能否尽可能地影响对象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判断标准和行为范式，其内容比常规的大众传播更具鲜明的社会学指征。
三是国际传播是途径多元的传播。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渠道，民间或半官方力量在国际传播中也日趋活跃。
四是国际传播是国家间、地区间综合实力的展示和竞争。福特纳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
国际传播的特性也决定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是制造和左右舆论的推手。因此，我们既需要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也需要防范他国制造不当舆论，损害我国利益。
1、跨文化传播的内涵
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在不同的人种、民族、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当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时，就发生了跨文化的传播。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那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会发生变化。解码文化的影响变成这个信息的一部分，原始信息的内涵会不同程度地被修改。修改的程度由文化间的差异程度、传播情境决定。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以信任和理解为前提。
2、跨文化传播的支撑理论
文化圈层理论：文化本身具有圈层性，既表现在文化的传体中，也表现在文化的受体中，如不同的国家、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圈层，向外传播或接受外来文化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文化适应理论：由约翰·贝利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一种文化只有适应另一种文化的需要，才能在另一种文化圈中发生传播。该原理反映出文化选择性的同时，也表明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传播圈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特殊情形。
文化休克理论：因远离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和文化标志，以至于难以融入当地文化语境而产生恐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之间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所区别。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而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国际组织等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沟通。跨文化传播涉及的领域范围要比国际传播宽泛得多。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个国家要发展，除了经济、政治的加持之外，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也同样重要。当前我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问题，如CGTN的油管账号只有八十多万粉丝。这种现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符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势在必行。
1、主体身份的转变：“软”“硬”兼施
媒介不能脱离政治，政治无法离开政党和政府。这一前提决定了传媒主体“硬身份”的本质，但在承担自己“硬”身份所带来的责任时，用“软”身份去思考沟通与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约瑟夫·奈曾指出：软实力不仅是影响力和说服力，它更是一种吸引力，而吸引常常导致默认。实现主流媒体身份转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改变其叙事方式，将单方面的宣传改为双方面的互动，增进主流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无论对于国际传媒机构还是受众而言，具有侵犯性、试图改变其观点的传播姿态，总是让人不悦甚至产生反感情绪。但如果将概念化、符号化的硬内容转换成受众易于感知的文本，则更加易于获得受众的认同，提升国际传播力。此外，传播主体不仅是政府官方这个“硬”主体，民间“软”主体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节目《中餐厅》借助“跨地域”的拍摄方式，使中国的美食文化在国外得到了真实的、全方位的展示。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的有益实践探索，对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在香港暴力游行事件中，无论是在世界各国举行捍卫祖国游行仪式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再次出征翻墙发表爱国言论的帝吧，这些都是民间传播中的强大力量，他们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的声音。
2、传播内容的建设：因时因地发声
加强内容建设，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在第一时间进行客观、真实的原创性发声。“重大新闻第一时间客观首发”的做法，常常是传媒格局中弱势媒体机构异军突起的机会和捷径。抓住新闻的时效性，积极主动地在国际传播中设置议程，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受众的注意，也能让那些妄图制造谣言的媒体再无可乘之机。加强内容建设，我们还需要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进行新闻生产。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基于群体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知差异，构成传播的双方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对同样的符号表达有着相异或错位的认知、理解和阐释。因此，媒体在进行内容编码时，要努力使用传播双方通用的符号体系，编译中文素材。同时还要认识彼此文化的特点，尊重多样化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建设满足受众审美需求与阅读习惯的内容。
3、传播渠道的拓展：多途径传播
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一些较小国家的传媒则相信美国的主流传媒。鉴于此，可以发起由政府为主导，民间外交、民间传播等为辅的多元合作的方式，以非官方组织或者地方媒体作为与当地沟通的媒介和桥梁。《中餐厅》在到达拍摄地点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当地政府的市长，与当地政府沟通，打造合作关系。在媒介融合时代，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中还需要打造网络、手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播形式，进行立体传播，提高传播的覆盖力。许多国家已经普遍进入到“网络社交媒体生存”的时代，传统媒体也在不断转型升级，走媒介融合的道路。在国际传播中需要特别利用好新兴的社交媒体进行中国形象传播，重点利用好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推送符合受众阅读习惯的内容，提高关注量。
4、传播技术的使用：运用大数据分析受众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从科技到医疗、传媒、教育、商业等各个领域，无一不需要大数据的加持。大数据在信息传播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传播也离不开对大数据的应用。首先，运用大数据分析受众特征。在进行信息传播之前，了解受众的兴趣偏好和阅读习惯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新媒体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下超越模拟信息的可处理的数据化信息了解传播受众的行为偏好、思想动态和心理特征。今日头条运用大数据了解用户的兴趣爱好，并以此来为用户定制个性化需求。它的内容推送完全基于机器算法，既减少了人工成本又满足了受众需求。其次，运用大数据可以预测受众的信息反馈。新媒体条件下受众的变化也有其规律，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这一规律的有效途径。运用大数据预测受众的信息反馈就是将算法运用到海量的与用户相关的数据上，从而在了解受众特征的基础上，预估用户在面对媒体的传播内容时做出各种可能性选择的概率大小。当从受众的信息中获得预见性认识之后，媒体便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提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近段时间的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的大案牍术，也可以说是现代大数据技术的一种。大案牍术是根据靖安司档案库的数据来进行推算的。无论是侦查找人，还是预测未来，大案牍术都可以做到。从本质上来说，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由已知推出未知。但技术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我们在享受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分依赖于技术。借用最近的网综《中餐厅》流行的“明言明语”：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香港就是中国的。如何能让世界人民相信“我们的觉得”？这背后不仅需要依靠真相本身，还需要能向世界传递真相的“声音”。而这传播声音的主人，是我们近十四亿的中国人，这十四亿人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只是自己，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接班人”。
参考资料：
【1】 国际传播理论及其发展的主要阶段与反思.刘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5):112-121.【2】 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胡智锋，刘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4):5-25.【3】 新媒体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黄世虎，莫佳思.长向学刊.2017(1):20-26.【4】 国际传播策略与国家软实力提升.邱凌.山东大学学报.2011(6):153-156.【5】 2019媒介热点透析与前瞻.孙祥飞.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