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必备 | 2019年新闻学八大热点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国家线预测四月中旬才公布,这也意味着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为复试做准备。
上期为大家整合了有关传播学的热点话题,今天是新闻学的板块。通过学界业界的前沿热点话题把握复试重点,扫清知识盲区!
媒介转型
观念实践、概念反思与县级融媒体
❶ 媒介融合的制度、结构与网络分析
这种反向融合的新态势,不失为商业新媒体适应主管部门政策管制与试探市场前景和风险的策略实践,这一策略实践可能较难对传统媒体的整体转型趋势产生实质影响。
接下来,不妨将媒介转型的研究视野进一步下放,位于国家—市场关系结构基层的县级融媒体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主导并尝试置入市场的新型主体。
但历经两三年的初步探索之后,国内不同区域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长期规划、人才引进、资金投入与盈利模式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困境。
媒介转型的研究视野还可以被进一步拓宽,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相互间关系,以拉图尔的“转译”概念观照媒介组织、技术设施、新闻从业者、消费者、时空影响机制等异质性主体之间基于运作结构和行为习惯方面的互动,开辟理解和分析媒介转型的关联性视角。
❷ 重新定义融媒体:身体维度与媒介史路径
关注媒介转型之于身体的关系,意味着一贯作为内容产品和组织形态的融媒体需要被重新定义,融媒体是技术进一步的具身化,是人类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的持续性过程。
技术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业
无人机新闻与算法迷思
一方面,技术开始全面介入并主导未来的新闻生产实践。
比如无人机技术,当前,这一技术设备作为新闻创新被纳入新闻生产过程,与传统新闻实践相比,无人机新闻在采编实践中以抢占第一现场的制空优势,在机械装置的视觉呈现中完成对风险信息的传播与建构。
不过,当人类将行动力全面让位于技术设备时,数字技术的使动性与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性之间在理念与实践层面所蕴含的悖论无法回避,亦较难调适。
另一方面,新闻场域内不同行动主体对技术本身的讨论是建构技术合法性并影响技术实践的重要方式,当前有关算法及其新闻实践的分歧和争议主要围绕“技术中立论”和“平台责任论”这两条路径展开。
新闻从业者研究
职业困境、职业流动与职业管辖权
❶ 职业困境:阶层特征、群体分化与劳动权
在制度与技术的双重语境下,我国媒体从业者在雇佣自由权、劳动力市场双轨制、社会诚信体系等多个层面遭遇效率与公平悖论中的劳动权争议。
❷ 职业流动:角色冲突与离职话语
职业流动并不意味着顺利的角色转换,中国媒体人职业转换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冲突纠结于传统媒体单一型角色、精英取向与新职业复合型角色、市场取向的二元范畴。
而在职业媒体人群里,中国调查记者群体的锐减无疑是考察媒体人职业流动问题的典型样本。
调查记者群体的职业忠诚度(组织政策、工资福利、工作安全、监管环境)与激励因素(职业成就、发展机会)的双重消退,是离职媒体人对职业流动进行归因的主要方面。
如果说,中国调查记者群体职业流动的境况令人悲观的话,那么不少调查记者坚持职业理想从传统媒体移步原生互联网,在体制外开展新闻实践的尝试则提示了当前新闻行业危机语境中的更多可能,从而跳出危机—救赎的话语路径
❸ 职业管辖权:新媒体语境下的危机与突围
但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新闻生产者如兽爷、咪蒙、呦呦鹿鸣等争议事件中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对传统媒体精英仍然主导专业主义价值观和职业边界抱持较为乐观的立场。
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伴随危机话语在全球新闻业中的蔓延,过度聚焦此类话语可能会放大新闻业的困境和焦虑,在职调查记者群体的行业话语实践,从价值理性(职业理想)与工具理性(所在媒体支持与社会资本)层面对新闻业危机话语的淡化与多维理解值得重视。
作为用户与公民的受众
新闻产消、积极问责与媒介素养
在媒介技术演进与新闻业变迁的双重语境中,受众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一方面,作为用户的受众,正以新闻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多维身份在新传播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精英主义立场的专业新闻观逐渐被解构。
另一方面,作为公民的受众在数字技术赋权过程中所开展的媒介批评实践,较难与传统新闻业进行积极对话。
受众往往并不具备判定新闻真实性的充分动机,他们在阅读或观看新闻时并非总是在意信息的真实性,而更多在意信息是否与自身最直觉的判断相违背。
此外,区别于传统的以真实性立场对假新闻现象的考察,从社会发展与公众的视角来看,假新闻的存在本身有其作为社会预警机制的功能和价值,假新闻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能够反映和折射社会现实矛盾、大众群体心理以及利益运作机制等三个层面上的真问题,因此值得从新闻与社会关系角度对假新闻现象开展进一步 的研究和反思。
新闻基础理论研究
客观性、透明性与建设性新闻
❶ 新闻客观性与透明性的比较研究
不过,亦有学者认为,新闻客观性更多是信息呈现的一种方法或风格,即使在实践层面给新闻客观性下一个可操作的定义。
另一方面,将其作为客观性原则的替代性价值理念与实践策略,以此调适传统新闻业在技术变革语境中的职业规范,并从公共责任、实践正当性以及职业管辖权与合法性等方面反思和重建 传统新闻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机制。
❷ 建设性新闻:概念、特征与演进
总体而言,当下欧美学术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与知识生产方兴未艾,学术界在建设性新闻的概念界定与实践价值等方面尚未获得广泛共识,特别是对建设性新闻与对策新闻、公民新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
但另一方面,这可能并不意味着建设性新闻在概念界定方面所表现出的分歧需要被明确辨析,建设性新闻的伞式术语属性(涵盖或囊括多个要素和因素的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建设性新闻何以在它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那里都未能获得公认的概念定义。
新闻与社会记忆研究
文化创伤、角色模范与名记者制度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报人刘煜生遇害案及其文化创伤记忆的形塑过程可以被视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场域内各个行动主体基于身份认同与文化位置的确认所开展的话语实践。
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新闻场域在刘煜生案及“九一”记者节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忽视或化约了新闻场域外部其他各方主体(新闻社群、政治结构、党派竞争、社会团体等)所提供的相关话语叙事。
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和范长江是常常在中国新闻场域中被作为角色模范来言说的对象。
但研究发现本世纪初近20年来,上述两位著名报人在历年记者节话语中的记忆与言说机会并不均等,并在显著性、归属意义以及政治效用等三个维度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张季鸾在非正式场合获得了专业记者们的认可,而范长江由于国家的声望建构则获得了超出新闻界的名声。
明星记者制度作为社会建构的职业荣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上海新闻界,这一记者成名的社会机制既是新闻职业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阶层上升性流动的外在表征,同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会引起明星场域内的动荡,影响着个中人物的职业生命和人生抉择。
报刊史与近代政治
专门史视角、边缘报人群体与民国大报
❶ 清末民初的阅报史与现代性的办报观念史
另一边,自清末开始的民间读报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获得国家和制度层面的推动,民间读报的社会启蒙与政治生活双重意涵在这一时期引起官方重视。
由此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提高,启蒙功能降到次要地位,政府通过鼓励民众阅报将其纳入政府的政治话语空间中,通过政治舆论规训读者的日常实践。
❷ 党报传统的概念史:“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报纸”
延安时期的人民报纸强调党报的人民性;解放战争时期在继承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统一传统的同时,也将人民报纸发展成为一个统战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报纸转化成为新闻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进而塑造建国初期以党报为核心,多种人民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
同样奠基于延安时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传统及其发展也与人民概念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与重建过程存在历史与逻辑上的关联。
当下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和挑战,重提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概念,超越了党性与人民性论争的逻辑,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符合现实变化的需求。
❸ 边缘报人群体:民初的女性报人网络与日系报纸的中国报人
与其他职业的女性群体相比,女性报人虽引领着女性群体的现代化,但其社会网络位置的先天优势及其带来的话语资源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作为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殖民时期所办的中文报刊,主笔《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在技术与业务层面利用有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空间,某种程度上解构和平衡了日人报纸的殖民话语。
可见,作为依附者和寄居者的边缘报人,随着政治与历史语境的变迁展现出游离于道德和民族主义之外的复杂意涵。
❹ 再访民国大报:《大公报》与《申报》的职业与政治实践
通过完整检索天津《大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所刊发的报道和言说材料,分析该报对五四运动的基本态度,认为如果仅从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来看,天津《大公报》在此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体报道表现出较高的新闻专业水平。
这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学术界相关研究对1926年之前英敛之时期天津《大公报》在新闻业务实践方面的刻板印象。
与《大公报》相比,作为商业化报刊的上海《申报》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则要复杂微妙得多,后者起初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并无利害冲突,蒋介石最初与该报及其掌舵人史量才之间亦无直接关系。
史量才对蒋介石的态度相当微妙,二者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一旦蒋介石对史量才的反感叠加到一定限度,必定会厌倦此种博弈,并放弃修复双方关系的可能。
或许,适当跳脱报刊与政府关系的传统新闻史视角,从历史人物特定时期的心态与性格特征入手,对于拓展《申报》与史量才之死的研究维度不无裨益。
新闻学科建设与反思
四十年与七十年
一方面,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新闻无学”的论争进行历史梳理,认为尽管该论争由于客观原因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它实际上起到了拨乱反正、引发新闻学界思考的作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学科建设不无裨益。
另一方面,如果从学术场域的内在逻辑出发,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及其在主流人文社科学术场域中的边缘化,这其中尤以研究方法问题为代表。
造成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规范性问题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价值取向和知识生产传统,二是学科发展和制度安排,它们体现了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学者们对于学术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束开荣,孙彤昕,段世昌,刘海龙.2019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01):6-22
-END-
觅游21全程班
报名咨询单姐任一微信,非好友➕danjievi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