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王"逝世、网民狂欢：为什么人人都关心何鸿燊的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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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作者丨觅游 惊鸿

编审丨觅游 东东学长

排版丨觅游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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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20.5.26），一代“赌王”何鸿燊逝世，从新闻价值的维度，无论是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卓著的社会贡献，还是逝世后“豪门争产”等娱乐性话题都使得“赌王逝世”这一事件充满了猎奇性。

再相较昨日其他社会新闻的相对价值高低来判断，“赌王逝世”无疑成为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的最佳选择。

但无论是央视新闻、凤凰新闻等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澎湃新闻、新京报、南都周刊等新型主流媒体都对赌王何鸿燊的传奇一生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内容都跳脱不出其发家史、家族谱系、家产争夺以及社会贡献，显得相对同质化。

作为新传学子，除了要以敏锐的学术观视角去洞察每一个热点事件背后的新闻学理，还应对事件衍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进行学术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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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生与死的连接

当我们谈论社交媒体时，很少会将它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似乎社交媒体仅仅属于生者之间的交往。

不过，美国科普作家兰道尔·门罗（Randall Munroe）却帮我们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脸书用户会逐渐死去，新的用户也会逐渐出现。

那么，是否会有一天，脸书上的死者账户的数量会超过活着的人？

门罗通过计算，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时间大约会出现在 2065 年。到那个时候，脸书是否会从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变成全球最大的“网上公墓”，也未可知。

这样的答案不仅新奇，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思考社交媒体的新视角——社交媒体可以被视为一种生者与死者共存的线上空间。

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的思想史》当中提到十九世纪招魂术中关于“交流”的神秘洞见，通过蜡烛、巫术等由德布雷在哲学意义上所阐述的“中介”，生者与死者实现了连接与交流。

无独有偶，在今天，线上哀悼这一“去仪式化”的网络文化行为，通过社交媒体这一中介，也将生者和死者连接在了一起。

它为悲痛的表达和疗愈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和争议，诸如“云戴孝”的批评话语将矛头指向了线上哀悼的“虚伪性”。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参加亲人的追悼会时，应该通过何种“悼念”的方式来表露自己内心的“哀伤”？当我们参加的是一位普通朋友的追悼会时，又表露出何种程度的悼念才是恰当的呢？

这种情感的表达其实既是生物性的本能反应，一定程度上的也是策略性的展演。

不难想象，我们的哀（即被感受到的情感）与悼（即被展示的情感），都被社会文化所左右，又被社会规范所制约。

在这一点上，霍克希尔德的观点颇具启发。她将情感比作一种“通货”，而“情感规则”则是其交易流通的指南，每一种关系、情境和角色下应“交付”的情感都在其中被标好了价格。

这意味着，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往往免不了带着处心积虑的痕迹，以及自己无法完全掌握的无奈。

这样一来，“真情实感”也就变得扑朔迷离。即便一个人与他过世的亲人关系冷淡，他也可能会在追悼会上展露出极大的悲伤，相反，即便一个人与他过世的朋友关系亲密，他也可能会在追悼会上自我克制，以免喧宾夺主。

这又导向两个问题：我们的哀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们的悼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的？这种对情感真诚性的拷问，似乎在社交媒体哀悼的情境中显得更加频繁。

人们总是用苛刻的眼光打量他人转发的“RIP（rest in peace，即逝者安息）”，动辄便在心里给转发者扣上一顶“云戴孝”的帽子，同样，人们也会在转发“RIP”前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我到底有多悲伤？我的表达方式是否太过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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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社交媒体哀悼的社会规范

评判社交媒体哀悼行为是否合乎规范，最重要的指标是其真诚性，这一点不难达成共识。

人们的困境首先在于：社交媒体中的用户生产内容往往与随意、外向、轻松等关键词相关联。

而悲痛则被认为是一种严肃、内敛、沉重的情感，这使得社交媒体中的哀痛表达很容易显得不合时宜，以至于有失真诚。

因此，面对社交媒体的哀悼行为，人们往往会拿起“放大镜”来吹毛求疵：

一个人选择哪个社交媒体表达哀悼？他有多悲痛？他采取了何种表达的口吻？写了多长的网络“悼词”？甚至他是否有资格进行哀悼？

首先，社交媒体中的哀悼表达要求一种“边界感”。这体现在哀悼与日常使用行为的区隔。

比如，相比在个人账号上直接公开分享、表达悲痛情感，在哀悼群组中分享逝者信息或参与专门的纪念活动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加入群组中的每个人都是带着哀悼目的而来，显得郑重其事，而个人账号中悲伤的情感和日常“吃喝玩乐”很有可能被陈列在一起，严肃性被大大消解。

其次，哀悼内容的观众也必须有一定“边界”。这一条规范的生成与社交媒体中的“语境坍塌”现象密不可分。

语境坍塌指的是社交媒体用户在表达时往往面对分化的受众群体，群体间的差异被笼统的“联系人”标签掩盖。

在这一背景下，哀悼信息的解码变得很难受发布者控制。用户被要求将悲痛表达限制在特定群体中，否则会被指责为“散布没人愿意看的信息”，其悲痛表达的真诚性也会受到质疑。

另外，哀悼者的身份也是划分哀悼真诚度的关键指标。一般来说，与逝者关系最亲近的人处于等级制中比较高的位置，被赋予更多表达悲痛的自由。

而处低位者则被认作“无权”哀悼，他们的悲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来形容：“被剥夺权利的悲痛”。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中，每逢名人去世，我们总能在微信微博中刷出扎堆的哀悼内容。而为何这样一种不合乎社会规范的“被剥夺权利”的情感表达变得如此普遍？

有研究指出，粉丝表达对明星的哀悼往往绕不开日常生活中有情感联结的“第三人”，在这过程中去世的明星成为社会情感中介。

比如，粉丝在谈到得知明星去世时的感受时总会提到家人朋友：“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他，我害怕他也会消失，那样我就真的孑然一身了”“是我妈妈让我喜欢上这个明星的，现在她去世了，我想到这里就会大哭”。

人们在线上哀悼与他们不相干的明星，而这种表达的背后依然有建立在线下社会关系上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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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范的流动与嬗变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就是社会的产品”，即“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生产模式 ，每个特定的社会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

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出发，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生产体验、空间生产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的“去仪式化”和“再仪式化”的社会行为完成的。

诸如线上哀悼、发红包等网络文化行为都是对传统文化仪式的一种祛魅与挪用，而这些网络仪式其中所蕴涵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内涵，并非是“生而自带”的，而是通过对传统现实社会中的规范进行模仿、再造甚至冲突来逐渐形成的。

事实上，社交媒体中的哀悼“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对线下版本规范的继承，社交媒体的出现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人们对哀悼的认识，前社交媒体时代围绕哀悼的“情感规则”在新情境中依然适用。

比如说，在线下空间中，私人的、偏后台的悲痛表达往往被认为比公开表达

让人觉得更加真诚。这一点在社交媒体时代依然成立，这或许也是“云戴孝”等针对社交媒体哀悼行为的批评话语之根源之一。

当然，除去以上所讲的延续之外，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也为悲痛表达创造了更多形式，同时为我们重新理解、面对悲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首先，社交媒体哀悼区别于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推向了更为公开、公共的层面。

举例来说，线下的哀悼行为往往发生在个别熟人之间的相互慰藉，在社交媒体中，这却很有可能“升级”为群体性的情感支持，例如我们经常看到，陌生用户往往会相聚一起，为逝者点起虚拟的烛火。

其次，社交媒体中的哀悼，因其内嵌了 Web 2.0 固有的意识形态，侧重点有可能会从“表达”转换成为“分享”。

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线上哀悼者的叙事模式，指出线上哀悼实质是一种分享行为。

这种分享让哀悼者可以得到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让他们在群体中感受亲密感，同时又提供了免于与他人直接互动的空间，更好了满足了哀悼者的情感需求，最终达到更好的疗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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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线上哀悼的文化后果

传统哀悼仪式作为某种具有既定形式的象征性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感受、理解其所处的文化，但这一目的之所以能实现的关键在于传统哀悼仪式是在墓地、祠堂、纪念馆等特定空间展开的。

在墓地、祠堂、纪念馆等特定空间中，可以唤起人们的神圣感、神秘感、庄严感、膜拜感等各种内在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对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社会化媒体有意地对传统的 “异质空间”进行“去空间化”处理，这使得诸如哀悼等传统仪式名存实亡，与之相应的情感内容与文化认同功能都随着传统仪式藉以展开的特殊空间的消失而趋于瓦解。

这也正是为何今天“线上哀悼”会以“肤浅”“薄凉”之名为人所诟病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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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许莹琪,董晨宇.社交媒体中的哀悼行为与社会规范[J].新闻与写作,2019(11):49-54.

[2]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5):73-92+127-128. 

[3]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戴维·哈维“空间压缩思想”的当代阐释[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02):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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